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中的人文主义追求——美国20世纪课程观演变研究

从杜威的实用主义课程观开始,美国课程研究在对科学理性的反思发展中,在20世纪诞生了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社会改造主义以及概念重建主义和以多尔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主义追求意识,反映了美国现代课程观从科学主义向人本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向科学人本主义的演进。这些课程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为我国大学课程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宝贵和重要的经验。     

纯粹精神的守望者──西方现代派绘画的审美品质

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社会之际,西方现代派绘画将提供给我们可贵的历史与现实参照。文章着重论述了现代派绘画的审美品质及其与人本主义科学主义思潮的对应,提出现代主义绘画的美学特质就是对绘画的“纯粹精神”的本质主义追求。     

启蒙主义的超越——五四后期陈独秀文化观的流变

五四后期,陈独秀逐渐疏离了他曾热烈信奉的启蒙主义,放弃了“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和“以科学代宗教”的科学主义的主张,转而倡导整体主义的人生观和以耶补儒的文化观。陈氏的思想转变是文化冲突和时代矛盾的折射,它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启蒙主义文化模式的限度,也表露了新文化运动之价值重建的困局。陈氏对启蒙主义的疏离和超越,成为其改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契机。     

20世纪末我国文学颓废主义论纲

我国 2 0世纪末文学中的颓废主义发端于文革时期 ,80年代后期以降获得发展。它崇尚非理性主义、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 ,是新的时代、新的理性在艰难困苦中受孕的朕兆。它受到了生命本体论、形式主义文论的支持 ,其哲学基础是新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以及我国佛道文化中的某些传承。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立法思想、刑事立法原则和司法制度亦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受人本主义精神之影响,贬低神学权威,重视人的生命及价值尊严,强调人的重要性,折射出中国传统法律缓和社会压力、追求和谐及"以人为本"的理性之光。     

论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

文化哲学的最高问题或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对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文化哲学派别的根本标准;文化哲学基本问题从属于哲学基本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哲学基本问题。文化哲学可分为:神文主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三大基本派别;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已成为当代文化哲学的两大主要流派。     

文化的哲学反思:本质、形态及雅俗

文化的本质关乎人的自由,它与自然、野蛮、质朴相对应,体现着人的解放和自由。文化的创造就是人类的自我解放活动,就是人的自由之路。根据马克思人的发展的三形态理论,我们可以把文化发展的过程概括为三形态,即"神道主义文化""物道主义文化""人道主义文化"。"神道主义文化"追求对神祇的歌颂、赞美,用来表达人对神的服膺和崇拜。"物道主义文化"表征了人对物的渴望与占有,彰显着人的感性欲望。"人道主义文化"则直接从人自身出发,高扬人的精神,追求人的自由个性发展。文化还有雅俗之分。雅文化一般指文化发展形式较高、较为发达的文化,是成熟的、完备的文化;而俗文化则是不够成熟和不够完备的文化。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哲学思考

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是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人的解放的思想,在马克思理论的不同领域和不同发展时期都有所体现。从根本上讲,人的解放程度是和人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实现人的解放就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人对某种束缚的挣脱或对某种限制的超越,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总结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不仅革命性地建立起了新的哲学理论,而且实现了从人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实现了从追求人的精神解放到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目标的转变。这一思想使马克思终身为之不懈奋斗,并且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宗旨。     

现代西方德育理论概述

现代西方德育理论以批判传统理论为起点。２０世纪初,由杜威倡导的进步主义德育理论,以柯尔伯格为代表的认知学派等,都是对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产物,以永恒主义、要素主义为代表的新传统德育理论,又以重振传统德育为己任,从而引发了传统德育理论与反传统德育理论之争。现代德育观念在理论渊源上与两大哲学思潮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德育理论的哲学基础,无论是人本主义,还是科学主义,都存在偏颇之处,为了满足现代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当代德育理论必须要寻求两者的平衡和融合。新德育理论是在不断地总结和借鉴传统德育理论和现代德育理论各自的理论基础和长处的基点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在分析现代西方德育理论时,一方面要批判其阶级实质和历史局限性,同时,也必须借鉴和汲取其合理内核,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德育理论     

两种艺术品格:中国的“酒仙”与西方的“酒神”

本文通过比较中西饮酒诗,论证了二者在思想主旨和艺术特质上的不同所在,并以此发掘出中西诗人在文化心理结构上的深层差异。文章认为,同是饮酒诗,在中国,因文人的隐士思想根深蒂固,表现为一种“酒仙”精神,其风格冲淡、平和;在西方,则因诗人具有追求肉体或精神“沉醉”之渊源,表现为一种“酒神”精神,其风格高张、狂放。     

从《文心雕龙》的理论主旨看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

对创作主体心术情性的陶冶与培育，是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主旨，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中国儒家的心性义理之学固然有其封建性和保守性，但在摒弃了传统儒学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的种种僵化、保守、反动的糟粕之后，还是有其现代价值和积极意义的。儒家仁德、仁政的理想，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仁爱、诚信、忠厚、朴实、节俭、勤劳、清廉等等高尚品德，是守护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家园。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社会上物欲横流、唯科学主义盛行、人文精神滑坡以至缺失的今天，其越发显现出不可磨灭的光华。     

从面子礼貌体系角度探析中西方面子观的差异

面子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介绍Penelope Brown和Stephen C.Levinson的面子礼貌理论,据此阐述中西方维护面子的差异:中国文化倾向于对正面子的维护,西方文化偏重保全交际者的负面子。从历史、价值观体系角度分析造成中西方面子观差异的根源:中国文化中面子观根植于群体意识和儒家文化,而西方文化中面子观受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契约精神的影响很深。在跨文化交际日益增加的今天,要尽力避免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冲突,使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     

文化多样性的思考

我们在文化战略上应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在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广纳天下之精华,不断发展民族文化。未来的世界必将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或统一,也就是东西文化精神的结合、融合和整合。     

管理理论的文化融合与转型

西方管理文化的局限性表现为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人文精神的忽视 ,东方管理文化的局限性则表现为科学理性的缺陷。要建立我国科学的管理理论 ,应克服东西方管理文化中各自的局限性 ,以唯物史观的哲学文化发展观为理论基础 ,吸收西方管理文化中的合理成份 ,挖掘我国管理文化中的精华 ,进而实现自身的文化转型与更新。     

作为文化理论的文学理论——以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为例

在当下中国文艺学知识转型和范式转换的视域中,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是一次重要的话语实践。其突出特点是,在深度反思当下中国文艺学危机的基础上,将话语分析作为重建文学理论的新"入口",进而运用西方文化理论将文学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然而支撑其理论框架的历史主义文学观并无实现可能。     

略论自然思维与具体的诗学精神

在具有比较性质的文化沟通中,"自然"一词在中西文化文学中频繁出现,构成了文化话语实践中"共同的"意义单位.这种在各自文化语境中的"共同性",往往又构成了理解的起点,既决定了各自文化文学的形态,又以各自的方法创造世界和规范人在精神和实践领域的行为和话语表现.由于中国传统思维中所固守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力,其所成就的是一种感性具体精神,而西方则由其超念的思维模式,所成就的是摆脱或征服一切特殊性的从而在范畴中、在上帝和彼岸世界里实现自我合一的内在同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精神

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什么,至今缺乏统一而科学的解说和全民认同。笔者认为,民间文化中到处都洋溢着的"生生不息"的意识,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然而民间文化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始终没有得到人文学术界的阐发和重视。因此对优秀民间文化加以抢救和保护是十分有必要的。胆是,一些不法之徒盗用民间文化的名义,装神弄鬼、打卦算命、图财害命,这种种行经,则与我们所要保护的民间文化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文化寻根与精神理想的探索--张承志文化小说分析

198 5年前后 ,“寻根文学”的兴起 ,为张承志小说的文化寻根与精神理想的探索提供了广阔的文学视界。作家以艺术的笔触深入到历史深层和民族的文化内核 ,去探究民族文化的审美价值、精神特质和人文理想。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关系的历时性探析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共同源于文艺复兴运动,在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两者开始分裂和对立。萨顿、罗蒂和阿佩尔对两者的对话和融合作出了探索,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协调发展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总的趋势。     

从假洋鬼子到旗袍:中国近现代租界与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

不同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突显西方殖民文化的话语霸权，普拉特“接触区”理论和霍米·巴巴“居间”空间理论都强调了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中国近现代租界就是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接触区”或“居间”空间。异质文化冲突有不同应对方式，暴力冲突是历史上常见的但并非唯一应对方式。假洋鬼子和旗袍作为租界新型混合性文化的产物，因其双重文化身份成为联结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纽带，为中国本土文化社群所利用，以此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本土文化社群将对西方文化的消极文化接受转换为对本土文化的积极文化输出，保持了自身的地位，从而在中西文化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其实质是非暴力的文化抵抗和温和的文化合作。这是中国文化在不平等跨文化交流实践中形成的应对策略，对于拓展后殖民理论和推动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于其他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文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均具有某种范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