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青年移民家庭化的双重困境——基于北京市多数据来源的比较

基于2015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和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从本地家庭化和家庭本地化两个层面讨论北京市青年移民的家庭发展问题。发现非京籍青年移民的家庭化过程受到经济条件、户籍问题和社会融合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从就地组建家庭的视角看,户籍是促成婚姻市场"本地-外来"分割的重要因素,非京籍人口与京籍人口在恋爱和婚配过程中存在严重隔离,京籍青年移民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比较优势。从家庭团聚的视角看,由于家庭规模减小和结构功能变动带来的双重影响,核心家庭团聚成为主要的迁移模式,在家庭团聚过程中夫妻随迁和子女随迁处于优先地位。尽管主干家庭成员随迁依然存在,但表现出短期性和功能性的特点。因此,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调整城市区域户籍准入机制等方式,促进青年移民的家庭团聚和关系本地化,有助于大城市青年移民摆脱在婚姻匹配和家庭团聚方面的双重困境。     

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分析

基于新迁移经济理论,本文构建了子女随迁、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全国5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随迁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城市消费,其中,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在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并通过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从农民工消费结构看,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生存型消费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促进农民工发展型及享受型消费,有利于推动农民工城市消费升级.     

社会化视角下流动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农民工举家迁移到城市务工,随迁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值得关注。农民工子女良好的社会适应与其所处的环境中社会化所必需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是农民工子女社会化的社会主体,关注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就必须要关注社会化主体对其发挥的作用,探讨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对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的影响。应该倡导社会化主体之间的良好互动,充分发挥学校的作用,依靠社区教育,为流动农民工子女提供社会支持。     

家庭特征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

采用国家卫计委在八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分为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主要预测变量家庭特征变量涉及基本家庭特征、成员随迁、代际互动、农村家庭资产、老家困难事件这几个维度。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家庭特征对于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特征除了婚姻以外,其他特征均对农民工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有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政府需要从家庭整体角度设计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提升他们城市的社会融入水平。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结构与现状——基于厦门、长沙与贵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从城市融入的结构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由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因子构成;从城市融入的现状来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产生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其大都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化状态;而从城市融入的进程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在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维度上存在递减关系,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强烈地融入城市的主观期望与其客观融入"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农民工的迁移模式研究

依据广东、江苏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模式。研究发现,相对于个人迁移,家庭迁移因配偶、子女迁移形成的家庭团聚效应及女性配偶非农就业形成的收入增加效应而更具有行为性永久迁移倾向,但没有明显的制度性迁移意愿。制度性迁移意愿除了与迁移者受教育程度相关外,主要取决于农民工年老回流、长期居留城市、放弃农村户籍与土地的意愿。虽然行为性和制度性永久迁移机制不同,但二者存在一定的关联：实现了行为性永久迁移并不必然导致制度性永久迁移,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农民工家庭,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也比较强烈。     

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及应对策略研究

与第一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主要有3种:让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让子女留守农村接受教育和让子女流动往返于城乡之间接受教育。从发展趋势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让其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这一选择倾向主要受到四大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历及其市民化诉求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在家庭中的代际分工和家庭经济收入构成的影响、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育空间压缩的影响和生育政策实施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生育观念转变所导致的生源减少的客观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困境与城乡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对此,应从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高度统筹安排。     

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对家庭生活福利的影响——基于陕西、河南两省城乡随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0年陕西、河南两省城乡居民迁移状况随机问卷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单位,按照家庭主要劳动力职业变更情况和居住(就业)地变更情况,将农户分为四种流动模式:本地农业生产型、本地非农业生产型、季节性乡城迁移型和城市居民化型.在对四种类型家庭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评价了不同流动模式对家庭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方面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家庭不同流动模式均能够有效提高家庭收入,进一步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但农村本地非农业生产型家庭和城市化型家庭收益较大,虽然临时性的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季节性就业迁移家庭的收入,但是不完整的家庭生活使得季节性就业迁移家庭生活满意度较低,进一步指出促进富裕且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农村家庭城市化是提高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改善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福利的理想选择.     

土地权益在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影响中的作用显化——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农民工城乡迁移,是影响中国农业转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变量.借鉴推拉理论梳理影响中国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的因素,区分并显化土地权益在其中的作用,提出城乡收入、就业环境、土地权益三个假说.并利用南京市的农民工1062份样本调查数据,以农民工流动方向为参照确定留在城市与返回农村作为各自对照组,通过多项分类logit回归分析计量各因素对不同迁移方向意愿的推拉作用.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成为农民工城乡迁移的巨大动力;城市就业环境的好坏虽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但在家庭总收入最大化的目标下他们对恶劣就业环境有较强的耐受力;土地权益则在农民工城乡迁移中起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总之,规避风险并寻求家庭总收入最大化成为农民工城乡迁移行为决策的逻辑基础,今后土地制度改革和政策设计必须重视土地为农民工所提供的退路保障.     

媒体语境中的农民工子女——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中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大幅增加。近年来,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社会融入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生存状况、心理健康日益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媒体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与报道,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重庆媒体中对农民工子女的新闻报道进行定量和内容分析,概括了当前报纸对农民工子女生存现状报道的不足,并对农民工子女报道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人口流动与迁移对城市收入分配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与迁移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尽管从长期看,人口流动与迁移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城市化发展,但从短期看则加剧了城市收入分配的分化,甚至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为此,应建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城市综合公共政策体系,将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政策关注范畴,将城市公共福利水平作为考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依据.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人口流动与迁移对城市收入分配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与迁移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尽管从长期看，人口流动与迁移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城市化发展，但从短期看则加剧了城市收入分配的分化，甚至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为此，应建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城市综合公共政策体系，将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政策关注范畴，将城市公共福利水平作为考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依据。     

农民工迁移收入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北京市丰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为样本,对影响外来流动人口迁移收入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民工迁移收入的转移有显著影响外,个人特征变量也对农民工迁移收入的转移有影响;有关“利他性”的假说在本文得到验证,即利他性程度越高迁移收入越多;同时,迁移者对迁入地的认同感以及迁入地的劳动工资制度都对迁移收入的转移有显著的影响。     

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的经济学分析

为了探讨促进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和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道路和途径,对比农民工的城乡生活成本和收入,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农民工选择移居城市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城乡生活成本的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的倾向;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决定着返乡农民是否能够坚持已经形成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分析结果表明,有效地控制城市生活成本的增长、提高农民工务工收入、促进返乡农民从事高附加值农业生产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德育问题及对策——以晋江市为例

家庭是未成年人进行道德教育的第一场所。作为特殊弱势群体的农民工随迁未成年子女,他们受到的家庭德育情况将直接影响到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水平,也将影响到城市未来的建设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采用抽样调查、实地访谈、文献参考等方法,对晋江500名农民工随迁未成年子女家庭德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     

发展主义、全球化、新家庭主义与老人随迁

流动性社会背景下,为照顾孙辈和子女生活而迁移的随迁老人群体规模越来越大.大多数的研究探讨随迁老人迁移动力机制时,或使用个人主义视角的推拉理论和年龄模式,或单一使用城市化、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因素,致使其解释力不足.随迁老人现象需要以"家庭思维"的视角来解读,他们的迁移也与中国社会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威权国家的发展主义政策、全球化资本市场及新家庭主义文化共同作用促成了老人的随迁,而老人随迁也成为其家庭应对风险的一种策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心理健康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提升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和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文章基于2427份农民工微观调查数据,构建系统全面的指标,利用因子分析、OLS回归、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心理健康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消极负面的心理状态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不同的分位点,心理健康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有较大差异。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父母随迁状况、家庭中在外一起务工人数等控制变量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产生显著影响。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在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当关注、重视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采取保障措施、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针对不同融入度的农民工,差异化制定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措施,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     

城市化对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内部同时存在着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进城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户籍制度等方面的限制,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城市化因此体现为农民从农村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流动,以及城市中非正规部门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由于人力资本的差距和政府以户籍为基础的政策倾斜,非正规部门的收入要低于正规部门。这个特点在一定条件下将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单调上升。要避免城市化对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产生负面作用,就必须消除城市内部的二元劳动力市场。这就要求政府放弃以户籍为标准歧视进城农民工的政策取向。     

城市农民工福利获得及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河南省875份问卷的分析

城市农民工的福利获得是其社会权利的体现。本文基于河南省农民工调查问卷,描述了城市农民工的福利获得状况,利用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福利获得对幸福感的影响。当前城市农民工的福利获得依然呈现出差异性特征,这种差异性进而影响着他们的幸福感。基于福利获得提升城市农民工的幸福感,就要尽快以户籍改革消除依附于户籍的社会福利分割,以整体性破解社会福利的碎片化困境,以社会认同重塑推动农民工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