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民族政策”说的民族政治学考察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在学界引发了广泛争议,如何正确认识"第二代民族政策"说,并对其存在的问题展开深入剖析,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国家政治合法性、国家形态的民族政治体系以及国家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入手对"第二代民族政策"存在的问题展开了初步阐述,以此正本清源。     

胡鞍钢:“第二代民族政策”说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是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提出的观点,其思想主要是推行淡化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交融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政策等,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几方面推行具体的民族政策,即在政治上以"去标签化"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取消民族优惠政策"等;在经济上促进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各民族经济联系的纽带;在文化上对各民族的文化进行整合,增强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等;在社会上推进"各民族混居杂居",主张"制度性通婚","取消民族学校"等。     

卷首语

中国的民族和民族政策问题,一直是民族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自西藏拉萨"3.14"和新疆乌鲁木齐"7.15"事件发生后,中国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问题再次成为民族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或讨论的热点.本期发表周健《关于当前若干热点民族问题的理性分析》一文,针对当前一些报刊和网络上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策)、 ‘第二代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去(非)政治化、少数民族优惠照顾政策、民族融合问题、推广使用普通话与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少数民族是否是国家的包袱、加强宣传教育和切实贯彻落实国家民族政策"等偏颇之论,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理性分析和辨正.     

“新思路”的异思考——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若干刍议

近十几年来,族群问题"去政治化"以"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示于学界,直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与古今中国民族政策的合理性问题,主张借鉴美国的族群问题"文化化"经验。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与政策,本质上并非导向于"分",而是导向于"合";美国族群问题的"文化化"路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作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新中国,继承的是清帝国这一征服王朝的多元民族格局,这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基础。     

近年来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近年来,我国有学者提出了"以‘族群’替代民族"、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要实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消除这些观点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造成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近年来,我国有学者提出了"以‘族群’替代民族"、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要实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消除这些观点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造成的影响。     

关于当前若干热点民族问题的理性分析

自西藏拉萨"3.14"和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学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有的则对一些现行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方法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作者以一个长期在一线从事民族工作的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策)、"第二代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去(非)政治化、少数民族优惠照顾政策、民族融合问题、推广使用普通话与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少数民族是否是国家的包袱、加强宣传教育和切实贯彻落实国家民族政策等当前若干热点民族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和分析。     

对民族平等界定的学术思考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文章在学者研究基础上,针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中的总政策的提法,运用大量文献资料论证这一观点的合理性;针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多样性表述,从三个方面剖析了这一重大理论,论证了所主张的理论表述方式;针对"民族平等的不完全性"提法,指出其具有模糊性,并从三个层次分析民族平等的内涵,论证"民族平等的不完全性"提法的缺陷。     

中国民族学的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

民族学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了.这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旧中国时代的民族学、新中国前期的民族学和新时期(1978～2008)以来的民族学.在旧中国时代,中国的民族学界主要依托于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在几十所大学开设了民族学人类学课程.到了新中国前期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又成为苏维埃民族学派的一支,曾为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作出卓越贡献,并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新时期以来,在与西方学术界完全断绝来往30年之后,中国民族学界再次融入国际学术界,成为国际民族学界的一员.经过近30年的努力,它已全面开放,不再自囿于某一学派或观点,并已初步自立门户,在学术上已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化特点,一个中国民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已初现端倪.新时期以前,民族学曾先后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和"修正主义学科"而被撤销.近30年,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最迅速,也是成果最丰富的时期.这30年的学科发展可以再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恢复与重建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初步发展与研究领域的拓展时期;2000年以后发展的黄金时期.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可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上)

“第二代民族政策”没有新意;“第二代民族政策”观点举证严重失实;本文从理论到实际例证,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了质疑.     

关注西部大开发中的民族问题--中央民族大学第三次民族理论研究生学术研讨会暨第二次青年民族理论学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央民族大学第三次民族理论研究生学术讨论会暨第二次青年民族理论学会学术讨论会，于前不久在中央民族大学主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与会者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教科部、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专业研究生导师组的金炳镐教授、温华教授、余梓东副教授、青觉副教授、熊坤新副教授、康基柱副教授和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专业的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届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及其他专业对此感兴趣的一些学生共３０多人。 讨论会上共有２１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言。发言的内容和范围涉及到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发展问题；西部大开发中的…     

抗战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界对国族建构的新解——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中心

国族建构问题,是自晚清"民族"概念传入以来关乎国家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重大议题。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是一个""汉夷同源"等观点在学界盛行一时,基本主张是以汉文化"同化"其他民族。但是通过西南田野调查的具体实践,民族学/人类学界结合西方学术理论,逐步推导出对国族问题的新解,也就是既承认和尊重中国各民族的多元性,又融各民族于国族之内的国族建构理论。     

新中国民族政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时代特点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新中国成立５０ 年来民族政策的发展历程,粗线条地勾勒出民族政策发展的历史轨迹。认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发展从时代特点看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民族政策初步形成了体系,经历了开创奠基和曲折发展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民族政策的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第三个时期是民族政策的大发展时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拨乱反正的恢复阶段、新旧体制转换期间的过渡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快发展的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政策的发展有不同的重点,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新时期的民族政策在理论、内容和方法上都有许多新发展,对民族问题认识的深化、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关于民族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关于少数民族改革开放的理论、关于“两个大局”的理论等对制定新时期的民族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民族政策增添了许多新内容,使体系趋于完善。在方法、手段上也有许多创新,表现在趋于具体化、市场化、制度化、法制化、多样化等方面。     

刍议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主张用"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政策导向,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新思路"。笔者认为民族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实体,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国内各族裔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情。因此,尊重民族发展客观规律和国情实际,现阶段不宜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做出合理的安排,理性地协调好公民和族裔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才是解决当前民族问题的出路。     

刍议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主张用"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政策导向,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新思路"。笔者认为民族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实体,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国内各族裔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情。因此,尊重民族发展客观规律和国情实际,现阶段不宜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做出合理的安排,理性地协调好公民和族裔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才是解决当前民族问题的出路。     

制度自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三个自信”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系列论文之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完善取决于我国的历史传承与现实国情,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问题研究“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的实质就是质疑乃至否定我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信,就是要坚持“三是”、“两必须”、“三不容”的原则,从而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统一.     

试论北宋后期士大夫变法思潮与王安石变法对经略河湟民族政策的影响

北宋从仁宗后期到神宗即位之初,变法改革是当时士大夫的共同呼声.不少士大夫开始在"三代"理想的号召下,提出了对当时社会文化、政治进行革新的理念,而王安石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其所阐发的变法见解主张,推进了变法的进程.王安石的变法对北宋河湟民族政策的影响是很大的,其本身变法内容中就含有经略河湟、兼制西夏、以攻为守、抚战结合、收复汉唐旧境,以及开拓西北边疆的民族政策的内容.王安石变法对河湟民族政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军政、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增进了汉蕃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美国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榜样吗?——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国际经验教训”说

本文针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所举证的"国际经验教训",就所谓美国"大熔炉"政策成功防止种族、族群矛盾"演化为民族分裂问题"的立论及其所概括的"特别是不允许"之类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践进行了评析。认为这种所谓可资借鉴的"美国经验"是对美国种族、族群政策及其实践的误读和编造,也是对中国解决民族问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误导。     

新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的国情、民族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工作理论体系的坚实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结合时代特点和民族工作的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丰富和拓展了我国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