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伦理”论

“生活伦理”是相对于“教化伦理”而言的一种全新的道德类型与道德结构理论。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在主体、追求目标、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调节领域、意识形式和传承方式等方面均是不同的。教化伦理要以民众的生活伦理为基础,民众的生活伦理也要自觉认同国家教化伦理的价值导向和规范作用。一个社会的完整道德结构应该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生活伦理的统一。     

试析傅鼐在湘西苗区的屯田

<正> 一、傅鼐在湘西苗区的屯田宋元明清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治理苗疆,都在湘西苗区以不同的形式实行过屯田,其中,以清朝傅鼐在湘西苗区的屯田实行得最坚决,延续的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爆发于湘黔边境的乾嘉苗民大起义,虽然最后被清王朝残酷镇压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满汉地主阶级,动摇了清王朝在湘西苗疆的反动统治,使清廷上下大为震惊,一时“剿苗”,“抚苗”,“治苗”之类的言论层出不穷.直接参加镇压乾嘉苗民起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严如煜在其所著《苗防备览》中向清统治者献策说:“夫以守为攻,莫如筑堡;以农为兵,莫如开屯,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

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一是扫除文盲,二是提高民众的政治水平、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参与的热情。由于传统的文化背景、民众对识字的生理和心理负担、在社教中强化政治教育而弱化识字教育以及边区的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等多种原因,使扫盲的实际效果与扫盲理想相差甚远。边区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比较彻底的社会动员,后者显得更重要、更突出。民众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共在乡村政权的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实现了在边区乡村权力主角的转换,并通过社会教育控制了全部乡村社会资源。     

清朝对湘西苗区的“三防”统治

清朝对湘西苗区的“三防”统治是指驻扎在苗区境内的绿营军、屯军和苗军的军事统治,又简称为“营防”、“屯防”、“苗防”,故叫三防。“三防”统治从清代开始,到民国35年结束。本文拟对这一问题的史实,略加探讨。一、“三防”的起因清代在湘西苗区实行“三防”统治,有它的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清代吸取明朝治理苗区的经验教训,加强对苗区实行军事统治制度,是它的间接原因。     

国家认同建构及其效用分析——基于清朝后期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分析

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以及国家的长期统一和边疆的稳定等问题,有必要考察国家认同问题。以往研究清朝反侵略战争失败主要集中在制度论、精英素质差、腐败论、唯武器论等,忽略了国家认同及效用,基本没有研究国家认同对战争能力的影响。传统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不大重视大众教育,私塾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国家的教育职能。而以家庭为核心的宗法社会导致民众国家观念淡薄,缺乏群体意识,影响现代国家建构和现代国民培育。帝制中国的制度设计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一种家天下体制,欠缺国家观念,也影响了国家认同的培养。所以人们对家族和区域认同较高,对国家认同普遍缺乏。清朝近代以来几次重大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也证明了这一论断。     

“反抗”中的“认同”:治理视域下清代湘西苗疆之均田抗阻案

清代嘉庆初年,乾嘉"苗变"被"平息"后,傅鼐等在湘西苗疆全面推行"均田屯防",以此为苗疆治理之核心举措,维系苗疆秩序与稳定,但其"均屯"开展也遇到苗疆部分民众抗阻。清朝政府迅速"勘明"处置,保障湘西苗疆"均屯"全面完成。清代湘西苗疆的均田抗阻案反映了其时苗疆"边地"治理的实际情势、"国家"与"地方"力量互动的真实面相,更表现了苗疆民众逐渐形成一体的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     

清代湘西苗区吏治考谈

清代,改土归流后的湘西苗区吏制,是苗区政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吏制产生的背景,发展变化的原因,对社会各个方面的作用,有助于我们对清统治者在苗区统治政策的理解。本文所指的湘西苗区吏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从广义上说,苗区的吏,都可称为清吏;从狭义上说,苗区的吏,分为清吏(主要是满吏)、屯吏(汉吏)和苗吏三种,这是从吏的族属及工作职责上来区分的。笔者根据史料的记载,对湘西苗区的吏制,谈点粗浅看法。     

“市井之徒”语境下的国家政治——以老舍的《茶馆》为例

清朝灭亡之后,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环境下的民众少不了和国家政治扯上联系,这种联系在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茶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本文通过分析《茶馆》中不同人物形象以及在茶馆中的语言内容,来探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整个社会的民众对国家政治等相关事情的态度。     

试论汉代社会教育策略及对当代的启示

社会教育是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对于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汉代非常重视社会教育,通过明确社会教育的核心理念、运用具体教育方法推行孝道理念以及完善社会教育网络等策略,由榜样示范、奖惩制度、官员施政、乡里教育等具体措施达到上行下效的目的,使汉代整体社会风气较秦朝有了较大改变,从而为国家稳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的社会教育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于当今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以教促政:民国时期山西社会教育研究

民国时期为了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山西省提倡大力实施社会教育。由于规划周全,措施得力,30年代初山西社会教育机构数已位居全国第一,形成了以多种多样的施教主体、异彩纷呈的教育活动、施政启智并重的教育内容、动之以情的教化方法为特征的山西社会教育体系,并取得了显著的实施效果,确保了政令的推行和社会的稳定。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方式的省察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的方式可以梳理为五种类型。这些道德教化方式表现出 ,“德治”是实现民众教化的基本方式 ,“孝悌”观应该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道德教育其实质是教育人如何去“爱”人和“敬”人 ,将家庭“孝悌”伦理视作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基础 ,可实现家庭、学校与社会道德教育内容的统一和一元 ,但也造成了“孝悌”观念泛化的流弊     

地方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基于苗语东部方言区民间文献的考察

明清以来苗语东部方言区民间文献在古歌、古老话、创世纪史话、民间故事等口述材料的基础上,增多了用汉字记录的科仪文本、地方志、家谱、碑刻等。这些文献更贴近民众日常生活,能够反映出地方社会的真实样貌。它们在家庭、学校、社会等教育场域中形成并传承,通过口传心授、文治教化的方式,承载着各族人民历史记忆、生产生活经验,反映出儒家思想和礼制规范。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地方教育促使国家自上而下和地方从下到上双向地实现了礼俗互动,重构了地方知识谱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方教育的发展,是地方教育的应有之义,为地方教育提供内在指引。地方教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外在助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频共振地强化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归属得到升华。     

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

民族团结是维护多民族国家和谐的永恒主题。四个认同思想是新形势下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内容。新疆民族地区开展四个认同教育,对于增强各族群众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存在着公民教育内容的缺失、教育方法形式化、教育主体单一化等问题。面对社会转型和文化多元化,必须不断反思,切实提高四个认同教育的实效性。     

湘西苗家跳鼓活动研究

“栗那”是湘西苗族一项民间传统的跳鼓体育艺术活动。其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在湘西苗区尤为盛行 ,深为当地苗家所喜爱。本文通过对湘西苗家“栗那”跳鼓活动的历史探源、跳鼓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以及跳鼓活动所需设备器材等诸因素的叙述 ,力求使这项古老的苗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人所知 ,并使之发扬光大。     

社会教育与公民道德建设

公民道德建设需要我们突出加强社会教育.社会教育领域孕育着丰富的公民德育资源,它主要指学校教育系统以外,面向全民的各种社会文化教育形式.社会教育具有教育性、公益性和对策性等特点.加强社会教育可以继承传统教化的优点,辅助解决社会问题,"开民智","新民德",弥补家庭德育与学校德育的不足.规范、整理与创新社会教育事业是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与和谐社会建设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一幅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和谐局面。边区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除了进行政治经济建设外,社会教育的开展和实施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途径。党和各级政府采用多种方式发展社会教育,把社会教育同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生产、支前工作、拥军优抗相联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既扫除了文盲,又提高了民众的抗日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实现了边区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论清前期贵州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

社会教育有助于人们形成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清前期贵州社会教育主要包括乡约、乡饮酒礼、崇祀名宦乡贤、旌表节孝义行、优老慈幼等内容,从中可见仪式在将外在规范内化为道德修养时是有一定功能的。     

试论研究生的国家认同教育

本文将政治学中国家认同理论引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认为国家认同理论将有效整合当前理论资源,使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学理性。本文将对国家认同理论进行梳理,指出国家认同的三种理解方式:政治共同体本身的同一性;个人认为自己归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一个人对自己所属政治共同体的期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国家认同形成的形成方式。针对研究生群体的特点,提出研究生国家认同教育的三个部分:民族血缘认同教育、历史文化传统认同教育和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认同教育。     

试论朱元璋对湘西苗区的政策

朱元璋如何治理湘西苗区,笔者根据史书记载,作些探讨。一、笼络利用土司湘西苗区是西南夷的组成部分。汉代,统治者在这里就采用了“以蛮治蛮”的政策。到了南宋嘉泰年间,在湘西苗区的一些地区,选择有智勇为苗民所信服的苗人立为酋长,借补小官,镇抚苗民。土生土长的酋长,既知苗民的风俗习惯,又熟悉苗区实情,统治苗民虽然收     

改土归流后的湘西经济与民族关系

<正> 清康熙、雍正年间先后在湘西苗区和土家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给湘西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改土归流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如移民垦荒,土地开辟,人口增殖等.其中最为有效的是鼓励汉民入峒垦荒.大批汉民进入湘西,打破了土司原来据地自封的闭塞状态.使湘西与湖广和其他邻近行省各州、县连成一片,促进了湘西的社会生产、城乡贸易和农副业的发展,使民族关系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趋向.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