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威廉斯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转换

一直以来,学界对雷蒙德·威廉斯的研究多侧重于其文化研究理论,而相对忽视了对威廉斯改造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一过程的经验总结。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整体视野出发,我们能够发现威廉斯更加重要和特殊的理论贡献。确切说来,他将英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文本细读法、语义学批评等研究方法应用到对文学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的研究中,形成了“情感结构”等马克思主义自己的批评范式,并进一步提出指向实践的“共同文化”理想,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新旧交替。梳理和发掘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威廉斯的理论贡献,也能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如何从自身以及民族文化的传统中汲取营养提供借鉴和参考。     

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及话语建构

当代文论经历了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或者说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再到反语言论的流变过程。尤其是文化研究主导下的反本质主义,成为当代文论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的话语表征。可以说,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是基于对“从属论”和“工具论”的反驳而生成的,而“反本质主义”则生成于“文化研究”的话语语境。于是,当代文论的流变过程可具体化为革命话语（外部研究）→本质主义（审美、语言）→反本质主义（文化、媒介、意义）的流变过程。具有悖论性意味的是,当代学界诸多争议性的话题,如文学研究的空洞化、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以及用理论强制阐释文学等,使得文学研究领域有一种重新回归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研究的理论诉求。不仅如此,要研究当代文论的流变及未来发展的话语逻辑,进而搞清楚当代文论发展的来龙去脉与历史轨迹,就有必要回到曾经的“历史现场”——以“主体性”和“本体论”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过程之中,并将本质主义视为新时期文论研究的知识起点和参照系。这些都是研究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的触发点和价值所在。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思考

本文是对近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进程的宏观思考。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百年历程,大体上可以说经历了两次“大综合”运动,经历了由古代传统文论系统到西方近代文论系统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这样一个不断趋向新形态的发展过程。进入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成为展望和设计下世纪中国文论的基本目标和路向。为此,加大传统民族文论话语在当代文论体系中的分量,加大吸收外国文论优秀成果的力度,是必要的。但不能取缔和消解与传统相连接的现有文学理论的合理规定性,不能放弃和无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在文学理论当代形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要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克服唯心史观影响,按照历史的昭示,走“综合创新”之路     

中国南北朝文论中的“感物”说与日本早期文论

中、日两国文学都被视为“重表现”的抒情文学。中、日两国的文论都认为文学家所抒之情的产生是“感物”的结果。因此,“感物”理论在两国文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学的抒情与中国文学的强烈影响有关,日本文论中的“感物”理论也是在中国文论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当然,日本文学毕竟是日本文学,日本文论也毕竟是日本文论,日本民族在受到中国文学、文论强烈影响的同时,又通过对它的吸收、改造而形成     

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思考

对马克思学说重要概念的认识,既要厘清概念在成熟期的理论建构,又要确定其在历史生成中的具体位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文学本质界说也是如此。"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新时期文论界提出的首要命题,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积极的意义。     

他者镜像——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与中国文论的主体性

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在深刻剖析比较文学“垂死”之由的同时,也勾勒出极其理想化的“新生”之路。以《学科之死》为镜,折射出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主体性所面临的双重危机：理论的漂泊和理论的异化。要想从双重危机中突围,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到自我与他者“何为主体”、“何为参照系”,争取在互为主体的基础上抓住时机,提前发问;另一方面,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为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资源,但同时必须警惕其研究对象过分泛化,始终坚持以文学文本为中心。     

民国文论与民国文学三大思潮

民国文论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文学思潮的推介、阐释、论述和传播,为民国文学倡导“真的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主张“自我抒情”,注重非理性主义精神的表现,提供了极具广度和深度的理论支持。同时,民国文论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文学思想和主张,为推动民国文学三大思潮的演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平台,为民国文学确立现代意义的创作原则,建构现代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文研班”的鲁迅研究

1959—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三届“文学研究班”(简称“文研班”)。“文研班”学员毕业后从事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美学、现代文学等专业的研究。鲁迅及其作品是他们的研究内容之一。他们在现实主义、典型、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对鲁迅作品、鲁迅美学思想、鲁迅史料、鲁迅与中外美术等方面进行研究。“文研班”学员研究鲁迅,受该班培养目标和课程内容的影响,与学员个人的兴趣、工作经历、研究方向有关,并与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相契合。他们的鲁迅研究能够促进“文研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生产,发展“文研班”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以及深化学界的鲁迅研究。     

承典与塑新：21世纪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中的马克思主义——基于彼德·巴里与罗伯特·帕克的文学理论著作的比较分析

彼德·巴里的《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和罗伯特·帕克的《如何解释文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批评理论》是21世纪西方文学文化批评中的“双子星”。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部分不约而同地做到了“承典”和“创新”,而且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即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及其文学文化批评实践,为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两本专著既彼此呼应又相互补充,共同为读者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批评理论中的经典价值与地位及其在21世纪文学与文化批评领域的强大生命力。     

意识形态文论实践性研究的语境辨析

意识形态文论的实践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本体论领域之一.这种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主要在三种语境中获得其文本阐释的、历史演变的和现实实践的条件根据与意义规定.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意识形态文论建构与文学实践活动的意识形态转型策略等主要构成了关于当下意识形态文论实践性研究的语境规定与背景支援.     

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与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

[提要]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将空间、主体与社会三者密切结合在一起,构建出“人化空间”的现代空间样态,从而开启空间转向的理论浪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的符号属性、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通过“第三空间”“另类空间”等概念一方面建构出空间符号的审美意义,另一方面则发掘符号形式内蕴的身份、阶级、文化等深层话语价值。与此同时,文学理论知识需要采取“建构论”的生产模式和“价值论”的意义生成途径。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给文学理论提供了崭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理论资源。首先,空间生产论与文学活动论能够相互契合,并在“美的规律”本质论、精神实践创作论等方面提供崭新视角;其二,空间符号论与文学文本论不仅建构出文学的空间审美形式,更是在文学形象、文学意象、审美意识形态方面实现文本“深层结构”的意义释放;其三,空间批判论与后现代文学理论知识“大生产”景观相互渗透,并通过另类空间文化反思、流动空间的审美自由以及公共空间的符号共鸣等发掘文学理论的介入性、实践性与人文性价值。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给当代文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学资源与研究视角。     

突破二元对立 走向交流对话——从主要理论问题看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态势和特征

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无完整体系、文艺的人道主义、反映论、现实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艺术生产论等是中国学者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呈现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视野不断开阔以及逐步突破二元对立、走向交流与对话的发展态势。     

从“文学革命”到“二为”方向——邓小平文艺理论与中国20世纪文艺思潮

“二为”方向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理论的经典表述 ,也是对具有“诗教”“乐教”传统的中国近、现代文论精神的发扬光大 ,更是对 2 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二为”方向以其鲜明的实践品格、深刻的历史理性、科学精神和博大深邃的人文情怀 ,为新时期文学续上了“五四”文学的血脉与精魂。邓小平文艺理论已成为 2 0世纪中国文论的宝贵遗产 ,同时也必将成为建设 2 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可宝贵的思想资源     

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考察

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有反拨过去而进行的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探讨,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体系不同理解的理论争论;同时,由于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对文艺理论新观念、新方法的研究与争鸣,以及在反思西方文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新世纪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探讨等,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理论收获.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又要积极地吸收其他文艺理论的有利资源,切实促进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更强的生命力、阐释力,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和审美的快速发展,才能有助于指导和阐释各种文艺实践活动,在社会主义文艺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建立中国文论如何可能——也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针对当下理论界对西方理论产生的疏离感和对文论范式之确定性的普遍忧虑,建立中国本土文论显得十分必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不仅仅是简单追求现代性的问题,更是确立中西文论“体”与“用”的关系问题,而关键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点的同时使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中国化、本土化,应当对其进行“化用”。另外,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和纯粹性必然会对当下文论的泛文化研究模式起到很好的规约作用。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理论研究史述评

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话语的演进紧密关联。在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其主体性已初步建立。面对着主流诗学的不重视,少数民族口头文论有着“失语症”的趋向。打破“少数民族VS汉族”“书面文论VS口头文论”“主流VS边缘”等二元对立思维习惯,以中国多民族文化互动交融为视野,展开少数民族口头文论相关研究,是建构中国文论话语实践之重要表征。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

在20世纪末“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叫嚣的西方学术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概念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理论等内涵，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发展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用生产的观念连接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有力证明了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正确性。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有力阐明了意识形态理论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现实有效性，从而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价值。     

走向世界的中国新时期文学

当经济全球化日益彰显中国影响力的时候,伴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考场上也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不仅赢得了国际同行应有的尊敬,而且为中国的文化输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第三世界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新时期作家的集体努力对第一世界文化霸权形成了冲击.这种冲击既有“渗透后的对抗冲突”、“观念上的强烈刺激”,又有“思想上的自我批判”和“知识上的内在反弹”等多种向度；同时,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实践扩展了杰姆逊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理论的民族寓言说,丰富了西方话语体系,使长期处于“被审视”和“弱者”臣属地位的中国作家从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以更加坚定和自信的步伐奔向文学的现代化之路,并在无涯际的空间里迎接全球力量的对峙与挑战.     

漫长的革命: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与理论立场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传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发展。与布拉格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阿尔都塞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不同,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以当代大众文化所提出的问题为研究对象,结合英国工人阶级的审美经验,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复杂性作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并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主要贡献包括:(1)论证了文学和审美的物质基础;(2)重新研究和思考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3)关于当代大众文化实践积极作用的研究。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特里·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

在20世纪末“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叫嚣的西方学术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清理和反思，在其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理论等内涵，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并且发展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用生产的观念连接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有力证明了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正确性。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有力阐明了意识形态理论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在后现代社会具有现实有效性，从而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