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利益角色分析

毒品问题对阿富汗战后重建及其国计民生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根深蒂固的和难以消除的。阿富汗地方军阀和毒枭乃至政府、地方官员和警察在毒品问题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美国在毒品产业中的利益以及侧重反恐的总体战略导致其在阿富汗毒品问题中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塔利班在毒品活动中获益相对有限;恐怖主义与毒品问题之间的联系并非传统认为的那么密切。     

“后阿富汗战争时代”阿富汗政治稳定发展研判:国家治理的视角

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阿富汗启动了制度转型历程,实现了对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内部的制度结构以及三者之间耦合关系的建构。阿富汗国家治理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尽管在改善政治环境、加快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秩序恢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仍未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主要表现是政治权威性不强、经济畸形发展、社会动荡不安。从国家治理的视角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战后阿富汗重建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而且可以对2014年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政治稳定发展前景予以研判。     

阿富汗塔利班崛起与南亚地区秩序重构北大核心CSSCI

长期以来,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形成了“三角博弈”的关系。塔利班重掌政权对于周边地区的外溢效应日渐显现,“三角博弈”在内部张力和外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开始呈现新的特征。在美国等外部力量撤出南亚的背景下,塔利班以独立和自主的姿态参与地缘政治博弈,巴基斯坦的地缘环境得到改善。南亚地缘政治和力量对比由此呈现出动态平衡的局面。塔利班的崛起刺激了南亚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并使难民问题、毒品问题等进一步外溢到南亚地区,导致地区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安全问题与地缘政治相互作用,使上述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南亚国家进行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如今,南亚地区的自主性增强,外部干预减弱。地区国家需要通过合作超越零和博弈,化解安全挑战。     

奥巴马政府：跟塔利班换囚,跟共和党吵架

6月1日,很少公开露面的阿富汗塔利班领导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发表了公开声明,＂对整个阿富汗穆斯林国家致以衷心祝贺＂。当天,被塔利班囚禁5年的美国士兵鲍·伯格达尔重获自由,作为交换,美国释放了5位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塔利班领导人。     

论后塔利班时代阿富汗的政治发展——从政治文化维度的探讨CSSCI

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制约。现代性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政治发展,而守旧落后的政治文化则阻碍政治发展。"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和北约盟军一道出兵阿富汗,暂时打垮了塔利班政权。尽管阿富汗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建立了民主政府,但却仍然是一个政治不稳定、经济畸形发展的国家。本文探究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政治文化的维度分析阻碍后塔利班时代阿富汗政治发展的原因。     

论新时期巴基斯坦的主要战略困境

在南亚地区,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等强国,巴基斯坦面临着新旧战略困境交织的局面,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追求。究其根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印巴安全困境的延续、阿富汗反恐战争导致的国家西北边境地区的＂塔利班化＂趋势、巴美反恐同盟困境的历史再现,以及弱国家特性的显现。由此也决定了巴基斯坦需要放眼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新现实而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与手段。     

政治伊斯兰影响下的阿富汗伊斯兰教育

政治伊斯兰是指把伊斯兰教作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以达到某种目的。从20世纪50年代政治伊斯兰登上阿富汗历史舞台时起,教育就成为其争夺的重要领域。本文在回顾政治伊斯兰在阿富汗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梳理了达乌德时期到后塔利班时期政治伊斯兰影响下的阿富汗教育。政治伊斯兰对阿富汗教育发展的深远影响值得关注。     

对零包贩毒危害及惩治对策的法律思考

甘肃省遭受毒品的危害,早见于清道光年间末期。到建国前,由于地方军阀鼓励种植罂粟以充军饷,甘肃省内的武威、临夏、定西成为盛产罂粟的主要地区,由甘肃出产的鸦片"肃土",也曾是旧中国"三大名烟"之一,而恶名外扬。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三年时间,就一举将祸患百年的烟毒禁绝。近年来,由于受国际毒潮的侵袭和国内毒品消费的影响,我省的毒品犯罪活动又死灰复燃,尤其是毒品零包（每包约为1/15-1/10克海洛因）贩毒大量冒出,遍及城乡,进一步加剧了我省的毒品严峻形势,所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表现在：1形成了与大宗贩毒相配套的贩毒销…     

塔利班的心理战

《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和郝洲三度前往阿富汗,他们是阿富汗战争——这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战争的亲历者与见证者。特别是第三次阿富汗采访期间,两位记者对正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地区向塔利班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美国陆军第101空中突击师进行嵌入式随军采访.     

塔利班试图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内涵与挑战

塔利班的再度崛起引发世人关注。相较于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执政，塔利班再次追求的伊斯兰国家有几个内涵：其一，坚持伊斯兰教法统治是基础；其二，坚持酋长国而非共和国是国体；其三，发挥宗教学者和专家委员会作用是新的支柱；其四，完成“伊斯兰宪法”制定的尝试；其五，在妇女、少数族群权利保护和言论自由领域的让步则体现其伊斯兰国家的顺势变化。不过塔利班建立伊斯兰国家仍需要面对四大挑战：能否完成对阿富汗各政治力量的统合；能否找到阿富汗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的治理方式；能否避免美国的二次干预并借此赢得国际社会的法理承认；能否克服自身在民族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帝国之间选择困惑的两重性矛盾。本文认为，需要关注塔利班再次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世界意义。     

美国全面调整阿富汗政策及其影响

阿富汗战争已历时十年之久,美国因深陷阿战国力严重消耗,其振兴国内经济的目标也未实现.鉴于此,奥巴马政府再度大幅调整阿富汗政策,在阿战略重点由“反恐至上”转为“地缘优先”,并出台“新丝绸之路”计划,采取措施推进中亚、南亚一体化,召开多轮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加速阿富汗重建进程.在美国推动下,阿富汗形势面临重大拐点,并将对该地区安全及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When parents use drugs: key findings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parenting and children in Iran

This paper reports on the finding of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on drug dependency and parenting in Iran. This study is qualitative in nature; data were obtained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was used to guide the analysis. Interviews with 41 opium‐ and heroin‐dependent parents selected from a treatment centre in Rasht, Iran provided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impact of drug dependency on parenting. The study focused on drug dependency and parenting and explored the links between them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drug dependency on parental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parental drug dependency affects various aspects of parenting, including children’s material needs and basic requirement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the disciplinary strategies of par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ldren’s material needs and basic requirements may be overshadowed by parents’ drug dependency. It was also discovered that abuse of children by drug‐dependent parents was manifested in three major forms.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bonds within families of drug‐dependent parents tended to weaken and that control over children almost disappeared in many cases.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programmes should be offered to the children of drug‐dependent parents.     

阿富汗问题三十年（1979～2009）：地缘政治、民族与宗教

三十年来（1979～2009）,阿富汗一直处于战争与动乱之中,阿富汗人民也饱受战乱之苦。阿富汗的战乱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地缘政治、民族与宗教无疑是影响阿富汗局势的三大主要因素。本文试图从地缘政治、民族与宗教三重视角解析阿富汗长期战乱的原因,以探究事件之本源。     

论阿富汗重建与南亚地区的安全建构

历史上,阿富汗与南亚地区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前者成为影响南亚地区安全的关键因素.阿富汗重建以来,印巴两国在阿富汗影响力的扩展、反恐与民族和解,以及跨越阿富汗的地区合作等领域各有所长,并进行着激烈的博弈.阿富汗问题也因此与印巴冲突产生级联效应,对南亚地区的安全影响甚大.印巴两国在阿富汗“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印巴交往的文明化对于地区安全与合作、阿富汗重建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冷战中的合作:美国与联合国《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修正(1969—1975)

面对罂粟和大麻非法种植,特别是海洛因非法生产和贩运的不断扩张,美国政府力图进一步完善麻醉品的国际管制。它从最初希望制定新的鸦片公约,到选择提出《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修正案,再到美国国务院通过寻求国际合作,借助麻醉品委员会、经社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积极吁请,最终成功地推动《修正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的通过和正式生效。这不仅是美国毒品外交成功运作的例证,而且是国际社会通过合作强化全球禁毒体系的重要见证,更是冷战趋向缓和的一个缩影。     

巴基斯坦反恐任重道远

近两年来,巴基斯坦恐怖袭击地域范围有所扩大,发生频率、参与人员和打击目标等方面也有新变化。巴基斯坦塔利班活动方式与人员构成复杂性使恐怖活动不断升级,政府反恐行动收效甚微。由于全球反恐形势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自身特点,巴基斯坦反恐具有长期性,任务艰巨。而美国的阿、巴新战略又使巴基斯坦反恐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中阿建交问题探析

1950年1月12日,阿富汗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达了建立阿中双边外交关系的愿望和建议,但其后不久却又以国内财政困难为由单方面地搁置了建交进程.当然这里自然有反映其国内实情的一面,而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值得深究:一方面,当时的阿富汗政府虽继续坚持中立政策,但把加强阿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美国为遏制苏联,加强了对阿富汗的拉拢和渗透.因此,阿美关系日益发展.在美国孤立、封锁、包围新中国的大形势下,阿富汗出于维护其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暂时搁置了中阿建交进程.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阿富汗国内政局的变化和阿美关系出现裂痕、阿苏关系不断改善、中国积极推行睦邻外交政策以及此一时期中印正处于“蜜月期”等综合因素,导致中阿建交进程开始出现转机.经过一系列政治对话和外交谈判,1955年1月20日中阿发表建交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成为其后几十年中阿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的历史起点.     

论侵华日军对南京的毒品毒化政策

毒品毒化政策是日本侵华期间推行的一项丑恶而阴险的殖民政策。南京地区是日本当局推行这项政策的最重要而典型的地区之一。日本推行毒品毒化政策,主要依靠三大手段:第一,通过在华中地区建立与组织严密的贩毒机构网络,将南京置于其中并成为重要的一环;第二,指使与操纵伪政权,成立鸦片管理机构,努力使鸦片贩卖与吸食公开化、法律化;第三,通过种种卑劣手段,诱使中国民众吸食毒品,并控制中国烟民。通过这些手段,日本掠夺了中国人民大量财富以满足其侵略战争的需要,并直接导致南京人民日益贫困、道德败坏、犯罪率上升等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