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话语的权力空间:从东方学到东方主义

“Orientalism”主要有两种意思:一是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二是作为文化表述的科学知识;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决定关系,在表面的知识与本质的话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空间,他者化形象表述、文化利用、本质主义、思想套装、政治行为与帝国意识等这些权力因素在空间内的运作,才使得东方学知识随着历史变化而更新,同时又不断地加固东方主义的话语存在,权力越来越体现其空间化和结构性的特色,亦即某种去中心的帝国本质,这种没有中心的权力可以借用各种因素来实现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完成从东方学到东方主义的历史体系的构建。     

《金银岛》:西方人的“东方幻象”

英国19世纪晚期作家罗伯特.斯蒂文森的名作《金银岛》中潜藏着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思维方式。小说中的金银岛与广义的东方现实世界存在客观联系,而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分析批判可以揭示小说中的东方主义文本性态度和东方主义对东方的对象化现象。总之,《金银岛》体现了东方主义"东方化"和"包容"东方的愿望,金银岛及岛上财宝代表着被东方主义扭曲了的东方形象。     

西方中心论的后现代解构

后殖民主义将后现代主义理论运用于对东西方关系的解释,将西方的东方学的实质归结为东方主义,其核心理念是西方中心论。作为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系统,东方主义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认识论,是西方试图控制东方的一种思维模式,其中浸透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其宗旨是为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和控制进行合理性论证。     

对谭恩美《灵感女孩》的文化解读

随着"新时代运动"的发展,有人提出了"东方转向"这样的说法,认为东方转向是不同于赛义德"东方主义"的新的世界观,是实现真正的东西方文化在平等基础上交流、互补的开始.本文运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通过对谭恩美<灵感女孩>的解读,指出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已经顽固地渗透到西方人的思想之中.谭恩美<灵感女孩>的创作虽然反映了她渴望消除中美文化对抗,实现中美文化融合的美好愿望,但其文本中仍不自觉地显露出了东方主义的痕迹.看来,要真正实现对建立在种族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东方主义的消解,还需要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凝视与反凝视——析《在高处》中的族裔主题

运用东方主义和后殖民女性主义批判来分析李昌瑞的新作《在高处》中主要人物之间扭曲疏远的关系,以此展现隐匿其中的复杂的政治文化信念。通过质疑权威叙述者的叙事,揭示东方主义和白人男权至上论的危害,李昌瑞的作品展现了亚裔女性对社会权力话语和种族歧视的反叛。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什么没有涉及远东

本文从赛义德的出身背景、研究方法和东方历史三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没有涉及远东:一、限于阿拉伯出身背景和知识学力,深受中东中心主义或伊斯兰中心主义影响,赛义德突出近东、中东,忽略远东,将远东置于东方的边缘地带;二、赛义德东方主义的研究方法不适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东方主义研究;三、西方殖民势力没有在远东(主要是中国)取得长期、绝对的殖民统治。故此,远东不具备东方主义发生的必要条件。     

"东方学”与"西方学”--读萨义德

东方学是以二元对立论的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为基础的权力话语.东方世界也存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与西方优势文化遭遇时则产生了西方学.西方学有其东方的本土结构,它与东方学共同建构了统治全球的文化霸权,启蒙与解放就是为了摆脱其奴役的努力.     

东方主义之后--论赛义德消除文化霸权的话语革命策略

赛义德自在<东方主义>中提出"东方主义"范畴,就一直没有停止对消除这一话语霸权的探索.首先他重视殖民主义话语内部的解构力量;其次,他意识到另一种动力来自第三世界的反抗;最后又强调知识分子"流亡"以跨越文化边界,并试图用文化的多元交流来为东方民族寻找出路.他的这些理论设想既有合理化的一面,又存在一定缺陷和不足.     

超越东方主义

东方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它一直在纯学术研究和审美两个领域为强权政治服务并危害东方文明。在当代,东方主义的扩张呈现三个特征:其活跃范围从纯学术和文学艺术想象领域向大众文化领域扩展;其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从西方向东方渗透;其对象呈全球化趋势。因此,东方国家必须对其价值判断标准的合理性进行检验,用客观的眼光看待自身,超越东方主义,找到自身文明发展的出路。     

同谋·颠覆·超越——东方主义视阈下的汤亭亭创作

著名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创作是否有东方主义倾向,一直是评论界争论的焦点。本文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视角,对汤亭亭的三部作品《女勇士》、《中国佬》和《第五和平之书》进行探讨,指出其与“东方主义”复杂的纠结、嬗变过程：同谋——颠覆——超越。为跻身主流,《女勇士》实则成为东方主义的同谋;随着地位的确立、写作视野的扩大,《中国佬》则是对东方主义强有力地颠覆;《第五和平之书》的创作已走向拿球化写作,已然超越了东方主义。     

学科·知识·权力——《东方学》的核心命题及其对当前文学批评的启示意义

东方学产生于西方殖民化东方的过程中,其精神实质是西方为统治东方而制造的权力话语。《东方学》一书的主题,一是清理东方学的历史演变,二是揭示东方学的理论要旨。《东方学》的学科方法和基本观点对于当前中国的学科建设和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另一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遮蔽了另一种东方主义。西方文化传统中 ,有两种“东方主义” ,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 ,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前者构筑低劣、被动、堕落、邪恶的东方形象 ,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精心谋划” ;后者却将东方理想化为幸福与智慧的乐园 ,成为超越与批判不同时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只关注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 ,但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 ,在西方文化中历史更悠久、影响更深远 ,涉及的地域也更为广泛。它所表现的西方世界观念中特有的开放与包容性、正义与超越、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的精神 ,是西方文化创造性的生机所在 ,也是我们在现代化语境中真正值得反思、借鉴的内容     

赛义德东方主义文化批评理论探析

赛义德在福柯话语意义上理解东方主义,把东方学知识称为“东方学话语”,从而质疑其知识合法性,这是其东方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的核心。赛义德解构东方主义的最大意义不是得出了什么结论,也不是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文化研究范式,而是以一种异常尖锐的方式提出了多元文化如何对话与共生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情趣”、中国旅行与东方主义——《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述评

《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的作者,独出心裁地将赛义德针对西方的东方主义理论应用于日本,并以谷崎润一郎为例具体分析了日本大正时代的东方主义话语。该书有三个特色:1.不仅指出了谷崎的东方主义话语,而且还明确了他的“西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2.以“中国情趣”为突破口,来探讨谷崎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关系以及他的中国观。3.详细考察了谷崎的两次中国之旅及与中国作家的交流,并分析了中国旅行对他创作的影响。该书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对中国读者全面理解谷崎润一郎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情趣"、中国旅行与东方主义——《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述评

将赛义德针对西方的东方主义理论应用于日本,并以谷崎润一郎为例具体分析了日本大正时代的东方主义话语。本书有三个特色:一、不仅指出了谷崎的东方主义话语,而且还明确了他的“西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二、以“中国情趣”为突破口,来探讨谷崎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关系以及他的中国观。三、详细考察了谷崎的两次中国之旅及与中国作家的交流,并分析了中国旅行对他创作的影响。该书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对中国读者全面理解谷崎润一郎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东方学》——传播视野下的解读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知识、思维方式和话语的三位一体,是西方对东方他者的想象。文章就东西方历史中的想象诉求进行分析,并把东方学本身当作一个动态的传播过程,放在人类东西方传播的大背景下给予解读。作为一种单向传播的话语,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东西权力博弈的结果,是西方权力向东方渗透的水到渠成。尽管当前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新的情况,但本质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控制下的东、西方平等交流仍是一种梦想。     

双重身份下的双重写作——论《喜福会》中的东方主义元素与反东方主义元素

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为基础,解读谭恩美作品中的东方主义元素与反东方主义元素,进而指出谭恩美的双重文化身份是造成其作品中国时存在这两种元素的主要原因.作为一名华裔叙事者,谭恩美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由于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国文化的疏离,她在创作中常常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用东方主义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母亲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但同时,作者的华裔身份,使她对中国又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往往又呈现出与美国白人文学传统中不一样的华人形象.另外,作者通过母女和解的情节设置表达了希望消除种族对立的美好愿望.     

新移民英语“文革”叙事与东方主义

介绍了最近几十年在美国读者市场风靡一时的新移民英语“文革”叙事作品,指出了导致这些作品呈现东方主义色彩的3个主要原因,即出版市场的强大制约、对自传体裁的过分偏爱以及对中国套话的过度使用。同时,在剖析了运用东方主义理论话语对此类作品进行的批评后认为,一方面,东方主义理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创作现象进行合理解释;另一方面,过度的阐释和偏见也容易导致对作品进行过分简单解读的倾向。     

赛义德和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共谋

赛义德及其重构的东方主义从其批判意识出发,通过放大传统东方主义的某些侧面而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重构.赛义德的批判陷入了私人化的误区,导致批判(所指)和批判主体(能指)分裂,因此批判就变成了赛义德自我建构的一种策略,而不再具有它所力图表征的意识形态特权.赛义德和西方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雇员/雇主或生产者/消费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