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科的未来及翻译研究的历史性转向

本文在对翻译学科建设相关问题提出看法的基础上,探讨翻译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的从定义到描述、从翻译价值论到文本价值论的历史性转向,并从翻译史实出发,对翻译活动的未来进行预测:强势语言文化在全球的推进将导致语言文化的趋同,从而挤压翻译作为交流中介者角色的生存空间;翻译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将表现出翻译实践逐步淡出、翻译理论探讨少、翻译研究比重大的研究性学科态势。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

中国翻译研究中出现过两次显著的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及始于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学科化”与“科学化”的需求,是对传统翻译研究经验性、零散性不足的克服;文化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跨学科”与“拓展”的需求,是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微观性、静态性局限的超越.语言学转向的实质是学科化,文化转向的实质是学科融合,二者都是中国翻译研究在不同阶段所必需经历的过程.     

翻译的社会学研究:问题及定位

翻译的社会学研究是继翻译文化转向后新兴的一门学科,意在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现象,研究重点主要在于翻译的社会历史研究、翻译的社会文化研究、翻译的社会机制研究以及翻译的产业化研究.贯穿其中的理论核心是场域、习性和资本.分析翻译的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合理的定位,有利于翻译学科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科学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方向。翻译研究必须与文化研究、文化转向相互结合,形成互动。只有让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走出各自的象牙塔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挖掘文字背后的文化渊源、发挥翻译的强大功能并形成指导翻译实践的宏观理论体系。     

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

比较文学向翻译研究转向是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最新趋势,同时也将是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本文指出,当代比较文学发生的文化转向呈现出三个新的发展趋势,即对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运用,对影视、动漫作品的研究,以及对翻译进行的研究。而其中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为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同时也将为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展示广阔的发展前景。     

论跨文化语境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时照为主要任务,但跨文化语境中翻译和文化的互动关系说明翻译研究不仅应在语言层面上进行,而且要在文化层面上展开.作为国内外翻译学界当前的热门话题,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翻译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它突破并拓展了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是建构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复译研究看中国翻译的文化转向

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研究翻译已成为当前的前沿学科。文章通过对我国近几十年来不断涌现的复译现象进行研究,发现文化研究的转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唤醒了翻译研究界的文化意识,拓宽翻译研究的范围。     

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式始于1990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中国译界在认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只是从西方译界的理论入手,而忽视了文化研究这一根本。因此,文章从文化研究这一本源出发,高度概括了文化研究的特点。而后,梳理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史,并总结二者的关系。最后,通过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展望,为我国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文本·意图·过程——论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传承及内部关系

翻译研究与语言学的发展关系非常密切,翻译理论研究从最初关注文本意义的翻译,到关注作者意图的传递,再到关注意义与意图产生与传递的过程,经历了语言学从符号学、交际学、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历程.语言学的发展一直对翻译研究以启示,翻译理论研究各流派、各阶段之间的继承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翻译理论研究发展的规迹可以引导未来研究的方向,对现代翻译学科的建设大有裨益.     

社会科学研究的翻译转向

社会科学研究倡导跨学科研究之外,还应该具有世界眼光,提倡社会科学研究的翻译转向.不仅要把世界上最新的社会科学成果翻译过来,而且要着力把我们的社会科学重大成果翻译出去,让世界更了解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构建强有力的中国社会科学.     

翻译研究前瞻

文章探讨了未来翻译研究的六大领域,包括为定义翻译所做的种种努力,翻译研究的国际化,技术进步引起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种种变化,来自于其他学科的各种阐释性观点在翻译中的应用,翻译与认知科学以及翻译与神经生理学的关系.最后分析了这六大领域对翻译研究模式及结构的启示.     

文化研究:翻译学科的发展方向或建构策略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发生了所谓"文化转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它使得翻译研究从文本分析走出来,走向文本背后的社会话语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从而拓宽和深化了翻译研究的维度。我国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由来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文化转向更多地说是翻译学科建构的策略,而不应当是翻译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因为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消弭了翻译研究的学科性。文化研究只能成为翻译多元研究中的一元,脱离语言本体,翻译研究将迷失自我。我们应当加强学科意识,向文化研究学习其开放性,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保持自我反思,谨防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翻译传播学:理论建构与学科空间

翻译传播学是对翻译学学科理论建构和学科空间的一种新尝试,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学科研究范畴,即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各种翻译现象进行外观式的探察。借用传播学的基本信息传播模式,对翻译过程中各个信息传递阶段进行逐一论述,指出翻译学科的研究可以从控制研究、文本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等几个方面入手。翻译传播学是翻译学学科向更为精细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的结果,对翻译学的理论建构和学科空间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翻译研究的性别视角——女权主义的翻译观刍议

作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女权主义”进入了翻译研究领域。女权主义以其独特的视角,对翻译的社会层面进行了剖析,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但是,女权主义的翻译研究又有其固有的弱点,它过分强调主观,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忽略了翻译研究的整体性和全面性。所以,女权主义的翻译研究只有融入学科的整体,才会有更大发展。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译者的主体性

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处于＂忠实＂与＂背叛＂的两难境地,译者主体性被长期遮蔽与边缘化,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为翻译理论开辟了新视角,翻译的主体性问题逐渐成为翻译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翻译实现了由对文本的关注到对译者的关注的转折。     

翻译研究：学科意识及学科体系化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诞生与发展离不开传统中的四个方面：翻译实践、翻译批评、翻译教学以及20世纪中叶以来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对翻译的关注与研究。翻译具有学科交叉的特性,但不能由此导致翻译研究这一学科的问题意识漫无边际,其学科体系也不能缺乏自己的特色。翻译研究学科应当在全球化、大数据等新时代特征中保持独立的学科意识,并且有必要在梳理传统翻译经验与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论,理清体系中的逻辑关系,明确自身的研究边际,不断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       

翻译研究视域的扩展

随着传统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对于翻译研究逐渐模糊.而译介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诠释翻译研究,使得传统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为翻译批评发掘了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指引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提供了一些切实可用的理论原则.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后殖民批评

通过对翻译研究历程的回顾,进而从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入手,探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出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同历史、权力、意识形态等社会实践活动的外部因素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后殖民批评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的强烈的政治性,也使翻译具有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全球文化既有着趋同性,同时也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只有通过对话,多元文化才能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西方学界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在西方学界,经过近30年的发展,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日趋成熟.在其方法论层面,形成了以内省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的多元数据验证法,译者心智的“黑匣子”正在被逐步开启.方法论建设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探讨了翻译过程研究中内省法的四种形态的得与失,以及其他六种辅助方法,进而归纳出基于内省法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方法论体系.     

历史转向中的中国翻译研究:读张旭教授《近代湖南翻译史论》

近读张旭教授新作《近代湖南翻译史论》(以下简称《史论》),联想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翻译学界在文化转向过程中所做的大量的翻译史研究,深感这么多年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之迅猛,影响之深远。文化离不开历史,历史离不开文化。而大凡与异语文化有过交流的民族都有一段翻译的历史,这种交流越深远而广泛,这个历史就越厚重而复杂。翻译史的研究成果表明,改变历史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便是翻译,而这一原因一直以来被学界所忽视,学界以外的芸芸众生就更是不知其然与所以然了。近年来翻译史研究所揭示种种具有历史价值的成果已经引发不同学科对翻译的重视:没有翻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乃至我们学界各自所据的学科,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史论》从一个侧面论证了这一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