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分析

乡村精英在中国乡村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村精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完成自身的循环与再生,从而实现乡村精英转换。乡村精英转换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反应,乡村精英转换反作用于乡村社会变迁。乡村精英转换会带来乡村社会各方面利益格局的改变,产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同时,新乡村精英群体的出现能够实现乡村社会更高层次的发展与稳定。     

中国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

中国乡村精英经历了由传统乡村精英到乡村政治精英再到多元乡村精英的转换,这种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可以从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乡村社会的精神秩序和乡村社会的自发秩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数字乡村发展的实现路径考察——基于精明增长理论的探索

随着信息技术在乡村建设中的应用,数字乡村发展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创新路径,但同时也面临着乡村发展边界扩张、发展模式僵化的困境。限制数字乡村无序蔓延,提升数字乡村发展质量成为乡村振兴持续推进的重要命题。本研究引入精明增长理论,建立空间紧凑、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生活和谐的数字乡村精明增长模式,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当前,数字乡村精明增长的实践逻辑体现为将乡村视为系统的生产单元是逻辑起点,乡村处于持续健康增长状态是客观前提,乡村的聚集效应与聚集经济是内生机制,乡村的合理规划与政策扶持是外力助推。然而,由于理念的转变与治理技术的升级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数字乡村精明增长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着挑战与困境,即宣称精明增长,却在造就新一轮的粗放扩张;宣扬社会公正,却在形成更严重的阶级分化;倡导生态保护,却在引发更深层的环境危机;承认发展多样,却在构建统一性的普适原则。基于此,未来需要从价值体系引导、政策制度完善、公众参与拓展、生态环境保护、保障机制设计等方面对数字乡村建设进行优化,最终达成数字乡村精明增长目标。     

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价值逻辑与建构路径

乡村文化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与实践价值,展现为传续乡村精神血脉、构建淳朴和谐乡风、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坚持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是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方面要求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因素的同时赋予其新形式、新载体,另一方面要求结合乡村生产生活实践创造文化的新内涵、新样态。新时代,面对文化传承主体缺失、文化体系散乱、地理文化隔阂以及技术鸿沟等挑战,乡村文化建设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文化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强化主体担当意识,统筹推进文化设施、文化组织和文化活动三位一体构建,完善新时代乡村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和以数字赋能为导向推动文化传播数字化,真正发挥文化启迪心智、滋润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     

中国乡村美学研究导论

作为人类的故乡,乡村,不只是地域空间,也是文化空间,是人类审美意识的重要发源地。乡村美学,理应成为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乡村生活环境中,在乡下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器具制作、人性人情、民风民俗、民间艺术,以及相关的文献、典籍、诗词歌赋中,蕴藏着既不同于外国乡村,也不同于现代城市的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审美文化资源,亦深隐着民族乃至人类共通性的审美心理生成的奥秘。将中国乡村美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加强对中国乡村审美人格、审美观念、审美创造、审美环境、审美价值等方面的研究,既有助于为民族振兴探寻文化之根,亦可为中国当代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社区建设提供审美维度的借鉴。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使命、逻辑与进路

与以往乡风文明建设相比,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风文明建设有着自身独特的使命、逻辑和进路。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使命是建设引领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乡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生活富裕与价值充盈的乡风文明。履行乡风文明建设使命要遵循乡风文明建设内部系统的要素自洽、乡风文明建设内部系统向其外部系统开放、乡风文明建设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有效联结的逻辑。在具体乡风文明建设实践中,要立足乡村文化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设乡风文明,同时借鉴城市产业文明建设乡风文明、围绕绿色生态文明建设乡风文明、立足增进乡村人福祉建设乡风文明。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工作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农村文化、兴旺农村产业、保障社会稳定、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尚存在服务设施投产失衡、服务内容单一、服务人才短缺、服务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完善部门协调和资源共享机制、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机制、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结构、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保障,打造“有标准、有内容、有人才、有网络”的现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格局。     

乡村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发展困境与推进路径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其核心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考察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向度,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治理文化、治理方式、治理保障分别对应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民主化、德教化、精细化、法治化,统一于乡村"善治"目标。然而,当前乡村治理面临多元共治格局不成熟、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内卷化""碎片化"问题突出、治理主体能力普遍较弱、治理方式现代化水平不高等多维困境。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在统合传统与现代有益因素、把握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一核多元"治理主体能力,优化乡村治理方式,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Land Politics: Two Points of View and Two Perspectives——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on Rural Land and Politics

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时期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两种观点.“无关论”认为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关论”认为小块土地作为传统村庄治理的基础,与乡村政治间存在着因果或相关关系.在“相关论”的前提下,对于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互动影响机制存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分析视角,但已有的研究对小块土地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缺乏直接的因果论证.基于小块土地对乡村治理的实际影响可以发现,农村小块土地不仅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影响,而且在社会层面上塑造了农民的“五种性格”,同时通过利益、偏好和权威三个机制实现了乡村的政治效应.     

乡村共同体重建与农村文化生态的实现

共同体是具有关联性的人类群体平等共处、利益共享、和谐共生的生活形态。随着当前农村改革进程的推进,现代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渗透,不断瓦解着传统的、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高度集体化的农村生产与生活共同体,但也为重构新型乡村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基础、动力支撑以及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通过推动乡村治理科学化、壮大农村合作经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加强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等途径重建乡村政治、经济、伦理和文化共同体,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乡村非正式组织与新型权力文化网络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遭到破坏。乡村非正式组织作为"权力文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乡村社会转型、社会分工以及乡村现代化的发展等原因而得以再生。由此,通过对乡村非正式组织进行结构功能分类,探索乡村非正式组织建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可能路径。     

旅游开发与乡村社区经济

本文通过对不同区域的乡村经济收入状况的分析,揭示了传统农业的运作方式已经难以改变乡村地区面貌,农业问题的解决方式在非农经济的发展,而乡村旅游开发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乡村地区的旅游经济的运作形式有很大的不同,这与其所在的旅游经济发展规模和旅游开发的影响形式有关,本文通过三个典型的案例分析,论述了乡村旅游经济的三种运作类型,以及政府、村民、村集体在乡村旅游经济运作中的角色。     

乡村教育振兴的理论逻辑及其路径选择

乡村教育振兴不仅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乡村教育振兴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为统领，各相关部门协同推进乡村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乡村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的过程。从宏观层面来看，乡村教育振兴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支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乡村教育振兴的价值逻辑蕴含着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在价值逻辑上彰显着为农而教的价值立场、承载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承诺、充盈着传承创新乡土文化的价值情怀、诠释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价值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乡村教育振兴在目标上要满足乡村振兴战略新要求、在理念上要彰显乡村学校教育新理念，在方式上要构筑乡村教育新格局，在机制上要创新人才培养新体系。推动乡村教育振兴需要从乡村教育经费投入、城乡教育资源共享、乡村学校结构布局优化、乡土文化建设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来选择最优路径，为乡村教育振兴发展提供最佳方案，从而不断深化乡村教育改革，以乡村教育振兴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广西乡村旅游实证研究

广西的乡村旅游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规律和季节变化特点,主要有高科技农业观光型、古村落开发型和观光农业型。目前的乡村旅游主要有四种开发与管理模式,分别为政府、企业与村民联合开发与管理;村民自行开发与管理;政府与村民联合开发与管理;企业开发与管理。乡村旅游首先在乡村基础设施较好的地方发展起来;反过来,乡村旅游的发展促进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公路和乡村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乡村旅游的发展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从总量上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村容村貌的改善,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村民的贫富差距。文章认为,今后广西的乡村旅游应加强对乡土性、乡村文化的开发利用,新农村建设应较好地体现当地民居风格和乡土文化气息。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人才短缺、资本匮乏、产业力量薄弱三个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发展对于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可概括为：通过提高农村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吸引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入、减少农业劳动力需求,破解乡村人才短缺困境;通过促进资产资本化、数字对资本的替代节约效应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资本积累,解决乡村资本匮乏难题;通过减少产业同质化、促进产业融合、提高市场化程度,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解决乡村产业力量薄弱困境。据此三重内在逻辑推进赋能实践,就能使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注入新的动能。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政权的三次转型

由清末到国民政府垮台时期的第一次社会转型中,传统士绅的衰落与基层政权的建设相互影响,结果是基层政权的"内卷化",乡村社会出现了动荡和混乱,国家陷入了总体性危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第二次社会转型中,国家成功地将政权的触角延伸至基层农村,以各种手段形成了对农村的强力制约,即使如此,基层社会也并未完全丧失自身的行动能力;当前第三次社会转型下处于改革进程中的乡村基层政权,由于国家权力的部分分权显示出了更大的弹性和自主性,在与各方利益的互动中形成了自身独立的利益追求,所引发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