产融结合模式综述

产融结合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西方产融结合理论已经较为成熟.我国现代产融结合起步较晚,产融结合概念界定及模式选择仍有争议.本文比较和评价国内外产融结合的概念和模式,提出了新的产融结合定史及模式,并简评我国产融结合特点,提出我国产融结合发展方向.     

产融结合退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参股非上市金融公司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4年发生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参股非上市金融公司事件作为研究样本，对企业退出产融结合的现象进行了探讨，实证结果表明：每股收益越低、资产负债率越高、协同费用率越高、产融结合年限越短，企业越有可能退出产融结合。研究能帮助企业在实施产融结合后更有针对性地关注自身运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也为其建立健全风险监督与防范机制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     

产融关系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产融关系从形式到内容 ,都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革 ,本文对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产融结合模式与绩效进行了分析评价 ,继而为产融结合的高级形态——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发展作了初步概述     

基于资本循环视角的产融结合研究

产融结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产融结合的资本循环过程是流通过程、生产过程和虚拟增值过程的统一.产业资本外溢的过程,也是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化的过程.一定程度的产业资本外溢对整个国民经济有促进作用,但过度的外溢将会导致虚拟经济中泡沫的产生,对国民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GE公司是产融结合的典范,它的发展说明产融结合型的资本循环比单纯的金融资本运作更有竞争力.中国应该从产业政策、资本市场发展、金融混业经营、产融结合型人力资本培育等方面进行改革,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循环创造有利的政策、市场和人才环境.     

我国集团企业产融结合发展研究

我国集团企业产融结合具有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单向融合、深度和广度不断发展、综合金融、投资回报高等特点。产融结合的动因包括：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财务和经营协同、提高企业资本运作能力等。产融结合的风险包括：放大金融链条、主业空洞化、互动较差等。对于产融结合的未来发展,作者建议推行市场主导型模式,建议结合自身优势做专业金融、加强主业与金融业有效融合及互动、控制规模及风险、掌握好进入与退出的时机。     

产融结合的原因、方式及效应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能够降低银行与企业的交易费用,消除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提高交易效率。它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多元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产融结合的发展有助于增强资本积累能力,促进储蓄-投资的转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当前,我国产融结合的发展还不规范,政府应当为产融结合的发展"开绿灯",并从政策、法律上加以支持和规范。     

我国产融结合模式选择的研究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体制不同,产融结合模式主要划分为市场主导型、银行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三种模式,目前对于我国采取何种模式,各方观点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对三种模式的市场条件等因素进行比较,同时分析了我国产融结合的历程和特点,认为作为一种最终目标,我国宜于选择市场主导型模式,将英美模式作为我国产融结合的目标模式。     

产融结合的理论分析

产融结合的理论分析程迅产融结合，即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出于各自的需要彼此融合，互相渗透，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极为普遍的银企关系模式。纵观本世纪以来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史，银行和企业在自身巨型化、集团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融合而形成“金融资本”，在经济中发挥举足...     

产融结合、高管团队特征与创新效率

选择2010—2018年投资非上市金融企业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SFA模型实证分析了实体企业产融结合与创新效率的关系,并重点考察了高管团队特征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实体企业产融结合可显著提升营收创新效率,但会损害其研发创新效率;企业高管团队越高学历化、年轻化、男性化,越倾向投资金融企业,实践产融结合;在产融结合与创新效率的关系中,高管团队特征存在显著的不同程度的调节效应,不同高管团队特征的企业,产融结合与创新效率关系呈现不同的规律。     

中国资本市场当前的发展与风险

“金融抑制”理论认为,一国的金融发展和深化有利于推动其经济的发展。但次贷危机表明,金融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过度发展也会放大风险,从而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因此对资本市场发展及其风险需要重新审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需要资本市场发展来满足其金融需求,但这种发展本身所带来的风险也不可忽视。本文利用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从投资者结构变化、上市公司结构变化、金融创新、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四个方面浅析了我国资本市场当前的发展态势及其在当前的制度建设下可能引致的风险,由此得出了四点结论和启示。     

从资本外逃角度看我国金融危机的防范

本文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资本外逃在有关国家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成因,测算了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复杂,资本外逃的途径也是五花八门,手法繁多,并对国内经济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我国治理资本外逃的对策,应是标本兼治,既要建立健全长期内消除资本外逃的制度环境,又要在短期内构筑和完善资本管理的办法,加大对非法资本外逃的打击力度.     

当代国际资本流动:风险与对策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和趋势。在推动经济全方位发展的同时 ,也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冲击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 ,探讨了我国利用和管理国际资本流动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我国防范风险和管理国际资本流动的对策选择     

论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趋势

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是当前全球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指相对独立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日益融合形成的统一市场网络组织结构体系。表现为市场组织形式的全球网络化 ;筹资主体的国际化 ;投资者的机构化及投资活动的国际化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 ;同质的金融资产价格趋同化 ;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混业化和全球化。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降低了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 ,提高了市场效率 ;为一些国家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与国际储备的保值增值提供了便利条件 ;有利于长期资本的优化配置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同时也使各国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有效性降低 ;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增大 ;金融监管面临新的挑战     

论西部地区资本形成的制约因素与资本市场的发展

资本形成不足是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低,投资收益率不高,金融抑制,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制度创新不力,区域开发成本高等限制了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发展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地促进西部资本形成.政府推动、金融主导、法制规范是发展西部资本市场的主要措施.     

中国资本市场未来10年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政策重心

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在规模、结构、功能和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值的市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与日俱增的重要作用。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面临的市场结构因素和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10年(2011—2020)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以上海—深圳资本市场为轴心的中国资本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市场增长极,并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全面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重心会发生重大调整,将从以需求政策为主向供需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转变。     

国际金融危机语境下的中国资本市场法制改革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重创世界各国经济,其不利影响仍然在向纵深方向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存续了近二十年,其问也发生了很多金融风渡和震荡,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而在此次的全球金融风暴中,尽管我国经济受到的影响相对缓和,但是进行金融市场的法制改革要求已经迫在眉睫.我们要建立对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监管的制度体系,要正确处理好中国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要在金融现代化的条件下,制定符合市场理念的现代金融法制体系.这要求我们不仅要立足中国现实,同时更要借鉴国外资本市场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其核心在于中国资本市场要符合市场经济的理念,要建立新型的市场创新体制,尤其是市场交易制度的改革创新.     

地下资本流动的相关问题研究

地下资本流动是开放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不同的方法进行估算,可以发现这一问题对于我国而言,已经不容忽视。地下资本流动干扰了基础货币投放,破坏了金融秩序,放大了金融风险,也助长了腐败行为,必须有针对性的加强管理和引导。     

金融恐慌时期资本管制的历史经验——以大萧条时期中国的币制改革为例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由于是唯一的银本位国家,受到的外部冲击不同于其他国家,直到1934年6月才发生金融恐慌。为了摆脱金融恐慌,政府1935年6月进行了币制改革,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也为此放弃了外汇管制。这场特殊的历史经历表明:外部资本的大量涌入很可能会对一国经济和金融造成不稳定的影响;内部金融体系风险管理机制的缺乏和政府不适当的经济政策也会对一国的经济和金融造成严重的冲击。在今天人民币升值的形势下,仍需以史为鉴,在资本管制上采取适当措施以防范国际资本流入和金融系统监管不善带来的危害。     

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资本流动与惯性效应的作用

文章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本流动活性和惯性效应在一国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一国的投资流出或流入水平越高,该国的证券市场交易量越大,其金融市场越发达,该国越容易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反之,一国的资本流出或流入水平越低,其金融市场发展越迟缓,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难以形成和巩固。此外,前一期股票、债券市场规模的扩大,能够进一步促进当前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因此一国应该有效利用原有的金融基础,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惯性和溢出效应,进而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并确保其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