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建房行为的动力——基于江西宗族型村庄的调查

基于对江西宗族型村庄的调查,分析农民建房攀比行为的动力。在宗族型村庄,农民建房行为受家族观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生育观和建业观,这构成了农民建房行为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后,村庄形成相对平均的社会分化网络,而农民也逐渐形成个体责任观,即家庭经济状况由个人负责,于是每个家庭都有着追求家庭优越地位的冲动。实现村庄社会分层的向上流动构成了农民建房行为的外在动力,两者通过“争面子”和“保面子”的面子运作在村庄形成将所有人都裹挟其中的“形势”。     

互动型治理:农村垃圾分类机制建设的逻辑阐释

农村环境治理是多方主体不断互动、反复磨合的复杂协商过程。浙中农村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在地方政府行政命令的影响下开始实施,符合国家环境治理的大政方针,却不一定满足农民的“口味”。在村干部等地方精英的支持与引导下,通过村庄内部的组织引导与管理方式创新,促进农民养成垃圾分类的行为习惯,并根据实践经验来调整地方政府的垃圾分类政策,最终形成一些符合农村社会、具有操作性的垃圾分类制度。浙中农村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不仅是地方社会垃圾分类机制设立、调适与完善的过程,也是农民在垃圾分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塑造分类行为的过程,还是地方政府、村干部、村民在权力关系与社会关系作用下相互妥协的一种结果。     

农民分化与村庄社会整合

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农民经济分化有关,但高度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产生阶层分化。发生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分化受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形成了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村庄社会整合机制体现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结构,为村民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规范;以集体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强化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与村民的利益关联;以公共生活为载体的媒介机制,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空间,形塑互助合作的阶层关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基础,通过对个体的行为约束维护村庄公共秩序。村庄社会整合的四重机制通过维护村庄公共性弱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区别,重塑了一个稳定有序且有活力的熟人社会秩序。     

中国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及其论争

文章从建构论视角来探讨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认为不存在普遍的、超历史的农民行为逻辑,农民的行为逻辑是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由“国家-社会”具体地建构的.有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型式,就生产什么样的农民行为逻辑;对农民行为逻辑的分析,不能局限于村庄或乡村社会,必须放宽视野.只有放置在特定的历史处境中,或特定的“国家-社会”场域之中才能把握农民行为逻辑的“逻辑”.作者依次以传统社会、集体化社会、个体化社会为例,论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是如何建构农民行为逻辑的.     

不同类型村庄村民公共参与之差异——以浙江省的三个村庄为例

村庄经济发展和农民分化方式是影响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变量.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的自主发展中,原来同构性的农村社会已经多元化,不同类型的村庄具有各不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农民分化方式,并因此造成村民公共参与的动机和目的、行为和态度、参与精英的构成等方面的种种差异,呈现出极度的非均衡性和多样性.所以,理论研究和治理实践都应当从这种非均衡性和多样性出发.     

项目造“点”与村庄精英更替 ——以广西陈村为例

政府以“联系点”名义推动的项目制实践对基层治理结构产生了新的要求。旧精英及其所依赖的日常治理方式难以适应项目造点的治理需求,新精英凭借其掌握的经济资源和暴力资源充实了村庄治理的权力结构。在项目造点的治理逻辑之下,政府的介入和主导抑制了新旧精英更替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冲突,维持了精英更替的平稳,减少了权力结构的耗散。新旧精英的更替实际上通过“共谋”的方式表达,并促成了基层政府以项目为中心的治理目标的实现。由于精英更替的不可逆性和悬浮性,随着政府行为退出和利益输送中断,村庄日常治理可能面临去政治化的困境。     

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民的行动逻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家族主义角度认识

农民的行动逻辑,受其文化所制约,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族、家族主义。宗族、家族主义是传统农民为解决与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合作与行动单位——家庭的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形式(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与传统文化自洽获得成功;高级形式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失败源于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因此,在目前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条件下,在传统社会的巨大惯性下,“新农村建设”应以自然村(村庄)为承接基础。     

城镇化背景下乡镇政府在“村庄合并”中的职能转变

"村庄合并"是现阶段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确定:"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正在各地推行的"村庄合并"不只是简单地村庄拼凑及组织的集中化,而是农村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活动、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一进程中,乡镇政府作为离村民最近的政府起着主导作用,但也存在一系列失范行为。因此,如何正确定位其在村庄合并中的职能,确立其权力行使范围,对于其更好地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保障农民在村庄合并中的合法权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农民“反行为”何以可能?——以产权认知与物的分类为视角

河东村农民中盛行的偷盗铁矿石、私自开铁矿等"反行为"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在对铁矿归属的认定上,农民的观念与法定产权之间存在冲突,即农民具有独特的产权认知。进而,这一产权认知嵌于农民在日常实践中形成的"物的分类"图式,而这一图式是塑造农民行为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可见,农民认知与行为方式受到地方性知识与内生秩序的影响。我们必须超越理性小农和生存伦理的假定,在特定文化情境中揭示农民的行为动因,以其本土实践来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     

经济社会变迁与农民伦理变革:湖北S村农民合作的个案研究

接续韦伯命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的影响的争论,以湖北S村为关键案例,考察在农业经营结构改变的前提下,小农的心理境况经历了怎样的变动,其如何与国家、地方政府、村级治理组织及民众互动,以及在此前提下,农民合作的产生、机制及其担纲者等问题.案例显示,村庄政治能人虽然能以对政治逻辑的熟练把握吸引国家外部资源注入,但是当其将政治逻辑导入村庄内部时,导致了村庄社会团结的瓦解与村庄秩序的紊乱.而浸没在社群伦理之中并且深谙农民合作在市场中重要性的民间精英,则一方面将个体农户带入现代市场,另一方面又能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自觉维持社群伦理、维护社区利益.S村案例提供了经济社会变迁下农民伦理变革一个解答,也暗示了宏观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以及伦理秩序、集体意识变动的可能影响.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动机分析——基于对闽西M村的个案研究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是基于不同的动机,其中包括主观性动机、客观性动机、功利性动机、价值理性动机、物质性动机、非物质性动机、个体层面动机、村庄层面以及宗族层面的动机.在熟人社会中,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不纯粹是为了经济理性和客观利益;生活在熟人社会网络中的他们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闽西M村村民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性活动中达成合作的事实表明,公共物品的供给有利于建构村庄的秩序.     

村庄类型与农民公共精神的差异性呈现——胜利村、南坝村和十里村的比较

根据村庄社会关联形式和性质的不同,分别从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关联度评价、村庄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意愿和价值评价、对待村规民约的态度、对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行为及村民日常生活中寻求帮助的方式选择等维度对胜利村、南坝村和十里村三个村庄农民公共精神表征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关联程度和性质不同的村庄农民公共精神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农民对公共事务的态度、价值认同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行为都高于社会关联度相对较低的村庄。因此,建议通过加强对农村社会公共文化生活的重构,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与公共理念。     

乡土场域的信任逻辑与合作困境：定县翟城村个案研究

分散的小农必须合作起来才有出路,这在理论上已为学界所公认,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但在实践中,农民往往难以合作。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这一困境,但都忽视了信任这一重要因素,因此难以解释农民合作中的种种复杂、甚至矛盾的实践。文章从转型期乡土场域中特有的信任逻辑出发,探讨农民特有的合作理性,而这些合作理性解释了我们在合作实践中遇到的种种困惑。乡土社会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关系形态锻造了小农特殊的信任逻辑——差序信任和具象信任,而当前传统村庄的急剧转型使得乡村社会的信任结构发生失调,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民特有的合作理性和合作行为。     

熟人社会的性质

从村庄经验层面来考察熟人社会的性质,熟人社会的基础是"自己人认同",其现实表现是人情、面子、信任与规则.与费孝通先生关于"地缘"的论述不同,笔者认为地缘关系也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形成"自己人认同",进而完善其熟人社会的性质.由此,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可以形成不同的熟人社会组织形态,但是两者发生作用的机制重点却不同.在河南董北村,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己人认同"非常强烈,所以影响农民生活的重要机制并非内部化机制,而是"内部人行为机制",这是因为农民要面对家族大小和姓氏区分的问题,在熟人社会圈和"自己人认同"的框架中如何行为就是农民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在贵州聚合村,熟人社会形成的基础就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情往来的进行,这种低成本普遍性的人情往来强化了农民的"自己人认同",这是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相当重要的"内部化机制".地缘关系不注重家族的大小和姓氏的区分,重要的是如何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转化为自己人,当"内部化机制"完善以后,村庄社区就具有了熟人社会的性质.如此,熟人社会的二维框架就可以作为分析众多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基础.     

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下大众羊群行为的演化模拟及行为族现象

基于行为的传播性和保持性,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下的大众羊群行为利用元胞自动机进行了模拟.从各类行为者均匀混合的初始条件开始,得到了非常接近社会实际情况的行为族现象.研究结果表明,只要各种行为的比例相差不过于悬殊,羊群行为并不能导致许多行为的消失而使群体中只存在一种行为,而是许多类型的行为以行为族的方式同时存在.     

农民的非理性环境行为及其归因

农民在采取环境行为时不是完全理性的,他们是有限理性的环境行为者。从社会成本和长期效用出发,农民的非理性环境行为是指那些破坏或不合理利用环境的行为。造成农民非理性环境行为的原因,存在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解释角度,如以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为解释视角,这些行为是农民自身、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本身三者作用的结果。     

论农民利益表达长效机制的构建路径

当前农村社会的利益分化不断加剧,农民作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意识日趋强烈,利益行为的社会效应有所增强,但由于现阶段利益表达机制仍不健全,由利益问题引发的矛盾较为突出,因此,必须构建和完善农民利益表达的长效机制,从制度、经济、文化、载体等方面采取措施,为农民利益表达行为的良性健康发展奠定必要基础。     

富人治村与基层秩序稳定——基于珠三角农村的经验调查

富人治村作为基层政治秩序的内在实践机制,是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珠三角地区基于宗族性村庄社会结构形成了回馈型富人治村,即富人治村产生于村庄秩序难以维持的结构性需求,呈现出较强的回馈性特点.富人治村的动力在于通过“回馈”村庄获得群众认可从而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村庄强社会关联与充裕的集体经济共同维护富人治村的公共性,避免了村庄治理的异化.富人治村通过精英整合、组织结构整合与党员激活重塑基层政治生态,型塑了基层秩序稳定与村庄政治融合.珠三角地区的回馈型富人治村对于理解基层秩序生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企业式家庭农场

在政策与市场的推动下,以改造传统农业为目标的企业式家庭农场应运而生。企业型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方式具有如下特征：高资本技术要素、大规模专业化经营、集约化生产管理及企业化的市场销售和风险规避方式,这完全符合政府对现代农业的期许,因而常常被树为典型。但是,因为在发展中要求较高的环境、面临较大的风险,企业式家庭农场只能是少数精英农户的选择,大多数小农无法走通此路。因此政府不应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完全寄托于企业式家庭农场身上,大量存在的小农、中农等多元经营方式作为现代农业基础,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农村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庄治理

对闽、赣、湘三地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探讨土地流转背景下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形成机制和村庄治理参与行为.分析发现:土地向规模经营主体的集中,规模经营主体的身份符号和对占有资源的策略化利用,村组织衰落和土地流转后村庄常住人口的减少等因素,推动了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崛起.新土地精英具有参与村庄治理的历史必然性和主观需求性.但应当注意,新土地精英的崛起和村庄治理参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需从加强规制入手,既发挥新土地精英作为治理主体的功能,又要避免其对村庄公共资源的攫取,以有效解决或缓解农村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