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嵌到内生：乡村合作治理变革新趋向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中国乡村的简约式合作治理模式被打破，国家权力日益下沉，最终出现国家政权-乡村社会的吞没困局。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乡村治理发展的需要，技术治理得到广泛应用，但也催生了事本主义的治理困境，弱化了政党整合乡村的能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政党“向前一步”，通过强化治理引领、重构治理体系和新铸治理形式等，强势地将政党因素持续内嵌于乡村社会。从总体趋势看，政党叙事的发展重心在于省思和优化政党行动，逐步从强调政党内嵌走向引导乡村内生，建设一个具有更强韧性的乡村社会，从而彻底超越传统的吞没困局。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变革模式及启示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变革是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主要的变革模式有国家政权主导的全国性乡村治理变革,社会力量发动的乡村治理变革,知识精英与地方权力相结合推动的乡村治理变革,地方政权推行的区域性乡村治理变革,革命政党主导的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治理变革的首要目标应是在乡村社会建立一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同时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互动、对农民基本逻辑的尊重、对乡村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关系的处理等也至关重要。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政党在乡”:执政党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转向

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地方乡绅实现的。晚清以降,随着士绅的分化与消失,乡村政权式微,而国民党的政党下乡以失败告终。共产党通过组织建设、政治动员、革命与改造等方式实现了政党下乡的成功。但改革开放后,乡村政治出现了"内卷化"困境,许多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蜕变为"赢利型经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切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坚决而适度地矫正和去除行政化倾向,通过吸纳"乡土精英",动员和组织"新乡绅"力量,使党的意志真正被乡村社会和群众所接受,实现"政党下乡"到"政党在乡"的转变。     

第一书记制度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选派干部下乡驻村制度,是新时代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表征。对西南地区L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研究发现：将科层体系干部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有效介入,具有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贫困治理的百年经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推动治理有效保障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应然之策等多重价值意蕴。第一书记驻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中,受到“国家-社会”双重场域的深度影响。第一书记要实现组织建设从嵌入到引领、精英培育从单一到多元、治理融合从离散到集聚、资源利用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变,把权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革命视角下的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

农民以革命方式参与政治的动力,来自乡村社会的阶级冲突、革命政党的动员和组织、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通过投身群众运动、参加政治组织、谋求政治地位、监控基层精英、提供物质资源等方式,农民群众为革命政党和革命政权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性输入,使革命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成为可能。     

乡村共同体建构的国家视角：基于“政党入户”的观察

乡村共同体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从自我建设到国家建设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国家建设需要一个既能与国家权力互动又横向联系紧密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再建乡村共同体内化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政党入户”以党员联系户机制为基础,将政党组织体系延伸至乡村社会基础单元(户)的过程中,以政党联户实现了政党对乡村社会的纵向政治整合,将乡村社会重构为与国家紧密联系的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同时,在党员服务人民的机制下,纵向的“以户联户”转换为横向的“以家联家”,增进了乡村内部横向社会联结,实现了乡村共同体的国家再建。国家是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主体力量,为乡村共同体建构创造基础和条件。整合式联结是乡村共同体再建的国家逻辑。从国家视角认识乡村共同体建构可以将乡村共同体置于国家建设体系之中进行整体和历史地分析,从而在更加宏大的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中理解乡村社会建设。     

早期国民党乡村渗透的制度逻辑:从权力结构均衡分析

早期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获得执政地位,且通过保甲制来控制乡村,但并不意味着其获得了对乡村的支配优势,基于此,国民党组织力图向乡村渗透.为避免"党政合一"造成乡村治理的官僚化,国民党在基层推行"党政分开"并倡导"党义治国",但在当时中央权威不足的背景下,"党国体制"的调整导致了国民党基层治理权力的空洞化和劣化,这意味着社会权力的精英化过程中断,分散的社会权力更无力制约政治权力载体的资源汲取,也就不能阻止破产的、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权力载体被反体制精英重新组织化为反体制力量.     

从“以党治国”到专制独裁──试论1928-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以党治国”

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是以政党的力量把中国引向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在“训政”之初宣布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由国民党担负“训政”全责,并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文件规定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一体制运作的结果却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寡头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孙中山的本意背道而驰。     

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党的执政方式的创新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政党执政是在社会-政党-国家的政治架构中进行的。任何政党要能有效、合法地执政，必须选择合理、科学的执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在我国迅速兴起。公民社会的兴起一方面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为党的科学定位创造了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也对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提出了挑战。适应公民社会的兴起，执政党需创新其执政方式。新时期，创新党的执政方式，要合理规范党政关系、践行民主执政、实行依法执政、改善党对社会的领导。     

西方政党组织形态嬗变的背后——对"卡特尔"型政党组织形态的分析

政党政治运行的载体是政党组织。自政党问世以来,其组织形态就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种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卡特尔"型政党组织形态的出现,不仅反映了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推动政党变革。面对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当今世界,政党变革已成为政党政治发展的大趋势。     

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变化社会中的政党研究转型

20世纪后期，苏联共产党等几大政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的政党发展危机与中国共产党治理超大国家的政治现实，引发从“政党治理”视角探究政党兴衰的思考。全球化的兴起、公民社会的涌动与治理理念的变迁给传统政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变化的社会中实现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转型，并在大党治理过程中树立“治众”异于“治寡”的理念，是新时期政党发展尤其是大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政治诚信的时代价值分析及相关思考

现代社会政治诚信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彰显了新形势下以人为本的理念,反映了取信于民的时代精神,具有较强的时代价值。政治诚信作为一种治国策略、方式,对于国家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政治诚信不仅是执政党执政的根基,是国家政治稳定的保障,还是一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原则。当前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政治诚信建设,以取信于民,促进政治文明建设,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民初政党政治与公民意识

政党政治是与公民意识相适应的一种政治治理方式。当民初政党政治移植到中国传统社会之上的时候,隐藏在国人深处的臣民意识顽强地产生了各种“抗原”,如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悠久的权谋政治传统、对公平正义的曲解、私德冲击公德的行为习惯等等,这些“抗原”导致的“排异性”最终摧毁了政党政治的健康和活力。基于此,完成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型,推动民族启蒙运动的进一步提升,才是实现政党政治现代化的保证。     

“三个代表”：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新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深刻地揭示和科学地总结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     

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发展目标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奉行的奋斗目标之一,也是中国人民的理想与夙愿。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最早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基础上,坚持改革开放,提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形势下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目标,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信念论政治之局限与后意识形态政治走向——奥克肖特政治“理想类型”理论探析

可以把不同社会的不同政治生活看成是人类应对各种挑战的不同应战模式.这类应战模式在奥克肖特看来,可以抽象地划分成为两种极端的"理想类型":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人们正是通过在这极端"类型"的中间地带作出移动与调整,来使社会适应来自外部与内部环境的不断变化.由于近现代以来人类理性的盲目膨胀,各国应对时代挑战的政治类型在本质上都严重偏向于信念论政治.信念论政治在显现自身合理性的同时,也把人类拖到了极其危险的意识形态政治之中.而解决之道就在于,以向怀疑论政治的适度回归来打通走向后意识形态政治之路.     

从“宗族偏好”到“理性表达”——家族参与村庄政治的路径选择

家族参与乡村政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偏好”到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将长期与现代的乡村治理发生着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的政治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