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完善农地制度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农村城镇化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农地制度及其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农业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外推力,对农村城镇化产生积极作用。我国现行的农地家庭承包制由于以行政手段供地和缺乏农地流转机制,使得农民与农地关系凝固化,影响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应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地流转和集中,增强农业劳动力的排放力度,割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联系。并通过农地市场流转,使转移出去的农民得到放弃农地权利的报偿或对农地投入的补偿,使其愿意放弃农地,安心从事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基于农民阶层分化视角的农地流转意愿研究——以广东省江门市为例

选取了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378个农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民参与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和决策行为机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职业多样化和农民阶层分化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原因,越是远离农业经营者身份及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民,其农地流转意愿越强。(2)家庭个体特征、社会保障与流转规范化程度等因素对农地流转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教育程度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最大。(3)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缺乏相应土地流转服务平台也会降低农村土地流转效率。鉴于以上结论,农地流转制度改革需要重视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同时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加强地方政府土地管理与服务职能,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农村土地规范化流转。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陕西省农村地区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点;利用Lo-gistic模型,从农地流出行为与流入行为两个方面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特征与政策制度因素等方面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强化土地流转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构建完善的农地流转机制,降低土地流转风险,培育农地流转市场中持续、稳定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可促进农地流转良性、有序发展。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其发生动因的实证研究

农地流转对促进农业产业化、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明显的正面效用,是我国农业产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以陕西省白水县3个村、西安市阎良区5个村和灞桥区4个村为研究实例,对235户样本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征及其发生的动因。研究结果认为：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以及选择怎样的路径流转,都是特定行为环境下所做出的主观抉择;户主年龄减50的绝对值、户主文化程度、家庭非农业收入、农户愿意种植面积和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之差的绝对值、流转政策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与否的关键因素。     

农户水稻规模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3县306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江西省都昌县、铅山县、新干县306个样本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选择土地转入实施规模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水稻种植年数、农地流转经验、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人数、有无农技员指导等因素对农户选择规模种植没有显著影响.农户文化程度、是否科技示范户、农地流转租金、家庭人均纯收入、有无机械设备或牛等生产资料以及生产投入产出比等因素对农户规模种植的决策行为影响较显著     

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家庭农业收入

利用广东省2492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和要素配置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农地使用权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而提高了农地规模对农业收入规模的正向激励,但使用权的完善也会激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抑制了农地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家庭农业收入占比的激励效果;农地处分权通过赋予农户处置农地和劳动力的权能,分别提高和降低了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农业收入的正向激励。最后,对农地流转和劳动力配置行为的分析也发现,农地产权通过赋予主体决策自由,从而提高了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经营绩效和农业收入。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晋宁县的调查

以云南省晋宁县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地面积、农业劳动力状况、年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农地在家庭养老保障中的重要性、农户年龄对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发展第二、三产业,加强农村教育,发展流转中介组织,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溢出效应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

系统分析农户种植结构有助于科学回答国家粮食安全如何保障这一重大问题。通过全面考察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溢出效应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发现：（1）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种植结构的趋粮化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2）土地流转形成的土地规模大小对农户种植结构存在动态影响;（3）的确存在农户种植行为溢出效应,家庭特征因素对农户种植结构中的溢出效应具有调节作用;（4）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溢出效应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5）对于分散化土地流转农户,土地流转租金亦会促进种植结构“非粮化”,且能通过种植结构中介变量影响家庭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净收益。因此,政府应加强劳动力教育培训,引导低质量劳动力转移,推动土地规模化流转,合理发挥农户种植结构中的溢出效应,加强农地流转市场监管,拓宽土地流转市场信息获取渠道,降低土地流转价格,减轻农民租金成本压力。     

梁平县农户农地流转问题研究

以重庆市梁平县为研究区域,从农地流转形式、流转主体、流转效益、流转协议、流转期限等角度讨论了农地流转的现状与特点,从农户家庭基本状况、农户家庭经济情况、粮食安全与社会保障状况等方面探讨了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制约因素,针对问卷调研的计量分析结论,构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宣传和落实流转政策、健全农地流转市场等推进梁平县农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多维分析——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

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是我国农地流转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34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一步法”随机前沿函数（SFA）从总产值、亩均产值、劳均产值三个维度检测了有/无农地流转两类农户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并检验了影响两类农户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农业劳动力质量、土地规模对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农地细碎化程度、农地离城镇的距离对技术效率则有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动农地流转、增加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等政策建议。     

农机服务对小农户土地流转“内卷化”的影响

农机服务的快速发展能否解释农地流转并未推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趋势而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仍有待分析与验证。采用中国农村家庭大数据库（CRHPS）中的小农户样本,分析小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处境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机服务对其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小农户采用农机服务显著地降低了土地转出并增加了土地转入,并验证了包括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收入在内的三个主要影响机制。研究论证了农机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土地流转中参与率增速放缓、小规模转入与部分转出对应的小农户复制以及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率作用递减的“内卷化”现象。提出在制定完善农机服务政策时,既要满足小规模农户的生产需求以维持家庭生计,又要衔接土地转入户的服务需求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入与转出的影响——基于CFPS的微观调查

从劳动力转移出发,研究其对农地转入方与转出方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验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入与转出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农地转入负向显著,对农地转出正向显著;劳动力转移对于土地转出的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通过家庭最高学历作为工具变量来控制内生性,其CMP估计结果仍在统计上显著。并从有偿转出和大面积转入两个方面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其结果同样显著。从收入水平上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中等收入者,土地流转最为活跃。     

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农户土地流转是区域农地市场发育的基础。利用江苏省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步法,从土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非农就业、社会保障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均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农村保障水平,是促进农户土地流转、完善流转市场的根本。     

农地流转意愿决定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市民化意愿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第一大因素,而农民城市生活感知是仅次于户主文化水平的第三大影响因素,家庭劳动力负担率与农地流转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此外年龄、家庭人口数、外出务工率和农户类型对农地流转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转变城市社保差别化供给机制,对进城农民"放权让利"等政策建议。     

宿州市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选取安徽省的宿州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的调查分析,研究运用Log it模型计量分析了影响宿州市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结果发现：家庭劳动力比重、家庭非农收入比重以及家庭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数比重等都是影响宿州市农村土地流转意愿的重要因素,而这其中又以家庭劳动力比重和家庭非农收入比重的贡献最为突出。最后,结合该研究的发现,提出了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培育农村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以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促进宿州土地流转的政策建议。     

金融支持视角下农村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贵州省铜仁市为例

本文以贵州省铜仁市农村为研究对象构造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指标体系,以实地问卷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主成分法分析影响农村土地流转意愿的指标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年龄、身体状况、家庭劳动力数量、非农业收入比例、土地价格是否合理和农村金融支持是否完善等六个因素成为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原因,然后对主成分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回归分析方程模型,最后根据回归分析模型给出金融支持视角下农村土地流转的建议和对策。     

武陵山民族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分析——基于恩施州农户的调查

基于恩施州农户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户主的年龄、户主的非农兼业化程度、家庭劳动力的非农倾向、家里是否有上学的子女以及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程度的预期等多种因素从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影响了农户农地流转。因此,针对武陵山民族地区农地流转的特征,尤其是农户层面的流转,应充分尊重农民的理性,因地制宜地创造条件,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影响农民土地意识的因素分析

从个人、家庭和制度三个层面探讨了农民土地意识（土地价值意识、土地依赖意识和土地流转意识）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个人因素中,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工经历及惠农政策满意度对农民土地意识产生显著影响;在家庭因素中,从事非农工作人数比重、实际耕地面积、家庭成员身体不健康比重对农民土地意识产生显著影响;在制度因素中,是否拥有新农保对农民土地流转意识产生显著影响。这对于农地流转及市民化政策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以及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对比农地流转前后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可知,整体上农地流转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②考虑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地转出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相反农地转入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③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农地转入行为和西部地区的农地转出行为将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农地转出的收入效应比农地转入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另外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发现,忽略内生性问题将导致系数被低估.基于此,面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在"三权分置"制度安排下,建议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发挥好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注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以缩小我国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