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环境效率与影响因素

河北省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写进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其主旨在于改善空气和水资源环境质量,提高环境效率,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环境支撑。采用线性函数转换方法,把环境污染物当成有害的产出加入到常规DEA模型中,计算出河北省11地市2001—2014年的环境效率值,并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环境效率的因素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得出如下结论：（1）当前的环境质量无法适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尤以保定、邢台和邯郸3市环境效率较低,资源投入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低效率利用。（2）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对环境效率的提高有正向作用,人口密度对环境效率具有负向作用。（3）京津冀治理区域性环境污染,需要三地共同努力,关键在于调整河北省“偏重”的产业结构和“偏煤”的能源结构,实现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进展、效果与对策

通过系统梳理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进展状况,分析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效果不明显的原因,认为要提升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效果必须一方面形成“自上而下”的推进机制,保障协同保护的战略规划、目标任务、政策措施能够顺利实施,另一方面形成“自下而上”的全民积极主动进行协同保护的参与机制。将两种机制路径紧密结合,有效解决内外部因素导致的协同保护效果不明显问题,合力提升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效果,尽快改善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重大的国家战略.大力推进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产业协同发展,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和战略支撑.基于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的现状、产业协同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热点、趋势及前沿

本文以中国知网2009—2022年的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2126篇期刊文献为研究样本，利用NoteExpress和CiteSpaceV软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进行时间分布、研究力量、研究热点、趋势和前沿分析。结果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与政策保持着很高的协同度，研究力量存在着很强的地域性，多为京津冀地区的学者、高校和机构，作者之间已经形成多个较大的合作网络，但机构之间合作联系较少。学者们主要围绕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软环境资源协同发展、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治理、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一核”“两翼”和冬奥会遗产七个方面的热点进行研究。主题演化主要分为起步、快速发展和沉淀三个阶段。近几年的研究前沿是时空分异、驱动因素、影响因素、区域协同和水资源研究。     

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障碍与突破

文化创意产业是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产业。现阶段京津冀区域的文化创意产业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在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机制体制、产业梯度、产业集群等现实障碍,构建以创意集群为主体、创新环境为制度保障、创新资源为核心资源的京津冀区域创新体系是突破以上障碍、实现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     

论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共建共享

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强烈现实迫切需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现京津冀生态环境共建共享.在厘清京津冀生态环境现实,提高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认识基础上,可以从几个方面具体推进京津冀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一是制定区域统一法规,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二是完善环境税收机制,建立区域合作发展基金;三是强化技术要素,引导区域产业有序升级;四是逐步建立生态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机制;五是创建生态补偿绩效评价体制与创新补偿模式.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关健。大力推进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产业协同发展,是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和战略支撑。通过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初步成绩,认为三地发展还存在行政区划制约、三地产业结构差异明显、缺乏跨区域间的协调机制等问题,从而提出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内发展要优化产业生存环境、创新协同发展机制以及创新物流体系等对策,积极促进三地产业的竞争与合作,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统一开放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构建研究

在国家实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建立统一开放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采用国家统计局及各地区统计局相关数据,对京津冀地区影响人力资源要素流动的经济、产业、教育、科技卫生以及生态环境因素进行对比,并结合国外都市圈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的经验,深入分析当前阻碍三地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一体化的原因,可以看到通过改善津冀两地经济环境、教育环境和生态环境,实行三地产业错位发展,破除三地各自独立的人力资源市场制度等措施,能够实现京津冀人力资源市场的融合与发展.     

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城市群物流功能建设分析

2014年初中央重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概念,重点是对京津冀城市集群进行功能划分,落实各地在发展中的互补性和协调性.京津冀城市集群功能划分离不开区域物流的保障.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及物流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说明其交通运输布局具有很强的优势,物流行业发展潜力巨大.但是两市一省13个城市之间物流发展非常不平衡,依据2012年交通邮电统计数据对各市物流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划分,从强到弱分为5级城市群.根据13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区位商进行城市集群功能划分,指出北京应提升第三产业物流水平,并带动保定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天津、秦皇岛、唐山、沧州完善以海港为中心的立体物流体系,张家口、承德、廊坊应进行补偿性农业物流链建设,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必须根据自身发展优势进行特色发展.     

京津冀文化的历史演变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略论

冀域文化中的京津冀文化既具有历史传承的同源性,同时又具有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异质性,这使得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规划与实施,京津冀文化产业部门可通过建立密切的联络机制、开放的市场环境与产业链、共享信息与科技平台等,尽快尽早实现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从而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深层次动力支撑和智力支持.     

绿色治理:变迁逻辑、政策反思与展望——基于1978-2016年政策文本分析

绿色治理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现实的正当性、必要性与可能性。以1978-2016年这38年间中国党代会报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规划）等政策文本为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批评话语分析法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绿色治理政策文本进行检视,分析和梳理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发展阶段、时代特征与变迁逻辑。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变迁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历程:从价值取向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效率（经济发展）优先-兼顾效率与公平-公平优先"的价值转换;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可以划分为1978-2002年、2003-2011年、2012-2016年3个时间阶段;从政策内容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浅绿化"的环境保护、"深绿化"的环境（生态）治理、"泛绿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转变。通过政策反思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呈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匮乏。未来只有不断推动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民主化、法治化与协调化进程,才能最终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基于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     

浅析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生态城市有着不同于传统城市的特点,强调社会、经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城市的本质是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针对我国城市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确立建设生态城市的必然性,进而探讨我国建设生态城市的对策。     

生态文明：和谐社会的第四乐章

党的十六大之后,我们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取到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面,持续创造着世界经济奇迹。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明显地感觉到生态环境对三个文明建设的制约,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活,就无法构建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把生态文明放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同一序列,已经是大势所趋。"四个文明"缺一不可,只有"四个文明"建设好了,才能平稳地支撑起和谐社会的大厦。     

“两山”论的解释力、分类实践与制度回应

“两山”论的实质在于揭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可被用于有效解释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人类在两者间的选择、放弃与坚持。我国当前可通过在禁止开发区走“生态优先”路径、在重点开发区走“绿色发展”路径、在限制开发区与优化开发区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对“两山”论进行分类实践。在分类实践进程中，亟须通过实行差异化财政投入政策、创新间接财政投入方式、增加环境税税额确定的考量因素、完善绿色信贷激励机制等举措进行政策导向，以及通过区域协同立法“协同程序”的模式建构、河长“职权职责”的制衡配置、生态保护红线“越线责任”的聚合创设、环保督察“强化问责”的程序明确、环境信用“特色评价”的指标设置等措施实现法治保障。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而且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衡量标准和根本保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不仅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来源和具体实践展开,而且会促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三大文明"的协调发展。     

北京市生态足迹变化和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

加快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北京迎接“绿色奥运”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入研究并提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有效途径,对首都“绿色奥运”的开展、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管理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文章通过研究1990—2003年北京市生态足迹的变化,认为北京市人均生态赤字与人口、GDP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均达0.92左右。在人均生态足迹项目上,化石燃料用地占主导地位;在人均生态承载力上,北京市约为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的1.25%;从1990年开始,人均生态赤字为0.72 hm2左右,处于强度不可持续状态。研究建议北京市应尽快进行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严格控制建筑用地对土地的占用、提高能源利用率和降低能源消耗等,从而减少生态赤字、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生态立省与生态文明建设刍议

二十一世纪以来,许多省区相继提出生态立省战略,建设生态省成为发挥资源优势、构筑发展新平台、树立发展新形象的最佳选择。贵州省“生态立省”建设应当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发展生态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为主要内容,以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全面促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因为生态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生态,同时也是社会生态,这就要求观念要从“资源型社会”到“生态型社会”转变。     

关于"中心论"与"核心论"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层面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为“核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核心论是对中心论的发展和超越。中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粗放式、外延式的发展,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天人关系及人我关系的日益紧张。核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内涵式、集约化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发展的结果是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更加和谐的状态。因此,就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言,用核心论统领中心论,用人的全面发展统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已是摆在我们面前唯一正确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