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的政治调适思想探析

在近代思想史上,以梁启超、杜亚泉为代表的温和的调适思想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杜亚泉甚至被看做文化保守主义者。然而,杜亚泉的调适思想却具有巨大的思想史价值。他的接续主义以政治文化为着陆点,倡导进步与保守调适的辩证法和政治多元均衡的宪政原则;协力主义试图在国家主义与和平主义之间找到一种折中方法;减政主义主张厘定国家与社会的范围边界、改革国家万能的集权化行政体制,以推动市民社会的自主发展;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调配方面,提倡集权与分权的调适,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构想。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调和折衷"在杜亚泉思想中的方法论意义

"调和折衷"在杜亚泉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政治思想上,他以"调和折衷"的方法处理保守党和进步党、集权制与分权制、国家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关系,构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文化思想上,他通过对中与西、新与旧的"调和折衷"建构了自己的文化理想.杜亚泉"调和折衷"的方法论有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思想来源,但在征引西方思想的表层下,隐藏着以中国传统文化参照,发明西方思想实质.     

杜亚泉思想研究综论

随着《杜亚泉文选》的出版以及纪念杜亚泉诞辰120周年全国讨论会的召开,杜亚泉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编辑家等历史地位及时代意义越来越受到应有的重视,并重新获得了历史评价。而通过对杜亚泉思想的演变及其线索,杜亚泉文化思想的评价,杜亚泉政治、科学、教育、中西文化调和观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则可促进对杜亚泉研究以及对五四启蒙运动、中西文化对战、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价值分歧等内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杜亚泉东西文化调和观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影响及其引起的东西方人们对欧洲文明的不信任感刺激了因民族危机而试图从西方寻求救国出路的杜亚泉,他客观对比中西、冷静反思传统,进而提出了东西文化调和论。     

浅析杜亚泉的政党思想

在崇尚全盘西化的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1]的重要成员杜亚泉的"文化调和"思想与<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的西化思想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杜亚泉的独到的见解不仅体现在关于东西文化的调适上,还存在于政党、经济和社会等多方思想上.杜亚泉关于政党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党的有无、政党的目的和政党的种类.     

重评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影响及其引起的东西方人们对欧洲文明的不信任感刺激了因民族危机而试图从西方寻求救国出路的杜亚泉,他客观对比中西,冷静反思传统,进而提出了东西文化调和观。该主张充分认识到了文化的民族性特点,但忽视了文化的时代性,最终只能以纯学理的财富留予后人以借鉴。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

在学术界，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序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梁漱溟没有限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急，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这不能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释中西文明之动静说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明遭遇空前危机,从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到陈独秀、杜亚泉、李大钊等纷纷研讨中西文明之异同,总结出中西文明之动静说.他们还从各自的民族立场和哲学观念出发,提出矛盾论、调和论和第三种文明论,试图解决中国文明遭遇的危机.     

新文科建设：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科的滥觞所在,为新文科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从精神内核看,新文科建设从时代、主题和策略三个方面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追求,两者皆怀“国之大者”,都以应变求新为目标、以思想文化为焦点、以高等教育为阵地。面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国族振兴、实现现代化和学科完型三大历史未竟之业,新文科建设应从被动跟跑转向主动引领,从本土传统迈向国际现实,从精英科学走向大众知识,切实回应“家-国”与“体-用”、“中-西”与“古-今”、“科-玄”与“雅-俗”等重要命题。在打造和谐的、民族的、时代的、世界的新文科过程中,掀起一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文化运动”,助力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革新,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新,激发现代中国先进文化创新和推动人类社会共同文明更新。     

杜亚泉科学文化教育活动探略

杜亚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科学文化大家,他一生淡泊名利,独立超然于政治,坚持以科学、教育和舆论为业,是我国近代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成绩卓著的人物之一.     

“自觉”的分殊及其文明史向度——欧战背景下东西文化论争的启蒙张力

在欧战启动的“新战国时代”,中国被进一步卷入到世界危机与国家危机迭加的境遇,针对这一复合性危机前提,陈独秀、李大钊、杜亚泉和梁启超等人都通过“自觉”的阐发来进行回应,其中包含着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乃至世界主义等不同向度的价值驱动,承具丰富的启蒙张力。欧战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论争具有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的双重特征,他们对战争与文明史观的批判成为超克帝国观念的契机,体现了经由主体反思通达人类世界普遍关怀的历史性突破。     

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上古北方~*[γ-]部落及相关的几个问题

“炎帝”之“炎”、“黄帝”之“黄”、“玄王”之“玄”、“夏禹”之“夏”“禹”等等,其本义都是大。这是由这个历史时期北方社会的英雄崇拜所使然。在红山文化的鼎盛期,“红山古国”就已经萌芽,其中心就在今之敖汉旗中部,约当北纬42°10'～42°35'之间。教来河的中上游两岸。经过一千余年的发扬光大,契玄王统御的古国更加强大。到了相土时期,他们以五千年的文化为依托,凭仗青铜器的威风,南下中原,先后占领丁今之河北、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土地。是之谓商国。黄帝部落是夏族的先人,来自西北。他们拥有了河东盐池之后,东下太行,在桑干河流域与当地的炎帝部落发生了冲突。阪泉之战是东北区系文化与西北区系文化第一次相互撞击的最高表现形式。后来夏族以晋南为中心建立了夏国。在“野蛮”与“文明”之间,定然有一个“文明社会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应划入文明史,而且是相当漫长的,因为史前的文明因素是在“自然状态”的孕育中进化的,而不是在“人文因素”的催生下形成的。食盐(氯化钠/碘)是生命之母,智慧之源。赤峰以北的额吉诺尔盐湖其成盐作用始于距今约15000年,距今约7000年其盐类沉积已达8米之厚。由此推而知之:在赤峰地区(乃至整个内蒙),不可能存在距今约15000年的新石器文化:有可能发现比千斤营子文化     

基于科学技术哲学视阈下的杜亚泉科技思想研究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科技启蒙的先驱,他的科技思想内涵丰富、因时而异。总体上看,其科技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略显科学主义色彩的科技思想:艺重于政、工艺为本;中期怀疑谨慎的科技思想:崇俭抑奢、交融伦理;后期辩证、乐观的科技思想:以辩证、多元并存的态度对待中医的价值,以科学劳动家展望中国科技的未来。杜亚泉的科技思想自觉实现了由科学主义而理性、谨慎的嬗递,体现出一位科学家和思想家对科学技术、中国科技发展以及中西文明的独特思索。     

调适与冲突——析杜亚泉与伯林两种多元论思想之差异

杜亚泉的多元论思想融合了英伦自由主义传统的基本要素与中国儒家“中庸之道”,主张调适的社会文化变革模式。伯林的多元论是其“反基础主义的自由主义”之基础,与杜氏多元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都不赞同存在一种唯一正确的思想价值体系等),但二者也存在根本的差异。伯林不可通约之价值多元论,强调价值的多样性甚至冲突性;杜氏之多元则是一种和谐的多元,是一种最终能融合为“多元一体”的调适论。中西文化之不同根基,尤其是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等因素不仅使上述两种多元论走向相反的方向,并且也能从中搜寻出存在此种差异的必然性。     

布克哈特对启蒙史学的颠转

在布克哈特生活的19世纪，用商业和技术之类“促进物质发展的因素”来衡量文明进步，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启蒙史学原则。作为启蒙史学大师，布克哈特提出一种反启蒙的启蒙史学观。他不相信世界历史是一个从原始开端到走向文明理想的过程，也不相信有一种决定性力量在推动这个历史过程。启蒙史学基于“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状态或文明状态的二元区分，从文明进步论出发去“重写”世界文明史，而布克哈特的启蒙史学却力图揭示：体现人类“自由精神”的“文化”完全有可能在商业技术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趋于消亡。     

李大钊的“调和论”的理论价值

李大钊的“调和论”含义极其丰富，它既是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又是一种世界观、宇宙观。他认为“调和”与“对抗”一样，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之一；他赞美“调和之道”与“调和之美”，肯定“协合”、“互助”、“爱人”是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提倡“两让”、“容人”，以达中和之道。他对中国传统“和”文化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从“文明冲突论”走向“文化冲和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囿于“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未能提出解决文明冲突、实现文明对话、构建全球秩序的理论与方法；以中国传统智慧为资源构建出的“文化冲和说”可与“文明冲突论”展开积极的理论对话，为应对当前人类文明、文化发展乃至全球治理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提供重要的理念。“文化冲和说”认为，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交冲”“激荡”,即动态的分化、演替、会合、互生的律动，会产生“激荡中的平衡力和创造力”,不同文化、文明通过相互接触、渗透、兼容、均衡，能够在“多元互济”“一多不分”中最终和合而成崭新的文化形态而彼此升华。“文化冲和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全球文化、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并在“和”之以“法”、以“仁”、以“礼”、以“义”等具体的文化交往实践过程中，使不同的文化、文明在激荡碰撞中互鉴、交融、共享，最终铸造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     

论杜亚泉的文化调和思想

杜亚泉是清末民初时期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他的文化调和思想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他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开放心态、辩证分析和理性思考,在当时的"五四"思想界还是独树一帜的,对于我们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也仍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