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用与会通——薛凤祚水利思想蠡测

薛凤祚治学方法的特点,即＂致用＂与＂会通＂。其中,会通包含古今的会通与中西的会通。由《两河清汇》解读薛凤祚的水利思想,比较突出的是其治河和海运的思想。《两河清汇》从体例上言,可谓＂编述之体＂,薛凤祚不仅继承发扬了儒家圣贤的一些学说,也吸收了其前代潘季驯、邱濬等人的观点。观其采择去取,无不以＂致用＂为宗。而其热心译介当时西方的水利器械,可以看作他在中西会通中所作的努力。虽然如此,对于薛凤祚《两河清汇》及其水利思想不可刻意拔高。     

薛凤祚：在中西天文学的交汇点上

薛凤祚对近代中国天文学发展最特别的贡献,是他在《历学会通》中引入了一个与哥白尼日心说有渊源关系的宇宙体系,这使他成为当时与西方天文学发展的正确道路走得最近的中国科学家。薛凤祚天文历法研究中所采用的＂镕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是最先进的中西会通模式,可以避免走上＂以西学取代中学＂和＂以中学同化西学＂两个极端。但对于薛凤祚贡献的评价不宜过高,他引入哥白尼日心说可能并没有明确的意识,且日心说在当时并不是最先进的宇宙体系,因而影响很小;他会通中西天文学的努力也没能引导中国天文学走上现代化之路。     

镕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薛凤祚科学观探微

薛凤祚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兼通中西并善于会通中西的科学家,他一生追求实用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立创造.薛凤祚对于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研究从"技"和"法"方面使中国传统科学发生了明显的改观;他所强调的理以数显、讲究实证的理性科学观具有近代科学的启蒙因素,使中西科学思想实现了初步的结合.同时,薛凤祚在关于水利学和命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充分考虑到了人的因素和人的价值,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科技所特有的人文精神的阐发.但是,受传统的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影响,薛凤祚没有也不可能使近代中国引发一场科学革命,但其"镕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的会通工作在近代科学中的地位及其对后人的启示是不可磨灭的.     

术数思想：薛凤祚中西会通模式的重要案例

在中西会通方面,与其前辈徐光启、同辈王锡阐、后辈梅文鼎相比,薛凤祚会通模式的独特性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其术数思想中。薛凤祚试图用西方占星术复活中国传统术数,他批判中法,引进西法,并对术数理论基础及具体术数分支——择日术进行了中西会通。由于中西学术从体用到思维方式都迥然有别,薛凤祚的会通是不彻底的。     

纪念《学报》创刊30周年暨学报“两优一高”表彰大会隆重召开

薛凤祚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兼通中西并善于会通中西的科学家,他一生追求实用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立创造。薛凤祚对于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研究从“技”和“法”方面使中国传统科学发生了明显的改观;他所强调的理以数显、讲究实证的理性科学观具有近代科学的启蒙因素,使中西科学思想实现了初步的结合。同时,薛凤柞在关于水利学和命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充分考虑到了人的因素和人的价值,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科技所特有的人文精神的阐发。但是,受传统的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影响,薛凤祚没有也不可能使近代中国引发一场科学革命,但其“镕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的会通工作在近代科学中的地位及其对后人的启示是不可磨灭的。     

薛凤祚会通中西的努力及失败原因分析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引发了西方学术的大量涌入。薛凤祚引领当时学术风气之先,提出了一个会通中西学术的先进模式。为实现会通目标,薛凤祚不遗余力,其实践领域主要为天文历法,也旁及其他。但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在整体上没有扭转中国学术在此之后被西方远远抛下的局面。     

论黄宗羲的科学启蒙思想

黄宗羲不仅提出了震聋发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而且形成了具有近代科学因子的科学启蒙思想。他对科学的倡导,是针对明末科举之弊而发的,同时还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家学渊源、＂儒通天地人＂的人格需求和心理合一的认识论密不可分。通过对自然科学的倡导和践履,黄宗羲构建出明真求实、借数明理、学贵适用、怀疑批判、会通中西的科学思想体系,显示出与中古科学传统迥然不同的风貌,但哲学思想上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黄宗羲复兴＂绝学＂的宏伟抱负,最终滑向了＂求之于心＂的心学归宿。     

薛凤祚治水思想的存在论思考

薛凤祚的治水思想包括天的存在、地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彰显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整体理念,再现了西方存在论的精神,具有现代生存论的特征。从中国人的认知发展历程来看,薛凤祚的治水思想以朴实的方式,展示了中国人科学思维方式的萌芽,特别是其强化实用和技术,折射了明清时期新实学的理念。薛凤祚的科学治水思想不论是在思想方法上,还是具体技术上,至今仍有较大的科学参考价值,其所呈现的认知境界为破解当代生态困境指明了方向。     

“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论薛凤祚的思想转向及其价值

今人视为科学家的薛凤祚之所以离开孙奇逢而别求其他老师,原因不在于"王学空疏"而引起的思想离异,而在于孙奇逢当时所教的众多弟子之间"相隔太远"而引起的不便和孙奇逢所面临的家事及挚友鹿善继丧母而大病、丁忧还乡由此导致其不得不离开京师回老家。正是由于鹿善继、孙奇逢的首先引导,使得薛凤祚在晚明皇权主义颓废所导致的知识空间无限发展可能的环境中,以孙奇逢重构天人关系及"主于实用"思想为指导,在"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之间兼采中西知识资源,以《易》为蓝本,以传统的"天"意识为依托,以实用为归宿,以平分中西基础上会通为手段,思想逐次展开。正是这种会通模式的一致性,把孙奇逢兼容并包的思路推向一个新境界,使得薛凤祚的思想与夏峰北学其他同仁一样显得与众不同。但由于清初皇权主义重建及其意识形态调控导致的知识空间的大幅萎缩,明清之际理学变革最终以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化的朱子学回归收场,正是在此情况下对夏峰北学学者思想的不断解构与重构导致会通必要性的消失,使得包括薛凤祚在内的夏峰北学都难以理解。     

中西会通 天人相应——薛凤祚引进西方占星术面面观

引进西方占星术并与中国古代占星术会通,是薛凤祚《历学会通》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天文学和占星术还没有完全分离的明末清初,薛凤祚在引进西方天文学的同时带进占星术的内容是不足为怪的。薛凤祚不赞成一般占卜者信奉的“天人感应”,他研究占星术的思想基础是“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应”,这在当时是一种由神学向科学靠拢的进步。从天文学角度看,薛风祚认为西方占星术比中国的有理,但亦指明“不可以为是也”。虽然如此,但“为益世教,未尝无也”。薛凤祚对占星术的认识是辩证的,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薛凤祚在《历学会通》中完成了占星术的中西会通。     

薛氏奇门 卦仪合参——薛凤祚《甲遁真授秘集》思想初探

薛凤祚《甲遁真授秘集》之主体部分当为明清钦天监世守三式之嫡传。薛氏奇门之独特之处在于将《周易》八卦卦象乃至六爻爻象纳入其天、地、人、神四重维度之中,使之与术数学的大本大根紧密相连,从而从根源及学理上找到了切实的根据。薛氏奇门根于《周易》的特征是最明显的,因此当更近奇门之本义。习＂奇门＂是薛凤祚经世致用之学术追求的内在要求,薛凤祚融通中西历法,其使用的年、月、日、时干支非常精准,于其用奇门遁甲做的预测应用或者择日、择方应用在时间维度这一基点上大有裨益。     

根数错位致斗转星移——薛凤祚《历学会通》的历元换算

薛凤祚在《历学会通》中所给出的中西历元纪年出现了整体错位和局部混乱,由根数错位而致斗转星移。实难想像其天文和历算结果能够被观测所证实或验证,而况薛凤祚从来不作天文和天象观测。他的随意和著文之粗糙、混乱,使他耗费半生精力所作的西学引进、译介的成果黯然失色。这也许正是他被同时代人忽略,继而又被历史遗忘的根本原因之一。     

科学“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略论阮元科学思想的实学精神及其局限

阮元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并不是“以古为是”，也不是埋头于故纸堆而不躬身实践、不问世事、他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践之道”、重视“实用之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实学精神。然而他力主“西学中源”说，未能实事求是他认识、评价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使得他的实学精神大打折扣。     

科学“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略论阮元科学思想的实学精神及其局限

阮元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并不是“以古为是” ,也不是埋头于故纸堆而不躬身实践、不问世事 ,他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测而知”、力行“实践之道”、重视“实用之事” ,充分体现了他的实学精神。然而他力主“西学中源”说 ,未能实事求是地认识、评价西方的科学技术 ,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这使得他的实学精神大打折扣     

王国维的史学方法论与时代文化观

进入20世纪,以亘古未有的中西古今文化交汇为背景,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中古特征的传统史学走向式微,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新史学勃然而兴。在这一划时代的学术嬗变中,王国维以其广博奥衍的学术成就,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领军人物,他创立的熔铸古今,会通中西的史学方法论,更深刻启迪了20世纪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新史家。 在王国维数百万言的著述之林中,少有专论史学方法的篇章,但他对此问题,始终怀有高度的自觉。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他说:“夫学问品类不一,而其方法则一。”在     

中国近代心学被定格为“形而中学”之理路

近代以降,王学再度复兴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其意志主义倾向严重损毁了心学传统的理性向度。在西学强势的持续冲击下,现代新儒家之主流力图以会通中西的方式重建心学传统的形上学体系。徐复观从中西哲学之不同路径出发．以“形而中者谓之心”的命题消解了心学传统近代衍化中的本体论致思方向。     

李大钊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会通之考察

李大钊先生不但是我国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而且还是会通、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哲学思想的第一人。他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注重历史的研究,更关注现实的中国。这使得其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儒学乃至现实之结合成为可能,概略研制,其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会通主要体现在"以儒接马"、"以马评儒"及"融儒于马"的过程中。     

会通与嬗变——“古数复原”视角下的明末清初数学史

为复原传统数学的整体结构及其与传统文化其他方面的天然联系,须从＂古数复原＂的视角研究明末清初数学史。中西数学会通导致了传统外算复兴,与外算复兴相伴随的,是人们价值观念上内算与外算的易位。内算、外算易位导致中国传统宇宙观的变换与儒家伦理遭受威胁,进而引起了传统数学所描述的＂理＂的变化,并进一步引起传统数学在儒学体系中地位的＂嬗变＂。由于中国人对理、器的不同态度,以及公共话语空间和私人话语空间的形成,这些会通结果在人们的话语空间中呈现的程度是不同的。     

朱熹"中庸"解的实学思想——兼与二程"中庸"解之比较

朱熹"中庸"解的实学思想,既源自二程以"实学"诠释<中庸>,又形成于对二程后学追逐"未发"而求"中"的批评.正是这一实学思想,使得朱子在解读"中庸"时,能够在二程"中庸"解的基础上,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中庸"之"中"代替二程的"不偏之谓中",强调"已发"时的随时以处"中";以"平常"解"中庸"之"庸"取代二程的"不易之谓庸",强调"无过不及"的"平常",把"中"与"庸"统一起来.这种解读既体现出朱子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想,又是对二程"中庸"解的发展.     

日本中国学研究之观感

日本中国学研究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事实＂和＂理论＂、＂问题＂和＂主义＂之间,日本学者更倾心于＂事实＂和＂问题＂;二是在研究中能够突破学科壁垒,会通多门,更多通人和通研。此外,＂读书会＂这种＂共同研究＂的方式对于人才培养、成果产出亦具重要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