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世系群与汉人宗族的概念分析--从《努尔人》和《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说起

在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有关世系群和宗族的研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世系群(lineage)是一个来源于非洲的社会人类学分析概念,与历史学视野中的"宗族"一词的意思最为接近,国内外学术界一般都用"世系群(lineage)"移译"宗族".然而,汉人的宗族与世系群概念并不完全重合,两者是有显著区别的.分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无论是对历史学还是对人类学的研究导入新的角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台湾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

本文分别就学者及其著作、研究项目、学术话题、理论讨论等方面回顾了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在台湾发展基本状况,重点介绍了关于汉人宗族研究、祭祀圈研究、台湾汉人社会形成等领域主要研究成果和理论进展.同时,本文还结合社会背景的发展,具体探讨了社会变迁对汉人社会研究发展的影响.     

论人类学家艾尧仁的“传统汉人社会”研究

瑞典人类学家艾尧仁对"传统汉人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学术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突破了"宗族范式"的藩篱,二是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解读,使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具有了历史的深度。同时,他对历史的切面式思考,引发了本文对历史人类学两种研究取向的延伸性讨论。文章指出"切面"与"过程"是历史人类学的不同做派,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从而澄清了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含混认识。     

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专题述评--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之二

文章分别以接续性的汉人社会研究 ,制度性的宗族和后制度性的“宗族” ,华北宗族的田野调查的几个典型案例为研究个案 ,对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 ,作了深入具体的专题述评。     

汉唐间乡村宗族存在形态考论——兼论中古乡村社会的非宗族化问题

在汉唐时代,乡村宗族是乡村百姓生活中的普通存在.所谓非宗族化的乡村只是这一时代部分乡村中的现象,就多数乡村而言,宗法血缘组织仍是最为常见的民间社会组织,只不过其存在的方式在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聚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杂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散居.中国中古时代的村落是地缘外壳与血缘内核的组合体,这一构成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宗族与汉人社会——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管窥

宗族是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模式探讨了中国东南部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及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并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的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模型。这些宗族理论模型对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区域研究:人类学的多元理论地带

区域研究是将有关宗教、种族、语言、思维等文化观念同某一区域的群体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人类学的区域性研究视野。二战以后的地中海一带形成了系列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范式,20世纪后期又形成了后殖民主义批判的浪潮。中国的人类学也在与西方"主流"人类学的非对称性碰撞中,形成了宗族、仪式、乡村与民族等研究领域,即中国人类学在世界范围内比较突出的研究模式。不同于地中海的多元文明复合区域,中国的"区域人类学"带有较为明显的国家意象之下的文化与社会研究视野。从不同的区域来观察人类学的多元理论地带,可以逐渐反思并弱化长期主宰学术思维的"西方-非西方"二元架构,从差异中深化对人类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学术相对观念的理解。     

宋代乡村社会"自治"论质疑

宋代乡、管、耆、都保等乡村组织均非自治组织,而是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一部分,代表国家对乡村进行统治。乡村中的宗族组织、民间经济组织、民间宗教组织和民间武装等民间组织也未达到自治的程度。宋代乡村社会不是国家权力的"真空"地带,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治。     

朱熹的家族礼仪论与乡村控制思想

朱熹顺应宋代重建平民化乡村宗法组织的思潮,认为要建立平民化的宗族及家族制度,重建新的家族、宗族礼仪就是一个重要的"有补治道"的工作.首先,应确立"礼"出于天这一重要的道德立法及伦理规则;其次,应注重礼制中乡村宗族、家族之礼的建设;第三,应重视社会转型期乡村家族、宗族礼仪、规则与国家礼法的一致性与共同性,倡导家礼乡规随时势而变易;第四,应强调封建伦理的孝、悌、节的礼仪规范;最后,是主张由家族伦理向国家、社会伦理扩充,并使家族礼仪成为教化民众"忠"、"孝"、"慈"的工具.在乡间及地方大力推行与维护宗族、家族伦理,目的是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伦理纲常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乡村教育与社会流动：对皖南宅坦村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宅坦村是以胡氏宗族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为了弥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的"缺位",胡氏宗族积极整合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胡氏宗族在乡村教育上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宗族成员的文化素质,进而推动着宗族成员的社会流动,完成从"民"到"官"或"民"到"商"的身份转换。社会流动并未导致胡氏宗族分崩离析,反而强化了宗族认同。     

村规民约在构建乡村“三治”格局中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治,乡治需要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向来是观察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嬗变的重要参照,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社会环境的支持与集体认同心理的支撑、自治传统的发扬与治村能人的推动、国家法律的确认与村规民约的变革调适,内生化的村规民约具有保障基层民主与管理公共事务、促进团结互助与推进移风易俗、维护乡村治安与调节民间纠纷等积极作用。然而,就村规民约的现实而言,还存在着被夸大的民主与规范的表象、被忽略的权威性弱化的困境、被异质化的主体——村民的流失等问题。加强新时代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需要加强引导创新,开创乡村"自治"村约;坚持党建引领和在法治框架下创制"法治"村约;强化道德激励与约束机制构建"德治"村约,全面发挥村规民约在促成乡村"三治"格局中的作用,推进我国乡村地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基层善治。     

人地互动视域下传统农业型村落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基于云南“黑树林”水利纠纷两村农业发展历程的探讨

人与土地的互动是乡村社会的根本性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充分认知地方资源特点从而探索出人地协作的最佳方式。人地互动受多重因素作用,曾经陷入"黑树林"水利纠纷的两个村落的农业发展历程表明,自然资源条件、社会结构性环境、深层价值模式对人地互动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长期依靠争水维持农业生产的竜宾村通过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实现了人与土地的最终和解,其"小而精"农业实践模式可为西南广大传统农业型村落的乡村振兴之路提供参考借鉴。     

论王充“命”论思想形成的社会原因

关于王充“命”论思想形成的原因,前人已有研究,但很少从社会特别是汉代选官制度这个角度加以研究。作者试图从汉代迷信的社会环境和特权阶层控制的仕进制度等方面,粗略探讨王充“命”论思想以及“命”与“行”分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社会原因。     

乡村治理中的“不得罪”逻辑

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治理面临新的困境,干群互动中普遍遵循＂不得罪＂逻辑。其产生的内在原因主要是乡村治权弱化和治责缺失。这种行事逻辑将改变基层治理中干群关系的实质,并预示着乡村治理的去规则化。     

村委会选举中“贿选”问题研究

中国自1988年试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以"四个民主"为内容的基层直接民主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新农村的建设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然而在村委会选举中存在的贿选现象严重危害着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文章从实践出发对"贿选"做出了初步的界定,并分析贿选现象的出现有经济利益的诱使、民主意识的淡薄、规范程序的缺失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四个主要原因,最后提出治理贿选问题的对策与建议,认为须从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教育,并增强农民民主意识;规范选举程序;加强"四个民主"整体建设等方面来积极应对。     

刍议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进路

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我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形态包括传统的宗族共同体与村落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共同体,但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图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些共同体形态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公民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当前乡村自治的学理诉求与实践圭臬。公民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进路是通过重塑乡规民约与发展公民教育、培育乡村公民社会、发动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实践来培育乡村公共精神。     

从“精细化”到“精准化”: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转向

“项目进村”是国家力量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也是重塑国家资源分配体制的重要渠道。现行资源下乡体制下，乡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构筑了一整套“精细化”的公共产品分配、管理和输送体系。这在确保国家意图高效率投射乡村的同时，也因过度技术性的流程把控削减了对乡村实际面向的关照，从而出现产品供需脱节、服务目标替代、内生服务能力削弱等“公共服务弱化”的意外后果。对此，厘清涉及“需求识别”“定向配置”“长效管理”等价值的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逻辑，对改善“项目进村”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时下乡村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不仅应推动现有服务资源供给评价方式和多元参与模式的改良，也应促进公共服务数字赋能和内生机制的革新，实现“过程精细”和“结果精准”的有机结合。     

撕裂土地的伤疤--《路过合庄》乡村日常书写的精神疼痛

尹守国《路过合庄》以底层身份聚焦日常生活,书写一条高速公路路过村庄所引起的躁动。他撕裂土地的伤疤,尽展合庄伦理的破碎、合庄人的人性挣扎与命运沉浮。作为合庄的书记员,作者冷静客观的态度包裹着底层关怀中无处不在的精神疼痛。     

从苗沛霖团练看19世纪中期皖北基层社会统治结构的变化

19世纪中期大战乱和大动荡的皖北,基层社会高度军事化,以基层社会为中心的各种组织,改变了原有的双重统治,游离或者正在游离出以上层政权为主导的格局。本文试图通过对苗沛霖团练的发展历程的述论,展现皖北社会统治结构的变化,以便更好地窥视19世纪中期的皖北社会。     

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