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与西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五大生产部门CO2排放量的指数分解分析

西部地区目前处于西部大开发第二轮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碳排放问题日渐严重。本文基于1999-2010年西部地区五大生产部门的CO2排放量的指数分解分析,以探寻西部碳减排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发现:(1)经济规模每增长1万元,CO2排放平均增加2.97吨。其中,运输业经济规模的边际CO2排放量最大,是最小的商业的10.65倍。(2)平均能源强度在12年间下降24.67%,但运输业的能源强度呈现高位缓慢上升趋势。(3)能源结构重型化略有加重。其中,工业和运输业的能源结构重型化最为严重,但均呈现高位上升趋势,尤其是工业,其碳排放密度效应最为显著。(4)经济结构重型化处于加重阶段。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CO2排放平均增加4.89MT(百万吨)。     

中国经济和能源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是影响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主要政策因素.从一次能源人均碳排放量和终端碳排放强度也即单位GDP终端碳排放强度两个视角分析中国碳排放强度,采用Divisia指数分解模型对碳排放强度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因素和能源政策因素在不同时期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作用和贡献率是不同的.从人均碳排放而言,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发展和能源效率的提高,1980-2012年人均碳排放量提高了309％,增加了4.7t CO2,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均碳排放增加,贡献率为215.7％,而能源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降低人均碳排放的作用,贡献率为-113％.从终端碳排放强度分析,1996-2012年,碳排放强度降低了52％,其中能源效率的提高作用最大,贡献率为106％,其次是能源结构的改变,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提高了碳排放强度.     

陕西省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基于陕西省相关统计数据,计算了2005~2013年陕西省交通运输业以及各种运输方式的碳排放量,通过构建LMDI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运输能源强度、运输结构、交通运输业发展水平对陕西省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认为,运输能源强度的提高抑制了陕西省交通运输业碳排放量的增长,运输结构对陕西省交通运输业碳排放量增长的贡献力度不大,陕西省交通运输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影响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农村碳排放核算及分析: 1999~2010

采用能值转换法、排放参数法和农田碳排放综合核算法定量核算了1999～2010年中国农村碳排放量。然后采取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建立因素分解分析模型,将影响农村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为碳排结构、碳排强度、产能效率和经济增长四大因素,通过模型分析了各因素对农村碳排放量的影响值和影响率。结果显示,在1999～20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农村碳排放量保持增长,经济增长和能源结构是推动农村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碳排放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减排压力要求必须发展低碳经济。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中国(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通过结构分解考察10种因素对中国1995—2009年碳排放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995—2009年我国碳排放出现大幅增长,从2721.51百万吨(Mt)CO2增至6213.38Mt CO2。在国内影响因素方面,能源密集型部门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在整个研究期间对碳减排的贡献最大,而国内最终需求规模扩张对碳排放增加的贡献最大,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在贸易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张大幅增加了中国的碳排放,而出口结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口替代效应的影响较小。     

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及其分解以及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及其分解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CO2排放强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整体而言,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均是使CO2排放强度降低的推动因素,但碳排放专有的广义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要大于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将广义技术进步分解后,一般广义技术进步中技术变化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最大,规模效率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则无明显影响,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中规模效率变化对CO2排放强度影响最大,技术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的影响最小。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动态分析

中国制造业经济总量和碳排放双双增长迅速。本文使用1995-2010年中国制造业相关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动态分析了制造业发展程度、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城镇化率和研发强度等6个因素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主要结论为：中国制造业CO2边际排放波动上升;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是对制造业碳排放影响程度最大的两个因素,其次是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发展程度;从时序来看,城镇化率、能源强度和发展程度对碳排放的影响逐渐增强,而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影响比较稳定;研发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明显。以上结论为我国制定和完善节能减排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京津冀能源消费碳排放分解比较研究

根据北京、天津、河北三地2000—2014年的数据,基于拓展的环境影响因子模型和对数均值指数分解方法,将京津冀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分解为人口因素、人均GDP因素、产业结构因素、能源强度因素和能源消费结构5个因素。结果表明:总体上人口和人均GDP促进了碳排放的增长,在总体上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能源消费结构因素抑制了碳排放的增长。各影响因素年度变化存在差异,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能源强度对于碳排放的增长具有非常显著的抑制作用是分析研究的重点。为了更好地推进碳减排,应该重新认识经济发展,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基于LMDI的中国工业行业碳排放脱钩分析

基于Tapio模型,利用1994—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工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并运用LMDI方法对影响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解。研究发现,2000年之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趋于稳定的弱脱钩状态,波动性很小;能耗脱钩因子对工业碳排放脱钩表现出持续的正效应,对脱钩的影响力要远大于排放脱钩因子;能源强度下降是推动中国工业碳减排的关键,能源结构红利和工业结构红利尚未出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工业碳排放脱钩历程及其影响因素的不同效应进行了经济解释,并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建议。     

LMDI方法分析结构效应对天津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对策

文章对1995—2010年天津市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分析,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 LMDI）,对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实证研究,并进行情景分析,寻求天津市碳减排对策。研究发现,虽然人均GDP效应、人口效应以及能源强度效应贡献量相对较大,但结构效应对于天津碳排放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其对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拉动或减缓作用与低碳能源比重、第三产业比重的大小有很强的关联性。情景分析进一步表明优化产业及能源结构对碳减排的积极作用。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及实证研究

研究低碳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中国1978年至2011年统计数据,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对中国低碳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贡献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中国碳排放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的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能源强度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交互作用、能源消费结构和国际贸易分工,而产业结构对其影响并不显著。对中国人均碳排放量有显著正向影响的有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交互作用、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国际贸易分工,其中经济持续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大正向影响因素,且其贡献率也最大;能源强度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交互作用对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长三角地区碳排放的测度、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1990—2009年

依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中的计算公式,计算了长三角地区1990—2009年间CO2排放量,对比分析了江浙沪三省市的碳排放总量、排放强度、人均排放量等指标。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CO2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不断攀升,碳排放强度逐年减小,但区域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江苏的碳排放总量高于浙江,上海最低,且江浙两省碳排放总量增长速度最快;江苏年均CO2排放强度高于上海,浙江最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是造成区域性差异的主要因素。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实现CO2减排的政策建议。     

基于泰尔熵指数的区域碳排放差异研究

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研究,对各地区碳减排任务的合理分配及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泰尔熵指数系统分析了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分布特征及差异化程度,探索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的差异及成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整体呈现出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走向;碳排放效率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中部改善迅速的态势;中国各区域碳排放效率长期存在差距,西部地区的减排行为对中国整体的碳减排目标实现举足轻重.为中国碳减排任务的合理分解提供了经济及政策建议.     

国际贸易对中国各行业CO2排放影响实证研究

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运用中国1997年、2002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考虑加工贸易的影响,分15个行业、8种能源来研究中国基于国内生产、消费、出口、进口中的CO2排放及国际贸易中的净排放等问题。结果表明:（1）中国一直是碳贸易净出口国,1997—2007年的CO2排放量持续增长,国内生产大于国内消费的CO2排放量,且出口的CO2排放量占国内生产的CO2排放量的比例很大,这说明出口对中国CO2排放量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2）机械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和金属产品制造业是进口和出口CO2排放量相对较大的三个行业。（3）从单位产值看,出口、进口和国内生产的CO2排放强度在1997—2007年持续下降,而国际贸易净值的CO2排放强度1997—2007年一直上升,出口的CO2排放强度要远大于国内生产的CO2排放强度,表明中国净出口的资源和能源正在不断地快速飙升。因此,中国应加大鼓励低耗能、低排放行业的出口,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出口,发展太阳能、风能等低碳能源和新能源,从而减少中国的CO2排放量,实现低碳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碳排放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

运用Theil指数,测度我国地级以上城市GDP值前110强城市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并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中国城市碳排放的空间分异较为明显,西部城市的碳排放水平整体上落后于东、中部城市;总体差异值按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单位碳排放提供就业岗位数的顺序递减,地带内差异远远大于地带间差异;常住人口数、能源强度、人均GDP值是影响样本城市整体碳排放量的主导因素,产业结构多元化演进水平对碳排放增长的缓解作用不甚明显。     

低碳交通运输的综合评价指标及其应用

从综合交通运输视角,提出交通运输业单位换算周转量、单位增加值及人均的交通运输能源消费量与碳排放量3个指标考察低碳交通运输发展状况,从国家和区域层面对中国低碳交通运输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1996—2010年中国单位交通运输增加值、单位换算周转量的能源消费量与碳排放量,总体上都呈现下降态势;但人均交通运输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量持续走高,反映出中国机动化需求不断提升,机动化进程不断加速。另外,无论是单位换算周转量、单位交通运输增加值,还是人均交通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量,中国交通运输业的低碳发展在区域层面都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状况;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业低碳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未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中国碳排放区域划分与减排路径——基于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

碳减排路径是指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碳排放。在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时,要综合考虑碳排放、能源、人口、经济等因素。本文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碳排放特点,区分生产和生活两大部门,选取与碳排放量直接相关的四大相对指标,基于1995—2010年省级数据,构建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将30个省市划分为能源重型化、能源较重型化、高能源强度和较高能源强度四个碳排放区域。结果表明,为了实现区域碳减排,各地区应制定"共同但有区别"的碳减排政策。     

基于LMDI模型的重庆直辖以来的能源消费碳排放研究

基于Kaya恒等式,采用LMDI分解方法建立重庆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实证分析1997—2016年重庆人口、经济发展、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促进人均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是抑制人均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自2010年起人口对人均碳排放有驱动因素,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随着煤炭消费比重、工业比重的变化而呈曲折变化态势.总的来说,驱动因素的作用大于抑制因素的作用,导致人均碳排放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为了避免中国重蹈加入ＷＴＯ以后碳排放量急剧增长的覆辙，防止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打“低碳牌”来遏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必须平衡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的关系。从协同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构建了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计算了中国的协同度并探索了影响该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度先降后升，协同度较弱但整体趋势向好；能源强度以及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打造低碳化的“一带一路”的建议与对策。     

中国木质林产品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动态分析

以2002、2007和2012年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计算了我国木质林产品行业的隐含碳排放,并应用LMDI分解法对木质林产品行业的隐含碳排放变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隐含碳排放量呈上升趋势,木质林产品行业的隐含碳排放主要用于出口产品使用,中间产品消耗的碳排放水平比较高,在碳减排方面存在较大的空间。木质林产品行业隐含碳排放的拉动因素按其促进效应的大小依次为：经济产出、人口规模和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则是抑制木质林产品行业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