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明清时期分别由宁波商人和山西商人经营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新式银行还未设立前,钱庄与票号就已存在,它们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共同承担着促进商品流通的重任。甬商钱庄首创的过账制、以银元为本位的核算制、以日计息制,晋商票号施行的汇兑制、总分号制、资本营运制及分配制度等,都是有利于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的。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钱庄与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在倡导建立新型金融信用秩序的今天,对钱庄与票号这部鲜活、厚重的中国金融制度史进行深入研究,尤为必要。     

传统文化下的道义经济——以山西票号为例

传统文化为中国古代商人创造了一个充满道义色彩的生存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儒家的经济伦理对商人的心理结构和商业组织的经营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山西票号曾轰动一个多世纪,儒家伦理在票号经营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

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因其主要由山西商人创办、经营,因此也称山西票号。近十余年来,关于山西票号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现有成果主要局限于微观、个案层面,对于整个票号业的经营业务量、资本与利润总量、总资力,以及票号在当时金融业中的地位与影响等宏观问题则较少涉及。该文立足于票号的总分号数量及所能收集到的有关数据,对其发行的汇票总量、存款与放款总量进行了估算,并简单梳理了兑换券的发行情况,进而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票号衰落之原因。     

“日升昌”得名之由来

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赫赫有名,但“日升昌”三字出自谁手,何以得名?这其中有一段传说。当年平遥“西裕成颜料庄”要改换门庭,改营票号。票号为何物?生意如何做?颜料庄的伙计们一概懵懂不知。然而厨房里的一位年轻厨师,却大体上知道票号是咋回事,只是他不善言谈,更不在人前     

从商事立法看山西票号的近代化转型

山西票号的衰亡有着各种历史原因,而近代中国的商事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山西票号的发展,成为山西票号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在分析近代中国商事立法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研究近代中国的商事立法与山西票号衰亡之间的关系,最终说明近代中国商事立法对山西票号及其近代化转型进程的影响。     

山西票号人才培养模式探微

山西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没落于辛亥革命之后,历经百年,曾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山西票号在取得辉煌成就的100年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金融人才。而山西票号之所以能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与其在人才的引进、选拔、培养和使用方面,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程和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论中国故事再造的一种艺术模式——从晋剧《日昇昌票号》的艺术与人文价值说起

晋剧《日昇昌票号》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将沿茶路巡回演出。通过讲述清道光年间平遥西裕成颜料铺大掌柜雷履泰在镖银被劫后,首创金融票号日昇昌的故事,反映了晋商勇于创新、以义制利、在商言利而不唯利的儒商精神。作为新编历史剧,它不仅艺术上有创新,而且人文价值更突出。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讲好晋商故事等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又一方式。     

山西“五大”述略

山西大元宝《山西文献》第46期载文说,在“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元宝货币”中,有各式各样的“银锭”。现存世五十两的大元宝,以山西省占最多,而且多系咸丰、同治时代产物。当时正是山西票号业务发达的时期,各票号经常代公家汇解款项,经手银两甚多,影响所及,使山西的银炉业也特别发达。山西省太谷、祁县、平遥是各票号的发祥地及总号所在,因汇兑业务关系,而遗留的“大元宝”以五十两重的较多,由历史博物馆1994年春节展览的资料可以证实。山西“大酒缸”“大酒缸”,是清代、民国时期遍布北京的一种平民化小酒馆。因馆子里摆放着一口口大酒…     

论18—19世纪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的华商

海参与燕窝是东南亚地区自元代以后向中国出口的重要奢侈品,中国国内市场海参和燕窝价可比黄金白银。巨大的利润与价值,极大地刺激了东南亚地区海参和燕窝的采集与贸易,各族群商人纷而争之。东南亚土著商人以及欧洲商业势力占有"地利"和"天时"之先,因此有人认为:"16世纪以降,环中国海的中国海商贸易网络急剧萎缩、衰败,中国海商失去独立性,成了欧洲商业势力附庸。"然而,实际上中国海商仍能通过贸易网络的扩张以及独有的行业专业技术,即"人和"的因素在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占有优势。     

孔祥熙生平

孔祥熙,字庸之,号子渊,1880年9月11日(光绪六年八月初七)生于山西太谷一个没落商人家庭。孔家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开任职山西,在交城病故,后人遂落籍山西,经商谋生。到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麟之辈,已很富有,设有票号、商号多处。祥熙的父亲孔繁慈为贡生,承继祖业,至清末因数次战祸造成巨额损失,加之票号财东因循守旧和子弟的奢侈淫佚,家境日渐衰落。     

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粤商比较析论

晋商、徽商、粤商是明清时期的重要商帮。晋商以"票号"著称,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徽商厚朴敦实,其在盐、粮、木、布帛、典质等传统商业领域的成就称雄一时。粤商果敢练达,在内外贸易中均独树一帜。但他们或生性刻板,或好儒而轻贾,或囿于内耗,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演进时期,没有适时变革,充分正确地发挥商业资本的作用,渐次落到时代后面。崛兴于鸦片战争后的宁波商人,乘新陈代谢的时代潮流,以其稳健慎密勤勉的风格,顽强拼搏,求新求精求美,创造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许多奇迹。他们爱国爱乡,开放通达,善于经营的特质至今仍享誉世界。与时俱进,锐意变革,这是宁波帮后来居上,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商帮的主要原因。     

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莫斯科,全程超过4.5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以武力推动对华商务扩张,外商在华享尽各种特权,华商在与外商竞争中纷纷败北,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山西商人也不得不退出对俄茶叶贸易,茶叶之路为以沙皇政府为后盾的俄商垄断.     

商人与儒学——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

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分析商人与儒学的关系。三地儒学各有特性：浙东学术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经世致用;朱子之学强调＂理＂与＂礼＂,主张于书本求索;傅山之学强调＂因时取济＂,博杂而无所统系。三地商人对待儒学态度不同：甬商对浙东学术不即不离,徽商对朱子之学过于沉迷,晋商对傅山之学过于疏远。三地儒学对商人影响有别：浙东学术影响甬商是隐性的,朱子之学影响徽商是显性的,傅山之学影响晋商是微弱的。     

晚清官方对山西票号发展的双重作用

曾"汇通天下"、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的山西票号,在其一百多年的历程中与官方的关系可谓密切.晚清官方对其发展有着双重作用一方面,使其成长壮大,繁荣昌盛;另一方面,当官方在财政上入不敷出时又勒捐强借.官办金融机构凭籍特权肆意挤压,以及晚清官风潜移默化中对商人的腐蚀吞噬,促使其退化衰亡,走出历史舞台.     

论陶澍改革的重商思想和政策

嘉道时期,陶澍推行河工、盐政、漕务等大政改革,在他的改革事业中,正确对待发展中的商人阶层,逐步形成了"重商"、"用商"、"利商"、"便商"的思想和政策一是借助商业资本,充分利用商人的力量推进改革;二是体恤商人;三是予商以利;四是保护商人利益;五是以银为本位,自铸银币,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条件.陶澍的重商思想和政策客观上有冲破自然经济藩篱,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近代意义.     

山西票号资本与利润总量之估计

《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刊载了刘建生教授的《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文章是该项研究的续篇,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估算了票号业的资本与盈利总量、总资力,使山西票号的主要指标和数据趋于完善,也为从宏观和数量的角度探讨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以及票号与银行、钱庄、典当等金融机构的实力对比奠定了基础。     

转型抑或收缩：山西票号对辛亥革命的因应

山西票号不完全是辛亥革命的"承受体",对革命的因应是透视其兴衰轨迹的关键。作为革命策源地,汉口票帮在武昌起义前已面临严重的市场风险和经营考验。市场环境方面,汉口的金融恐慌仍在延续,而票号的业务重心已从汇兑转向存放款,这意味着稍有不慎,卷入了钱庄业务链条的票号即面临放款无法收回的窘境。经营状况方面,受外部环境影响,票号数量总体上呈动态减少的趋势,经营业绩更是直线下降。武昌起义爆发后,汉口深陷动荡,在汉票号通过与山西总号的互动,着力解决票据账簿的保存、业务的收缩和调整以及债权债务的清理等问题。然而,由于革命的突发性强,外加长程通信导致的信息滞后,总号始终难以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分号实际拥有了自主处理本埠号务的权限。在这一过程中,票商面对严重的社会失范,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经济社会秩序。这种诉求根源于其因应政治革命时的不利地位,即分号被迫收撤或迁址,金融运转被强行中断,造成大量坏账、呆账,尤其是当票商欲通过各方力量防止挤兑风潮和倒账危机的举措收效甚微时,其与新政府之间的信任隔阂也随之扩大。票商的因应机制充分证明,辛亥革命没有导致票号的根本衰亡,由政权鼎革所加剧的自身经营压力和动荡政局重塑了票号此后的发展路径,集中体现在民国初年票商拒绝金融转型的态度以及"缩小主义"的经营策略。在转型与收缩之间,票商理性而审慎地选择了后者,所谓错过合组银行的"历史机遇"不过是后来者对历史发展情境的理想预设。     

山西商号在粤经营事迹考略

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著名的商帮之一,其作为全国性的商业团体,在票号业、药材业、糖业、京广杂货业等诸方面皆与粤地关系甚密.在票号业中,广东曾长期作为谷帮票号领袖志成信的大本营;在药材业中,广东市场更是催生了天下第一药材批售大帮——广帮.山西商人在粤经商行为一方面活跃了广东地方经济,促进了粤地之繁荣;另一方面,也为自身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和广阔的市场,促进了晋商商号本身的发展与兴盛.晋粤两地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两大重要省份,对二者经济联系的研究必将为近代经济史研究和当代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古城平遥

平遥,中国北方的一座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以“龟城”之誉声名远扬。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平遥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此,平遥古城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日前,笔者赴山西考察,有幸走进平遥县城,目睹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和城内丰富的文物古迹,感慨不已。现将平遥古城墙等四处古迹介绍如下。     

论山西票号的习惯法体系

采用法律社会学的方法对山西票号习惯法进行体系化和整体化的研究,有利于山西票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晋商习惯的基础上,山西票号形成了自己的习惯法以及习惯法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票号的行业习惯法和行会习惯法。但是,这一体系是不完整的。票号习惯法体系的不完整性阻碍了票号更大规模的联合——组建银行。而票号未能组建银行,是山西票号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