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体系研究综述

历代学者对<管子>都有一定的研究.其中,清代之前的学者们主要就文献的作者、义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到了清代,学者们则偏重于<管子>的文献考证工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近代之后的学者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管子>全书体系的研究中.在此期间,有部分学者将<管子>归入稷下学宫的论文集或零散的档案编纂,也有学者指出<管子>全书存在一个鲜明的中心主体,所有的篇章围绕"道"而展开.文章对前代学者在<管子>流传和体系研究方面的成果作了简要总结,着重探讨"道"对<管子>全书的纲领意义,以期对<管子>体系研究有所积累和推进.     

叶适《习学记言》对《管子》的解读

<管子>研究进入两宋后,对其文本进行深入、细腻的诠释、解读已成为时代风尚.叶适的<习学记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他以唐虞三代之道"惟管仲知之"为出发点,对<管子>一书的思想真伪作了全面深刻的解析、评判.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的经典论断.此外,他在解读<管子>时还联系南宋的社会现实,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关注.     

梁启超管子研究之肇端——1903年《管子传》考析

1903年2月11日刊登于<新民丛报>第25号的<管子传>并非梁启超一人所撰,而是他与投稿人汤学智的"合著作品".虽然该文较之1909年的<管子传>,无论在篇幅字数,还是思想内容上,皆逊色不少,但它是梁启超将管子纳入其学术视野的肇始,亦即其管子研究的开端.同时,文中所体现的政治倾向,也是此时期梁个人思想的真实写照,故1903年<管子传>颇值重视.     

先秦儒家与《管子》孝道思想之比较

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和以管子为代表的管子学派的孝道思想,对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孔子与孟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认为"孝"是"仁"的根本,是"泛众爱"的仁德,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极力将其推广为普遮的社会道德.<管子>是管子学派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管子的思想.先秦儒家与<管子>的孝道思想既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孝"这一重要道德范畴给出了各自的阐释.     

《管子》的德法并重思想:一个比较的视角

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及管子学派根据当时礼坏乐崩、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的社会实情,提出了德法并重的治国思想.<管子>认为德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它既包括礼、义、廉、耻、仁等众多道德范畴,又具有道德、品行、施惠于民等具体含义.<管子>对德、法两者关系的处理,既不像儒家那样重德轻法,也不像法家那样重法轻德,而是提出了德、法并重的思想.它既吸收了儒、法两家治世的长处,又克服了两家的短处,因此才有德法并重思想的产生.     

《〈管子〉研究》评述

<管子>作为管仲学派思想的记录和总结,其内容丰富,思想复杂,是先秦诸子中最难把握的子书之一.池万兴先生的近著<〈管子〉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版),对管仲其人,<管子>版本流传,<管子>思想与诸子关系,<管子>文艺美学思想和文体分类等问题均有详细的论述,体博思精,多有发明.该书扎实的学风,开阔的思路,新颖的研究方法,以及对研究领域的拓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管子》廉政思想探析

<管子>论述了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对君主、官吏的廉政要求,设计了廉政保障手段,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廉政理论体系.<管子>的廉政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也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省"、"行"之异--从"三纲领"看《大学》和《中庸》之别

<大学>、<中庸>同为儒家经典,是历代学人孜孜不倦以求其真谛的经典之书.二者都从三纲领出发,对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行了极其深刻的论述.但二者在纲领上有重"省"和重"行"的差别,这种在主旨上的差异导致其在儒家思想实践中有着不同的经世之用.     

婚嫁、教育与社会治理的组歌--《诗经》"二南"主题的整体性考察之二

"召南"是<诗经>"二南"之一,其主题有三个方面:女性婚嫁观念、女子家庭礼仪教育和社会治理者的楷模作用.这三个方面自然形成一个整体,进一步反映了<诗经>编选者依礼治国,以诗教化民众的思想.这和"周南"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其思想内容显然比"周南"更为丰富了.     

论理学开山周敦颐的学术特色

出佛入儒、出道入儒、由"治国"转向"治心"为周敦颐学术思想的三个基本特色.他出佛入儒的思想轨迹,在<爱莲说>中得到集中的展现.他出道入儒的思想轨迹,在<太极图说>中得到集中的展现.他突破了经学家讲儒学的政治哲学话语,讲出了儒家的人生哲学,以"孔颜之乐"为价值目标.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