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庙议与朱熹的宗庙思想

朱熹不仅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并且参与了宁宗朝初年关于僖祖祧庙的礼学实践。所谓僖祖祧庙问题，实源于宋初以来太祖于宗庙祫享时正东向位的争论。到了神宗熙宁间，王安石当国，推行追崇僖祖为始祖的礼学举措，从而推翻了汉晋以来“祖有功”与“亲尽祧迁”的主流意见。即便与当时的主流意见相左，王安石的意见和举措依然得到了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们的支持。详考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可上溯至《孝经》“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说，这种说法又进而影响到后来明世宗尊崇本生父为帝乃至称宗祔庙等一系列礼学举措。通过探析这些礼学实践背后的理学依据，足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朱熹《周礼》学研究

朱熹是南宋儒之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在很多领域对后之学者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朱熹的《周礼》观,对理解朱熹的礼学思想颇有参考价值,对学界关于《周礼》的争论也是种推动。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朱熹礼学思想建设的启示

朱熹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的历史环境下又一次回应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礼教思想,决心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其礼学思想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礼学思想建构的特点能给当代儒学复兴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礼不远人,人能弘礼;礼学思想需要哲学的突破;礼是归宿;礼学的发扬需要经典文本的支撑与因时制宜.     

戴震哲学之二三问题

本文讨论在理气、心性问题上戴震对朱熹的若干批评意义所在。朱熹持理、气为二本,且赋予二者价值预设;戴震反是,持气一本论,且无价值预设。朱熹认为仁义礼智是天赋之性,因而修养是“复其初”。戴震反是,主张性只是所禀之气,仁义礼只是通过问学、“扩而充之”达到的。通过这些分歧可以看到中国思想与印度思想根本区别所在之一斑,也可以借此看到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根本区别所在。本文最后讨论了戴震是否唯物主义者的问题。     

江永反朱思想及其对戴震的影响——基于新见文献《昏礼从宜》的研究

江永的《昏礼从宜》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它的主旨为“礼失求诸野”，分论点大致有三：古礼多与今之人情相违，今俗多深得古礼精义，经济是影响礼节变化的重要因素。它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以朱熹《家礼》为代表的家礼学传统。这说明江永并非恪守朱学，而戴震的反朱思想受到江永的直接影响。江永与戴震对朱熹既尊敬又反对，其实并不矛盾：他们尊敬的是朱熹的创造，反对的是后人对朱熹的墨守与滥用。     

朱熹的礼仪观与《朱子家礼》

家庭礼仪是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宋理学家朱熹注重家庭礼仪规范的研究和立制,认为家礼要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发展、民俗风情的变化而改变.家礼是自家之事,继承传统,顺和乡俗,应简单易行,不必拘泥于古制.<朱子家礼>在元明清社会家庭广泛流行,后代许多人否定此书为朱熹所作.根据朱熹的礼仪观及其所作著述分析,两者的风格和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家礼>是朱熹未及最终写成的草稿,而非他人著述.     

秦蕙田与《五礼通考》

有清一代,礼学研究集前代之大成.随着清初以来礼学渐兴之势的呈现,以及清廷对礼学的扶植和倡导,至乾隆朝时,礼学越来越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儒臣们上行下效,颇有致力礼学,继起响应者.其中,秦蕙田所著<五礼通考>,发凡起例,宏纲巨目,裒然成帙,最称荟萃五礼.其于礼学之探研纂辑,用力既勤,且成就斐然.对其加以梳理,将有裨于釐析清代礼学演进之大势.     

徽学:学术思想研究

<正>[主持人语]学术界对于朱熹、戴震、胡适的研究早已蔚为大观,只是人们少从"徽学"角度看待而已。其实,"徽学"一词早期的学术界定,就包括以朱熹为开山之祖的"新安理学",及其后的"皖派"学术。清初赵吉士尝言:"文公为徽学正传,至今讲学遂成风尚。"(《寄园寄所寄·故老杂寄》)民国朱师辙亦云:"徽学江湾衍,乡贤泰岱尧。流风宜继绍,敢不勉承祧。"(《婺源乡贤江慎修公弄丸图遗像题赞》)     

朱熹对《大学》主旨的改造和诠释

从文本考察和经典诠释的角度出发,朱熹经过“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重新诠释《大学》主旨,把它从《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的文字改造为“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从而离经独立,自成一书,并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以“致知在格物”为主题改造和重新诠释《大学》,目的在明了“吾心之全体大用”。这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同时更是一个学术创新的过程,是出于其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朱熹这一学术创新有得有失,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安徽省朱子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介绍安徽朱子研究会2004年学术年会众多专家学者关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和“为民”思想、朱熹道德伦理学说的构建、朱熹哲学的世界意义、《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的有关观点。     

朱熹与《尔雅》

朱熹学识宏富,遍注群经,却惟于<尔雅>一经既无专门著作,又极少论说,学者对朱熹与<尔雅>关系的研究因此也十分罕见.从总体上说,朱熹对<尔雅>持一种较为明确的怀疑和否定态度,认为其"不足据以为古".尽管朱熹对<尔雅>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但在其著作中对<尔雅>解说进行正面驳正的例子却极少,更多的则是对<尔雅>解说的撷取.朱熹对<尔雅>的态度,首先与<尔雅>一书的词典性质有关,词典的形式使它无法像其他经书那样可以更直接地表现其义理思想,因而难以引起主要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的更大关注;其次,朱熹对<尔雅>的怀疑态度,是宋代以来疑古辨伪思潮的必然结果,朱熹怀疑<尔雅>也是其辨伪学的重要成果.朱熹对于<尔雅>的言说应当成为朱熹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之功臣乎?罪人乎?——兼与《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一文商榷

《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一文认为朱熹鄙薄读史治史,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此观点不够客观公正,原因有三:一是脱离朱熹理学思想来观其史学,未得其要;二是孤立片面地看待朱熹的史学思想,忽视了其提倡、研究史学的一面;三是没有客观地正视朱熹的史学成就及对后世史学的积极影响。     

简论朱熹的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思想

蒙以养正是朱熹儿童道德养成教育的宗旨,教以人伦是其道德养成教育的核心内容。朱熹儿童道德养成教育表现为自由之到知之的依次递进过程,而通过实践和训练使儿童学眼前事,则是朱熹强调的道德养成途径。朱熹的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思想是一笔极为丰厚的遗产,值得认真研究,批判继承,它为我们今天的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清治以后台湾朱子学的兴起

清朝在统一台湾后,为了消除明郑时期的反清思想,致力于提倡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的朱子学,以达到移风易俗、巩固清朝在台湾统治的目的。在朝廷倡导和闽台官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学校教育,朱子学迅速在福建得到复兴并向台湾传播,在康熙至乾隆时期成为台湾儒学的主流,并对台湾社会文化和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论朱熹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

朱熹哲学的世界历史地位,唯有从其欧洲主流哲学的楔入和影响中方能体现,在朱熹时代的中欧哲学大势中,唯有托马斯·阿奎那的历史地位与之相当,而在17至18世纪欧洲的几种哲学新论中也不难发现朱熹哲学影响的鲜明痕迹。此外,朱熹哲学还成为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中重要的思想来源和资料。     

朱熹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

在朱熹的学术和人生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为了维护《西铭》的道学史地位,朱熹曾与汪应辰、陆子美、林栗、郭雍等人进行论战,这不仅确立了《西铭》的理学地位,同时还将《西铭》＂理一分殊＂之旨传播到更为广泛的学者之中。     

从“格致”论看朱熹的科学理性精神

朱熹的研究不仅集理学之大成，而且还对自然科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后者，学界较少有系统的评析。文章通过对朱熹理学体系之核心范畴——“格致”的内涵和价值进行重新厘定，揭示出科学理性精神与道德实践精神都是朱熹理学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