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现象的犯罪学评价及预防路径

屡屡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在犯罪学上因侵害了怜悯感这一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情感而应当认定为自然犯罪.如此现象的发生源于欺凌者怜悯感的缺失、家庭和学校道德教育的缺席与错位、法律保护与惩治方面的空白.要预防这一现象,必须通过合理的道德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建立正确的道德体系,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几率;通过个案的惩处、正确的矫治手段以及被欺凌者的认知重建,实现特殊预防.     

移情的功能理论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移情对亲社会行为具有动机功能和信息功能,在心理学研究中被认为是对亲社会行为具有重要抑制作用的因素。高校德育普遍重视道德认知教育,忽视道德情感教育,导致大学生普遍缺乏移情。借鉴移情的功能理论,高校德育要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移情能力,一方面加强体验式道德教育,激发道德动机,另一方面提高学生观点采择能力,活化道德认知。     

"全息育人"德育模式的构建途径探析

选择正确的德育模式,是德育目标、德育内容成功实践的重要保证。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全息育人”德育模式,需要在稳定德育基本力量的基础上,动员全体教师积极参与,学校各部门形成合力;需要加强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融会道德认知和内化过程、实现专业和道德教育相结合、校内外教育相结合的道德实践环节;需要优化道德教育的社会大环境和学校小环境,尤其要占领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阵地。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德育生态观及其价值选择

在文化多元、价值冲突的背景下,学校道德教育面临诸多困境：道德相对主义导致学生的价值迷失,多元文化与多元价值使学校道德教育标准复杂化,社会道德整合度的降低导致道德教育的失效。道德教育生态观的建构,体现了道德规律和教育规律的一致性,凸显了道德教育的合理价值定位,为超越德育困境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念。在德育生态观的指引下,学校道德教育以建构德育主体人格、引导德育回归生活、促进德育与社会融合等核心价值选择,使道德教育发挥真正的文化效力。     

道德认同研究进展与德育启示

道德认同是指德行对自我的重要性,是联结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自我调节机制,是激发道德行为的重要动机。道德认同可以预测道德行为;人格、社会结构、家庭关系、朋辈关系、团体道德氛围、道德行动机会等因素影响道德认同的发展。道德认同研究显示,道德教育应重视家庭德育功能、营造学校道德氛围、引导积极朋辈关系、拓展道德实践机会。     

道德重构与德育反思

历史和社会现实造成大学德育陷入重重误区,人们疾呼道德重构。道德重构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德育反思:道德教育应该保持自身相对独立的形态,不能在“大德育观”中迷失自我;道德教育必须重视道德实践,使德育研究与道德践行同步;教师不仅要用自己的言行去证明道德理论的正确性,还须帮助学生领会由幸福感而衍生的道德对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对他人的社会价值。     

教育荒废现象的成因与对策探析

用日本学术界对教育荒废的研究反观中国教育,发现在我国教育中也存在着道德与法制、教师心理和学生心理、学生学业、青少年体质、教育成本与收益等方面的教育荒废现象.其成因主要表现在办学模式封闭、办学指导思想偏离教育方针、教育市场化的负面影响、家庭教育失当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不良影响等几个方面.因此,只有加强学校与社区、家庭的联系,调整教育观念、规范家长行为、净化社会风气、强调教育公平,才能避免此类现象的蔓延.     

价值澄清理论与我国高校德育变革

在当代西方道德教育领域中,价值澄清理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道德教育理论之一,它对世界各国的道德教育实践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价值澄清理论对我国高校德育变革的启示在于:高校德育要重视学生道德选择能力的培养,强调学生内在道德冲突的激发,追求道德情感与理智、行为的整合统一,注重道德教育理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略论现代德育的路径转向

道德学习与道德教育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前者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是学生的主动行为;后者是以成人的世界和社会的要求为本,体现社会的意志或成人的意志,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作为对传统德育高耗低效现状的反思性选择,现代德育正实现着从"重教"到"重学"的路径转向:在德育内容上,由掌握道德知识向发展道德能力转向;在德育方式上,由重灌输向灌输与选择整合转向;在德育过程中,由认知性德育向活动性德育转向。     

加拿大高校道德教育的特点及启示——以多伦多大学为例

“道德是被感染的，不是被教导的”，这不仅是中国德育教育界的认知，也是加拿大高校的做法。在倡导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里，加拿大高校并不要求教师对学生强行灌输道德准则，也不专门开设道德教育课程，而是采取全方位的道德教育方式，创造各种环境，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这对我国的德育教育有一定的启示。     

道德榜样与道德人格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道德理想,这包括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一套理想的价值体系、一批先进的道德榜样.道德榜样之所以有力量,能够感染人,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人格中的其他成分,如智慧、能力、知识、思维、形象、身份等,而在于他们的道德人格,在于他们的道德人格中所散发着的人性光芒.学习榜样,塑造高尚的道德人格,必须完善道德评价机制,形成正确的道德评价,养成道德习惯,提升道德境界.     

论民族道德与政治道德

民族道德与政治道德在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前,都必须在相互共存中协同发展,互相利用,交替作用。二者关系中,有时也有主次之分。一般说来,民族道德必须为政治道德服务,政治道德又必须为国家政权服务。除非阶级消亡了,国家消亡了,直接为政治建设服务的政治道德也会随之消亡,而民族道德则会随着民族的相对延长而再存在一个时期,但终归亦会消亡的。到那时,政治道德消亡后的民族道德将会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消融于人类道德。从这点来看,民族道德存在的时间比政治道德存在的时间或许要稍长一些。     

道德信仰:道德人格上的自我超越

道德信仰的本质就是人在道德人格上的自我超越。具体表现为:道德信仰是人的社会之我对个体之我的超越;是精神之我对肉体之我的超越;是理想之我对现实之我的超越;是无限之我对有限之我的超越等。     

道德教育重在道德实践

道德教育重在道德实践 ,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和任务的内在规定。当前德育成效低微的根本原因之一 ,就在于过分强调学科的理论性、知识性、系统性 ,而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学生的生活实际 ,忽视了主体的内在需要和道德体验 ,使本应充满生命活力和育人魅力的道德教育 ,逐渐走向了纯道德理性的空洞说教。因此 ,必须切实转变教育观念 ,采取有效措施 ,把道德教育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转移到重在道德实践上来     

道德冲突与道德选择

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置身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经常会涉及到利益冲突与道德冲突问题.在利益冲突与道德冲突中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关系着职业工作的社会意义,也是对自身能力的重大考验.面对道德冲突,走出道德冲突,进行道德选择,必须实现观念上的转变,加强制度保障,并通过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提高人们的选择能力、确立明确的道德价值目标.     

从道德纪律到无痛道德

在传统道德理念失去光辉的时候,一些新的道德行为,如慈善捐赠、器官捐献、志愿服务、文化差异宽容等正在被现代的人们认真地经营着,标志着市场经济下一种全新道德形式的生成。这些具有非指令、自我性的新道德形式给人们的启示是：尊重个体道德选择性的要求,正视＂无痛道德＂的存在并给以发展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能体现新权威的无痛道德体系,至少要做到三点：承认并正视道德回报,以法的形式使道德变轻松,道德情感的世俗化。     

道德权变与道德冲突的消解

权变是人们在进行道德选择时需要经常面对的一个复杂的问题,权变作为一种方法论始于孔子,此后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思想家阐述了自己的权变思想。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权变在中国古代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概况;介绍了道德权变和道德冲突,以及对道德冲突的分类;提出对道德冲突的消解方法。     

道德的转型:李泽厚的道德社会学

伦理与道德的区分、人性能力与人性情感的区分、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的区分是李泽厚伦理学的基本要点;三个区分紧密联系着道德社会学的两个核心问题,即道德的社会根源与道德的社会作用或效力;在现实具体的道德行为或道德作用过程中,作为道德心理形式的人性能力与具体的道德规范、善恶观念是无法分开的,外在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若想真正扎根、"在场"于人们的心灵,得到人们的"敬重",从而有效地"牵引"其道德理性意志,并激起人们那种作为主体间关系的人性情感,从而在社会中运行生效,则必须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相应地调整转型,就此而言,李泽厚关于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的阐释,既是对道德的分类,更是在社会学的观察视角下对道德转型的揭示.     

教师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

明晰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是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从"职业教师"向"专业教师"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教师道德从"职业道德"向"专业道德"转型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从教师劳动的专业特点出发,教师应当享有获得尊重、获得人格尊严保障、获得教学话语表达、获得荣誉和公正评价等道德权利;同时,教师除了履行在社会交往关系中的普通公民的道德义务之外,还应当主动地提升自身的道德人格,自觉地尊重受教育者的发展主体性,不断加强道德自律,增强"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专业道德义务感。     

从政治的道德目的到政治的道德基础

西方政治哲学的论证重心经历了一种从政治的道德目的到政治的道德基础的转换。古代的政治伦理学通常把政治的道德基础看作一种自然因素,故而对此并不着力论证,却着重于赋予政治以道德目的;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伦理学则认为政治关系是人为的,从而对政治的道德基础详加论证,但许多学者对政治的道德目的却心存疑虑。实际上,只有对政治的道德基础严加论证之后,政治的道德目的才能更好地加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