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义绝"考略

尽管从《元史》、《新元史》中未能检索出“义绝”一词 ,但涉及义绝的律条却并不鲜见 ;在《元典章》、《通制条格》等文献中更检得为数不少明确定性为义绝的事例、案例 ,及其所依据的诏制和条格 ,表明蒙元代有关义绝的法律制度 ,在沿袭唐宋金律基础上 ,颇多创新 ,司法实践中适用义绝之制并非个别现象     

唐律中自首制度相关规定的探究及其借鉴意义

自首制度作为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广泛存在于不同国家和一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刑事立法中,在我国历史上,这一制度同样源远流长.唐律是中国法律史上的灿烂瑰宝,唐律的制订是系统和完善的,其中对于自首制度的规定对于我国现行自首制度的探究有着现实意义.从上文论述中可以看到,唐律中对自首制度的规定与现代刑法规定相比,有相似也有不同,有先进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我们应该以批判继承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从李白免刑看唐朝法律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唐朝法律文化是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大成者,不但具备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而且在条文之间渗透了德、礼、公平正义 等特色,唐律组成之多元化表现出其开放性,其遵从礼法结合的儒家文化,又体现了其包容性。李白是唐朝鼎盛文化的代表, 但也曾受过流刑的刑罚处罚,通过研究李白死刑赦免与唐律的关系,研究唐朝德主刑辅的国家统治制度与体恤民情、轻判轻罚 的以民为本的法律文化理念,可发掘唐律法律文化背后蕴含的开放和包容的人性化精神,历史上这些有进步意义的法律特质 和法文化传统对现今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     

对《唐律疏议》中有关婚姻家庭制度的“礼”性思考

《唐律疏议》中对婚姻家庭制度的规定十分严密,这种制度严格划分了家庭成员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对维持家庭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唐律》中的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其对"礼"的吸收,使礼法得到高度统一。《唐律》已把法律之手伸入到家庭这种私人权利高度集中的空间,今天来看这种立法模式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它却符合"礼"的要求,这种合"礼"性的立法模式我们虽不能全面接受,但对当今中国的立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浅谈唐律中不作为犯罪的几个问题

不作为犯罪是以消极的不作为形式触犯法律,应受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唐律中虽然没有明确不作为犯罪的概念,但实际上规定了大量的不作为犯罪以严密法网,维护封建统治。同时,唐律不作为犯罪的规定呈现出法律泛道德化、义务主体多样性等特征,某些规定对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唐律断罪引律令与罪刑法定的实现

唐律“断罪引律令”是依法裁判的表现。依法裁判是实质，引用律文是形式，唐律“断罪引律令”是实质和内容的结合，是罪刑法定的要求。关于引用律文，唐律在律、令、格、式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和引用顺序方面有具体规则。唐律要求“断罪引律令”,否则应当承担司法责任，是为确保法律得以忠实实施、实现罪刑法定的重要设置。     

高丽律对唐律变形之原因探析——以“华化”与“土俗”之关系为视角

法律的移植主要并不是一个法律或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受到移入国社会、政治、传统、风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具体的国情,在高丽,被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贵族集团不加区分地一概称之为"土风"、"土俗",成为其裹挟传统文化,以抵制中国制度的借口,从而形成了"华化"与"土俗"之间的冲突.在这种背景之下,高丽对唐律的移植就不能不扭曲变形.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所见死刑与《唐律疏议》死刑之比较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中所见死刑主要有:戮、斩、磔、绞、定杀、生埋、弃市、腰斩、枭首等。《唐律疏议》的死刑只有两种:绞和斩。唐律的死刑刑罚体系比秦汉律大为简化,种类减少,更加简明扼要;唐律对犯罪行为的处罚比秦汉律减轻,较为宽和。这些都说明了唐代比前代刑罚制度更趋于人性化,社会更加文明进步,立法思想深受儒家"德主刑辅"思想影响。     

论《唐律》共犯制度对现行刑法的借鉴价值

唐朝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高峰时期,其相关法律制度也日臻完善,刑法理论中的共同犯罪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唐律》不仅在总则性的《名例》篇中规定了共同犯罪人的法定分类、共犯人的认定以及对共犯人的处罚,而且还在分则性的其余各篇中,针对特定罪名做了关于共同犯罪的认定、处理原则和方式等的规定.为此,深入研究《唐律》对于完善我国现行刑法有关共同犯罪的相关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契约中介"牙人"法律制度

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推动了契约关系的发展.在契约关系的订立和履行中,宋代"牙人"参与契约关系的范围很广,人数很多.宋代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制度,规范牙人的活动,规范市场.因此,宋代中介牙人制度的完备成为宋代契约法律制度的显著特点,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和借鉴.     

论“德古”解决纠纷影响力的减弱

德古是彝族社会纠纷解决的决定性力量。德古是彝族社会的世俗权威,熟悉彝族习惯法和判例,并以家支为其依靠力量。但是在民主改革后,家支和习惯法的影响力在减弱,随着彝人对外交往的加强,彝人的观念与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央政府政令在彝区的通达使得彝人拥有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自由和选择,德古在彝区解决纠纷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现在有的地方把一部分德古吸收进调解员和陪审员队伍,他们同法官一起解决彝人之间的纠纷,但德古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解决案件要受法官的指导,更多适用国家法结案,并且无形中在德古中划分了等级,使得德古的处境更加尴尬。     

太乙原始意义及其变迁历程的辨析

太乙最初是指竹木枝的主干,在漫长历史长河中逐渐萌发出植物和人的生命本源、天地万物本源以及哲学上客观精神或自然规律的意义。后因被用于星名、帝王名,演衍出天神和道教神的意义。     

“三星堆”与彝族文化

“三星堆”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经过专家学者研究以后感到奇怪的是这些造型奇特的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格格不 入,而与同属一域的彝族文化牵强可言。目前“三星堆”族属仍是一个谜,就近年有关专家学者对三星堆文明与彝族古文化探 讨基础上说说浅识。     

家庭暴力立法研究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它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在许多国家,防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已经展开。在我国,解决家庭暴力的相关政策仅仅是一种高层次的伦理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家庭暴力纠纷案件的增多对现行法律体系提出了挑战。制定一部统一的反家庭暴力法,是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进而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基于此,法院内部也应设立一个专门的解决家庭暴力纠纷的家事法庭,并构架起此领域的公正审判权,从而树立起司法权威,这是实现司法公正与正义的必然选择。家庭暴力立法与司法制度的发展,对法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     

“罗罗”论 ——从“罗罗摩”到“罗罗斯宣慰司”

“罗罗”原意龙虎,是一个美好的语汇。彝族族源是多元的,元代设立罗罗斯宣慰司,标志着彝族族源另一元的成立。元 代开始,罗罗成为彝族先民的概称。用大量文献史料,从“罗罗摩”到“罗罗斯宣慰司”的追溯中,论述了彝族族源的形成与发展 的过程,提出了彝族族源的多元论以及罗罗为彝族先民的改称,并分析了“罗罗”的文化内涵。     

我国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家庭暴力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它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反对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暴力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反家庭暴力工作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呈现出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执法和司法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社会化支持网络日趋完善等六个方面的特点。但由于封建残余思想影响、家庭经济地位不平等、社会不良因素影响等原因,我国家庭暴力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以暴抗暴”和对儿童、老人的暴力现象值得关注。为切实遏制家庭暴力,应当从加强宣传教育、完善立法、强化政府干预、推进多部门合作、健全救助服务体系、深化社区工作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此项工作。     

家庭暴力现象透视

家庭暴力的存在严重影响家庭关系的正常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稳定 ,与公民道德建设和文明创建的要求相违背。传统道德观念和家庭关系的流毒、我们在公民道德建设方面的不足、“转型期”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以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等 ,使家庭暴力得以滋生、蔓延 ,并具有了由隐蔽走向公开、逐渐突破文化和地域的限制、实施家庭暴力的手段越来越残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以妇女为主且不易公开等特点。针对家庭暴力表现出来的特点 ,切实加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建设、制度建设 ,不断完善法治 ,采取措施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对于预防、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     

《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兼论刘勰"执正驭奇"的创作原则

刘勰《辨骚篇》列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总论 ,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然龙学界却普遍认为“博徒”与“异乎经典”之“四异”皆为贬词。其实不然。它们恰恰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褒美之词。《楚辞》之所以能够博得“《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之美誉 ,关键是因为它“取熔经意 ,自铸伟辞”的通变创新精神。刘勰由此而归纳出“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原则 ,迄今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论方苞的"义法"说

在方苞的"义法"说中,"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和道理,"法"则是"义"的存在形式."义"有两层意义,即存在于主体的"义"和存在于作品的"义".就前者而言,"义"决定"法";就后者而言,"法"决定"义"."雅洁"从语言风格方面对"义法"作了补充."义法"说凸显了形式的重要作用,深化了传统"文道"关系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