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期刊发展的历史回顾——写在《民族学刊》创刊之际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对于学术刊物的创办一向非常关注,自20世纪30年代老一辈人类学家创办中国民族学会之时,就一直力求创办民族学期刊作为中国民族学会的会刊。几经波折,幸有中山文化教育馆《民族学研究集刊》作为补充,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主要专业学术刊物。50年代之后,两岸学术界仍在学术出版方面进行了不少努力,台湾学术界创办了《中国民族学报》作为在台湾复建的"中国民族学会"的刊物。其后大陆则历经运动,学科重建后也未能接续先前的传统。本文在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刊》创刊之际,以民国时期民族学期刊的创始经过为先导,考辑人类学民族学专业学术刊物出版历程,以求激励学术界从新的高度关注学术出版。     

2000年：国际人类学的中国年--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北京中期会议开幕式上发言

人类学与民族学科进入中国七十多年来，经历了20世纪20～30年代的本土化阶段，到50～60年代已根据中国国情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人类学与民族学2000年中期会议在北京召开，表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已经在国际上取得了自己的地位。     

人类学来到中国

西方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 民族学也称文化人类学，西方文化人类学最初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是进化学派，翻译出版的有摩尔根、泰勒等人的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后，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年刊学派等相继传入。传入比较晚的是功能学派，但其影响较大。有些大学开设了民族学课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者们曾分别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农村作实地调查研究，出版了一些专著和报告，迄今还有参考价值。1934年冬，由于全国各地区学者们的努力，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会。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民族学学者集中在西南地区，对当地各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并办有刊物，发表不少民族学方面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走向世界学术舞台中心的道路——建设民族学中国学派

民族学自西方传入已一百多年,至今中国民族学界的研究成果仍未站到国际民族学人类学舞台的中央,主要原因是缺乏在学科理论上的中国特色与创新。解决之道就是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从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建民族学的中国学派。     

从杨堃的一篇文章看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

我国人类学界前辈杨堃先生的<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史略>这篇文章发表于1981年.当时,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进入恢复重建时期,西方诸流派理论重新被学界热切关注,而法国社会学派较少为当时学界所知,于是年届80高龄的杨堃先生撰文介绍.文章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学年刊学派民族学的流派形成、学术传统、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思想.这些"通俗"的知识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人类学教科书"的"铁板一块",然而从"细密"之处仔细推敲,会发现仍有一些勾连却分叉的"纹理".     

关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两个学科名称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国内有关部门的分类也较为混乱.本文认为,"民族学"这一学科的形成以1839年巴黎民族学会的成立为标志.早期的"民族学"学科是广义的,既研究文化,也研究体质.19世纪下半叶后,"民族学"由广义变为狭义,主要研究文化.而"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在早期则是狭义的,主要研究体质.后来"人类学"由狭义变为广义,既研究体质,也研究文化.在当代中国,"民族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狭义的"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基本相同.把广义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并列为一个一级学科,比较符合学科发展的历史和当前中国的现实.     

中国民族学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展望——基于1978年以来的总结与反思

基于对1978年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回顾,文章分为经验总结与未来展望两部分.第一部分,对目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研究中存在的五点问题与不足和学科界限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和讨论,包括学科规范问题、封闭与盲从的倾向、创新性成果较少、客观性问题、界限模糊的现状、学科的开放性特点、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汉民族研究等.第二部分,对中国学派的展望和研究内容及学科的前景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和讨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历史功能论和中国民族学界目前研究的一些焦点问题.     

历史民族学刍议

历史民族学作为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长期以来,不论对民族学的理论建设还是社会实践,都曾起过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它的学科名称连同它的存在,却至今尚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本文拟从历史学、民族学界说;历史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历史民族学——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三个方面,试图对历史民族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予以阐述,以期使这门民族学的分支学科能得到人们更广泛的关注。 一、历史学、民族学界说     

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

一、中国民族学的回顾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民族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19世纪中叶正式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初叶民族学传人我国,最早介绍这个名称和概念的是蔡元培,他写了"说民族学"一文。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瑶族、苗族、高山族、赫哲族等民族进行实地调查,林惠祥、陶运逵、凌纯声、关泽霖、杨、杨成志、林耀华、费孝通等老一辈民族学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民族学专著,为中国的民族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解放后,新中国的民族学在…     

现代西方民族学的发展趋势

“现代西方民族学”,主要是指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和欧洲的民族学。从那时起至二次世界大战前是它们的“兴盛”时期。不仅研究人员和机构显著增加,而且,相继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学派。西方民族学是伴随着本国资产阶级对外     

1980年以来的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建设: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分离以及人类学发展的多元路径

自1980年初学科恢复以来,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建设,呈现一种多元路径的局面:民族学逐渐发展为一门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则呈现两种路径:构建独立的大人类学,以及构建与社会学密切关联的社会/文化人类学。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民族学——论林耀华先生的学科建设思想

作为一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位一体的学者,林耀华十分重视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也在不同的历史场合提出了民族学学科性质和特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方向、学科人才培养、学术素养和学风、田野工作方法等学科建设的思想。这在宏观上关乎中国民族学体系的完善,微观上具体考虑了学科发展的众多环节和细节,对学科发展显然起到了战略性的指导作用。本文在陈述其学科建设思想的同时,明确指出这些学科建设思想得益于吴文藻关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构想。     

老司城“申遗”:路径的选择

永顺老司城遗址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终跻身于申报世界遗产行列,经历了长达五十三年的准备期。老司城遗址申遗个案表明：土司遗产走向申遗,主要是能够揭示价值、凸显价值、宣传价值和肯定价值。申遗准备的周期可以缩短,关键是要有效地整合地方考古、高校调研、权威媒体报道、大型会议肯定和政府的决心等五大优势。     

李绍明与民族学“苏维埃学派”

中国民族学的＂苏维埃学派＂是值得研究的主要议题。本文以李绍明先生为个案,梳理和辨析了此学派对于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在社会实践和学术史的意义。结合李绍明先生及其相关时代、地域的具体境况,笔者就学派问题做了初步比较,提出的观点是：从＂华西学派＂到＂苏维埃学派＂再到＂中国学派＂,李绍明先生的个人经历体现了民族学、人类学在现代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     

从"汉族中心"到"各族平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思想的转变

本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现代民族学发展的萌芽时期。笔者从民族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探讨和分析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学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思想如何由“汉族中心”到“各族平等”的转变过程,指出这一演化过程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和学术的变化。     

论驯鹿鄂温克人的驯鹿文化

驯鹿鄂温克人是我国鄂温克族中的特殊群体。他们生活在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以饲养驯鹿谋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驯鹿鄂温克人在狩猎驯鹿和使用驯鹿以及饲养驯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用共同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了我国独一无二而独具风格的驯鹿文化。我们拟从人类文化学与民族文化学的理论视角,对这一特殊族群的驯鹿文化形态进行客观实在的分析和讨论。     

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与民族学——从杨成志的一篇旧文说起

杨成志1941年发表的《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一文,对边政研究的内容及方法作了精到阐述,揭示了边政研究的内涵和思想背景,强调了边政研究与民族学的密切关联,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学的现实关怀及努力方向。对比吴文藻《边政学发凡》及参照时人关于民族学与边政研究关系的论述,可看出当时学界致力于国族建构和边疆建设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