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学术范式

范式是科学研究的模型或模式,一种理论体系具有不同于其他理论体系的研究规范、研究方法,即理论体系的学术范式.中西文论具有不同的学术范式.近现代“西学东渐”导致中国文论被西方文论切换,传统断裂,学术范式转型.古今中外文论范式的差异体现在:总体上思维方式、思想基础、理论范畴、理论建构的不同与具体研究中研究视角、研究途径、研究方法、论述方式的不同.通过比较对照、辨明异同的方法辨析中西文论的通约性与特殊性,找到可以遵循、参照、借鉴、融合之处,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学术范式的可循路径.而加强作为比较的前提和基础的中国古代文论学术范式的研究,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数字人文的张力与困境——兼论“数字”内涵

数字人文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因此有必要对数字人文的“数字”组成部分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第一,“数字”是软件和算法,“数字”是技术和工具,“数字”是基础设施和研究范式。“数字”为人文学术研究带来机遇的同时,其技术困境和伦理困境也已显现。第二,从数字化生存到数据化发现,不仅带来新的思维模式和研究视角,而且实现了载体的转型进而导致意义的变迁。第三,从思辨式研究方法到数据驱动研究范式,实现了人文学术研究的“计算转向”。但问题在于“数字”一家独大,不能很好体现人文理念,影响了中国原创性学术成果的生产。如何突破数字人文的“数字困境”？加强问题导向、提升复合素养、跨界合作创新、提倡文化批评,就显得尤为重要。     

7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述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与政治制度变革和政治路线变迁相顺应,前30年的新闻史研究,“革命史范式”占据主导地位,研究队伍人数较少,研究对象局限于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后40年的新闻史研究,新闻史的学科地位确立,汲取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新闻本体范式”兴起,研究范式多样化,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学术队伍人才济济,学术成果丰硕并走向世界。此后的新闻史研究,须更多负起“资治”“知来”之责,创新研究范式,填补研究空缺,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史学。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建立中国文论如何可能——也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针对当下理论界对西方理论产生的疏离感和对文论范式之确定性的普遍忧虑,建立中国本土文论显得十分必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不仅仅是简单追求现代性的问题,更是确立中西文论“体”与“用”的关系问题,而关键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点的同时使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中国化、本土化,应当对其进行“化用”。另外,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和纯粹性必然会对当下文论的泛文化研究模式起到很好的规约作用。     

原道古训与影响焦虑——《文心雕龙》的人文意蕴及其传承

《文心雕龙》体现的是一种大道的思想,作者要“立言”以传后世,在“原道古训”的影响压抑下与同时代文论的影响焦虑下另辟蹊径,以一种影响阅读的方式展开自身的理论经纬,并且以对“合和”范式的具体运用调和了“原道”之“礼”与“情怨”之“人”的矛盾张力,彰显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特性,为后世树立了不朽典范。     

追寻中国文体学的向上一路

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必须继承中国文体学传统范式和经典方法，并探寻具有当代学术高度，有思想内涵、文化视野、科技文明与现实关怀的独特路径。文体学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文献收集与文献阐释基础上，对文献有所“发现”又有所“发明”，“察诸语境”以把握文体的复杂性、丰富性。中国文体学与礼乐和政治制度关系密切，文体研究需要以“活”的观念与眼光，考察文体实际的“运作”与“过程”，还原其制度、仪式、程序等历史语境。对文体的物质形态研究，需要把文体学与考古学、出土文献学、图像学等学科结合起来，通过实物—图像—文体的研究方法，连接实物与纸上文献。文体学研究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同时要超越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局限，凸现人文学术的独特价值。新一代学者应该兼具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具有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要立足本土文化，回到本土理论传统与古代文章文体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同时，超越中西畛域，打通古今鸿沟，突破学科的樊篱，创造出超越古代文体学的新辉煌。这是当今人文学者所追寻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向上一路。     

中国数字人文宗教研究的转型

本文基于中国宗教学对数字人文领域特异性解读将问题导向及数据驱动范式研究纳入中国数字人文宗教三个标志性研究分支的体系,并引入“线上-线下二元结构中数据驱动下行动者中心范式”中国宗教学数字人文研究的适切思维,最后以互联网佛教舆情研究为例阐述中国宗教学数字人文研究需建立系统工程性的基础设施,进而希望打破中国宗教学传统思维对数字人文宗教研究分支的束缚,为中国宗教学数字人文发展铺垫基础性思维和研究范式,并以互联网宗教舆情为例阐释建构中国宗教学数字人文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系统工程性建构。     

关于文艺社会学的思考

文艺社会学,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现代文论的主体、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干与精髓,是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加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不但具有学术资源的本土性和学术价值的现实性,而且具有学术视域的前沿性、世界性。文艺社会学,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切入点,当代文论建设的立足点,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契合点;成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理论结合部和２１世纪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学术生长点     

大数据、新文科背景下的图书情报学研究

在大数据、新文科的影响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推陈出新，学科的交叉、文理的交叉，技术引入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加丰富多彩。新的研究范式——数据主导的研究范式倍受学者青睐，在新的研究范式影响下，是完全采取新范式取代传统范式，还是墨守成规？文章指出图书情报学科应当选择两种范式融合的科学研究范式，并提出未来图书情报研究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倡导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传统研究范式与数据范式融合研究，新技术背景下的图书情报理论与方法的研究，面向国家战略的图书情报相关领域的研究，国家科技创新支撑的图书情报学研究，面向各学科的数据工程建设研究，面向智库建设和决策支持研究。     

反思古代文论现代转换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是为了重建当代文论.学科、学者和学术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弊端以及与中国本土的不适应性制约了转换的实现,并直接导致转换的学术困境.反思文论转换话题,重提"现实性"概念的意义对于激发文论建设中与时俱进的思维,警惕浮泛的话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会通中西的尝试——论刘永济的《文学论》

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是其在明德中学的文学课的讲义,体现古代文论现代性转化的客观需要,符合了当时学科教学之需。其对于碰撞交流中的中西文化采取积极应对的方法,既不盲目排外而固步自封,也不全盘西化而失掉了传统,用力很深,多有创见。主张采取务实的态度做好学术该做的事情,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吸收了西方进化论的文论观以及西方科学研究方法,尝试完成古代文论现代性的转化。虽然在理论的运用上还存在“以西律中”的倾向。但是其用西方科学方法,来探究古代文论存在问题的源头,正本清源的做法,给后学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目前,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在文献整理、研究深度、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开拓空间,而且深化对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完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体系、丰富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领域,还在积累文献、拓展视野方面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可以考虑从整体性的角度,分纵、横两个向度,围绕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其中涉及到的明、清边疆政策对文论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各族别文士的交流对文论的影响,口头诗学等专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核心价值取向的现代意义

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取得重要成就,与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当代文论研究构成四维一体的学术格局.总结评价中国文论百年现代进程中古代文论研究状况,充分认识古代文论研究价值及其现代意义,保护、传承和发掘文化遗产,阐释和评价古代文论内涵精神及其核心价值,凸显中国文论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特色,对于推动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驱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转型

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未来必将驱动中国的经济转型、教育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当然人文社会科学也不例外。新技术的应用和新方法的普及,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一是智能学术引擎开启文献检索新视野,二是大数据重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三是"学科融合"引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探索,四是"人机协作"创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场景。凭借大数据获取和超级算法的模式正在颠覆"凭借经验和直觉"的模式,这将促使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走向具有自然科学的特征,"科学性"显著增强。当然,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未来,如果不想成为恐龙,我们必须变得极其开放,拥抱转型,接受变革,深度融合。     

自然辩证法学科问题探析

学科判定的依据包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等四个方面。自然辩证法是以自然界、自然科学和技术为研究对象,以自然观、认识论、科学观为研究内容,以辩证法为研究方法的科学。但在学术范式方面由于其研究的综合性和广泛性,使其未能形成完备的学术范式。因而确立学术范式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当务之急,需要这一研究领域的各个群体突破界限、整体合作,逐渐形成共同遵循的理论规范和方法原则,进而确立自然辩证法独特的学术范式和独立的学科地位。     

从求实到求是：数字史学的价值与追求——兼与成一农教授讨论

近些年来，以网络技术和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数字史学发展迅速，颇有助推史学研究升级换代的趋势，但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担忧和警惕：数字史学在重视技术方法引入的同时，是否有脱离人文关怀，成为“无人”的研究的危险?网络技术是否只在更方便获取多样资料上有助益，而对真正推动史学研究的作用不大?数字史学的价值与追求究竟何在，不仅成为不同立场学者辩论的焦点，更决定了今后史学界对数字史学的态度及其发展，应该引起数字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实际上，数字史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和传统史学研究并无不同，对群体的关注更不是对人的漠视或人文关怀的降低。数字史学能更为有效地从长时段和大规模群体两方面入手，切实沟通史学求实的学科本位和史学求是的学术追求，从而彰显历史学科的活力与价值。     

当代文论的生成语境和话语策略

当代文学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 ,延续了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范式变革。为了保持对新时期文学的阐释有效性 ,当代文论较多地引进西方文论 ,从而形成了异于中国传统文论的新的范式。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当代文论生成语境和不同范式的文论与文学间的互证互释规律的分析 ,检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之可能性 ,提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当代文学的存在状态是当代文论话语策略的根据。     

发现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西方汉学家重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结构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浦安迪等一批西方汉学家,打破了此前数十年中外学者共同的“以西律中”思维模式和“中国长篇小说缺乏结构”的“定论”,从中国的《易》学文化、古文章法、小说评点等古典文论中汲取理论资源,揭示中国小说“结构”的独特方式及其文化意蕴,为中国长篇小说的“结构”正名.这一学术“新潮”证明了中国文论家探讨多年的命题:“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也启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不能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用现代话语阐释古代文论的转换方式,更需要发现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文化蕴涵、共通的“文心”,并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更紧密地相结合.     

意义重释:民国文论体系话语的重要趋向

民国文论的体系建构负载着民国学人的历史想象与现实担当,砸破以往即兴体悟式的“私人话语”形态,在全面审视历史与时代的潮流中抒写社会的“公共话语”,发掘民族文化自信,民国文论展现出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恢宏气象。民国学人兼顾中西、古今文论的各自特质,确立文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与视角、探索可行的建设路径和策略,将错综复杂的民国文论现象纳入到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平台,展示民国文论继往开来的文化特质,它可以逐层解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多缠夹日久的学术命题,深远探究文论体系话语言说的基本规律。运用民国史视野来发掘民国文论资源,探究体系话语的言说模式与表达策略,具有范式重构和意义重释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