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理学、新心学到新人学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有声称“接着程朱理学往下讲”的,如冯友兰先生,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有隐然“接着陆王心学往下讲”的,如贺麟先生,创立了被称为“新心学”的哲学学说。他们的哲学创造,都通过对中国哲学中特定学脉的自觉选择和继承,而坚持了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他们又在自己的哲学中融摄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因素,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乃是程朱理学与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奇特结合,贺麟先生的新心学则是陆王心学与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哲学的精巧融汇。与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不同,我要讲的是“新人学”。中国…     

顾炎武学术思想倾向之定位

顾炎武并不具有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观念,他反对君主独治进而主张分权众治,是在满族贵族入主中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宋代理学学者政治主体意识觉醒的复苏,究其实仍然是儒家传统政治观念的应有之意;顾炎武也并不是理学的反动者,而是理学的实践者,他反对的是心学特别是心学末流的空谈之学,提倡"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实用之学,他不标榜理学,躬行上却是理学的实践者。     

洛学与永嘉学派

北宋永嘉之学,原是洛学的分支;而南宋永嘉学派,却成为程,朱理学的“异端”。本文拟就其学术源流与思想演变,试加探讨。(一) 南宋时期,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唯物主义思想与唯心主义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展开辩论,形成全国三大学派。清儒全祖望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字)断断其间,遂称鼎足”。     

"求真是"与新安理学、皖派考据学间的学术演变

学派意义上的新安理学在明初终结之后,徽州学界失去了自我防御的机制,这使得心学的流入变得畅通无阻。心学在徽州的大肆传播又刺激了朱子学者对新安理学的回溯,从元代新安理学发展出的"求真是"的理念又被重新提起,"求真是"理念又激发了考据学的苏生。明代中后期,徽州学界兴起的考据倾向一直延续到清初徽州朱子学者那里,并对皖派考据学"真是"主张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湛若水在徽州的讲学活动及其与祁门谢氏家族的交往——以新发现的祁门谢氏家族与湛若水交往文书为中心

作为"程朱阙里"的徽州籍学者对朱熹理学信之弥笃,传承其衣钵者代代相承,并形成了"新安理学"的地域学术流派。但自明代中叶以降,随着徽商的经营成功,程朱理学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渐趋衰落,王阳明和湛若水心学则异军突起,阳明弟子和甘泉学派之创始人湛若水纷纷来到徽州讲学,一批徽州本地学者开始抛弃程朱理学,转而追随王阳明或其弟子以及湛若水等,致力于心学的习学与传播,祁门王源和谢村谢氏家族即是其中之佼佼者。考察新发现的祁门谢氏家族与湛若水交往的文书,可以发现:在徽州官府极力维护程朱理学思想的同时,王、湛心学却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并日益深入人心。     

宗其原而应之变: 论明代心学与儒学学统的建构问题

作为朱子理学对立学术体系的心学,至明中叶经王阳明力主是说,而逐渐取得了堪比官方理学的强势地位.这种学术格局变动的同时,也伴随着思想界的震动和学术群体内部的撕裂,并在客观上促成了明至清初儒学学统建构与再建构问题的产生.在与朱子理学的学术竞争过程中,王阳明以集学术与事功于一体的独特气象支撑着心学体系.倾向心学的知识群体们从朱陆异同、心禅界限、治学主旨、史籍书写等方面的论辩中宗其原而应其变,力图展现出心学理路之价值与谱系之"正宗",从而在儒学学统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占得一席之地.从明代社会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心学与朱子理学就儒学学统中的位置之争,不仅仅是两种学问绍续薪传过程中的学术命运问题,亦且演递为关涉彼时道统与政统的重大社会问题.     

试论船山《四书》诠释中“反内在化”思想——以船山《孟子》诠释为中心

虽说内圣外王是程朱理学乃至陆王心学的整体追求,但程朱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确是偏重心性内圣之学,在工夫论上更是偏重简易工夫。船山作为宋明道学的批判反思者,对于这种偏病有深刻的认知和修正。本文即以船山《孟子》诠释为例,通过船山对朱子及其后学和陆王心学偏病的批判,揭示船山《孟子》诠释的政治哲学取向和工夫论上的"学修"内外兼顾立场。     

明初理学向心学的演变

理学发展至元代产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因袭理学,抵制异端;另一部分人则于理学中输入心学的成分,开启了理学与心学合流的先河。明初哲学思想正是沿着后一个方向发展的,结果是朱陆思想渐易其位,心学取代了理学的地位。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薛王宣、吴与弼和陈献章三位哲学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薛王宣对理学的改造及对心学的吸收薛王宣(公元1389-1464年),字德温,山西河津(今山西荣县)人。他既极力推崇朱熹理学,又欣赏张载气学,同时也受到陆九渊心学乃至佛道某些观点的影响,从而使其理论体系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对这一点,历史上几乎无人论及。黄…     

明清美学主潮概观

一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哲学上程朱理学为陆王心学所取代,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过渡,其中包含着某些指向近代的哲学变革,而泰州学派则代表着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把“心学”引向民主主义和启蒙主义方面,在民众之中具有广泛的感召力。这一时期的文艺也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在前代文艺创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说、戏曲     

哲学的转换——心学的展开及其理论意蕴

中国哲学演变至宋明,理学逐渐成为其主流。作为宋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形态,理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理学泛指宋明时期以心性的辩析为主要对象的一代思潮,狭义的理学则首先与程朱一系相联系并与心学相对。尽管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将广义的理学区分为不同的系统,但就哲学衍化的内在逻辑而言,程朱一系的理学与心学的分野,无疑蕴含更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晚清“哲学”译名确立过程看东亚人文特色

哲学在明末的译名是爱知学、理学或穷理学。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西周在知晓这一译名的情况下,摈弃理学等原有译名不用而新创哲学译名,是有其文化上深意的。用哲学译名,既与东方语境中人所共知的朱子理学划清界限,又使这门学问具有东方文化气息。哲学在辞典、报刊等普遍使用的情况下,最终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但其接受过程并非没有理性的思考,并非毫无障碍。梁启超、严复都曾对这一译名踟蹰再三。哲学译名的确立过程,是东方学者赋予哲学东方意义的过程,西周、梁启超、严复对哲学译名深思、选择的过程,也很有东方特色。西周后创的哲学译名,能够取代中国已有的爱知学、理学而为东方学人共用,是日本在接引西方文化方面超过中国的标志之一。     

李渭心学仁体论建构及其时代价值

李渭心学仁体论建构于对治理学僵化和王学末流玄虚的时代语境中,是在心学视阈内对理学有限度的回归和对传统仁学与阳明学的融合发展。李渭心学仁体论的内涵包含仁的内在主体性确立、生生之仁、一体之仁、为仁由己等,这种心学化的仁体论建构具有强烈的时代现实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理论面向,超越"理"与"良知"的时弊,在心学视阈内有限度回归仁的普遍规范;二、诠释进路,在功夫与事为的心学化诠释中阐发"仁"的丰富内涵,凸显仁体发用的实学特色;三、实践取向,在日用行常中阐发"仁"的实践价值。作为黔中王学代表人物之一,李渭心学仁体论是时代学术思想的映像,也体现了黔中王学的时代关切。     

近代心学思潮与中国文化危机

作为一种哲学异端,陆王心学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宋明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明代中后期,阳明学在哲学、思想界的影响更加广泛,几乎取代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迄乎明清之际,学风大变。陆王心学首先受到了王夫之、颜元等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猛烈批判;顾炎武等一批汉学家也斥陆王心学空疏无用,离经叛道,无补于世道人心。至康熙时,清朝统治者实行思想禁锢,重新把程朱理学确立为思想正统,陆王心学从此式微。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历史发展到近代,沉寂了三百多年的陆王心学又出现了复苏的态…     

祝允明与弘治、正德年间理学转向

祝允明对弘治、正德年间理学转向所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在徐有贞、祝颢、杨守阯、丘濬的基础上,深入批判程朱理学的矫伪流弊,倡导知行合一,要求理学去科场化、工具化,开启杨慎、李贽、屠隆、顾炎武等理学批判思潮;其二,突破程朱理学一元化、权威化的思想藩篱,崇尚以经、史、子学相结合的博古多元的治学方式,追求格物致知、经世致用,推扬吴宽"隐而后工"的思想,使理学回归生活化、趣味化;其三,发扬王蘋开创的吴地心学,吸纳王鏊的心学论断,批判岭南心学流弊,提携王门弟子黄省曾,促进了这一阶段理学向心学的理路偏转。     

论清初思想家对王阳明心学的改造

王阳明的心学是儒家心学发展的高峰。儒家心学导源于孟子的心性之学,到宋代陆九渊发展成为独立的学派,与程朱理学相并立,成为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份。儒家心学自王阳明之后而衰微,但它对我国哲学的发展和民众心理结构的影响却是十分深刻的。因此不能简单把它当作唯心主义而加以全盘否定,应当科学地研究它。     

刍议李光地视域中的阳明心学

李光地一方面"俱言王学",在为学初期质疑程朱理学,对王阳明心学抱有"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伯安之失大",对王阳明心学展开批判,指出"王学病源"在于"心之即理","王学病根"在于"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李光地指出王阳明错解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李光地在批判阳明学的过程中有两个转向:一是由批判王阳明心学转向批判王阳明的其他学说;一是由批判阳明心学转向批判阳明学派。李光地对阳明心学的态度转变原因主要有:明清之际社会环境的巨变、其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以及个人的儒学立场尤其是朱子学的立场。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船山心论

在船山哲学研究中,不少学者注意到他的思想曾受到传统心学的影响,但缺乏对其心论的全面深入的考察。本文认为,船山对理学核心范畴之一的心也作了深刻论述,他的心论,重在发掘心范畴认识论方面的意义,在本体论上坚持气决定心的立场,继承与发展了传统心论。     

“阐旧邦以辅新命”—解读冯友兰新理学之思想方法创新处

新理学开创了研究中国哲学的新方法，其创新之处体现在对方法的创新，实现了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相结合，古今中西的相会通，理学与心学、儒家与道家的相圆融，从方法上明晰了儒学如何在新时代继续发展，如何得其真精神、真意思，为中国的现代哲学提供精神资源，为民族寻找安身立命之道。     

试析朱熹哲学中“心”“性”“理”的关系

把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虽不无道理,但也不能忽视理学与心学在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朱熹在“性即理”、“心统性情”、“心与理一”等命题中关于心、性、理关系的论述,一方面表现出其理论结构内部的某些矛盾和混乱,另方面又与陆王心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本文通过对朱熹哲学中心、性、理关系的分析,指出朱熹在宇宙论中虽然坚持了理本体论,但在心性问题上却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