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对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区域经济、农业与物流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对三系统2021—2030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农业、物流业三个子系统综合指数和总体综合指数大致呈增长趋势;三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依次增高;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空间聚集性逐渐增强;2021—2030年,预测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水平将不断增大,发展速度也将逐年递增,预计到2030年达到良好协调状态。据此,建议政府加大对农业与物流业的投入,分区域制定相关政策,各区域加强合作力度,培养专业化人才,以共同促进长江经济带的高效协调发展。     

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基于DEA和SFA方法的比较研究

采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参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FA)以及Pool OLS、固定效应模型(FE)、随机效应模型(RE)多种方法分析了1990—2012年我国28个省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两种方法测算的农业TF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1%和3.6%,但波动趋势呈现出相反的结论 ,技术进步是国家及其各省份、各区域农业TFP增长的主要来源,东部、中部、西部农业TFP依次递减;农业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和城市化水平对农业TFP增长都具有正向显著作用,而农业劳动投入、农业种植结构对农业TFP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财政支农力度在DEA法的结论中表现为对农业TFP的显著正向作用,土地投入的影响在两种方法中出现了相反的结论。     

我国循环农业发展时空差异及制约因素分析

为了便于比较我国循环农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区域差异,构建了一套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对我国循环农业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价和制约性分析。结果显示：1999-2008年间我国循环农业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上升态势。从因素类型来看,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我国循环农业发展的制约性先增强后减弱,资源的减量投入制约最大且逐年增强,资源循环利用和资源环境安全的制约性逐年减弱;2008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循环农业发展差异明显,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而水平较低的则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农业要素配置效率及其地区收敛性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解和测算农业要素配置效率,并对配置效率增长进行收敛性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要素配置效率增长呈上升趋势,增长主要源于以物质资本投入代替劳动力资源;农业要素配置效率增长具有一定区域差异,中部地区农业要素配置效率增长高于东、西部地区;各省份农业要素配置效率先趋同于自身稳定增速增长,最终所有省份效率增长趋于收敛。鉴于此,建议引导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加大物质资本的投入力度,继续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农业人力资本积累,以期进一步优化农业要素配置效率。     

中国农业资源效率时空分异与驱动因素研究

农业资源效率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农业绿色健康发展,避免农业自然资源受损以及环境污染带来的不良影响.运用SFA模型对中国2007—2018年的农业资源效率水平进行测度,结合核密度函数方法分析农业资源效率的时空分布状态,最后运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对影响农业资源效率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除农药的过度使用外,劳动力、资本、水资源、土地资源、化肥等资源的投入都会带来农业资源效率水平的提高.我国农业资源效率虽然基准水平较高,但是仍未达到效率前沿面,且在近年来呈现下降的趋势.农业资源效率存在空间上的相关性,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在影响因素之中,地区的经济、城镇化、交通、教育、财政支农等因素的水平越高,则越能提高农业资源效率水平.     

安徽省农用地利用效率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

2000年以来,安徽省农用地利用效率呈上升趋势,总体上技术效率大于综合及规模效率,表现出农用地利用技术效率驱动模式;且农用地利用效率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皖江地区,较高区主要分布在皖中地区,中值区主要分布在皖北地区,而低值区主要分布在皖西南地区;影响因素上,人均GDP>有效灌溉面积>财政支农>受灾面积,并且它们的综合作用影响农用地利用效率区域差异产生及演化.建议从提高农业规模经营、强化农业科技投入、创新农业发展体制等方面提升安徽省农用地利用效率.     

区域农业可持续性定量评价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方法对陕西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评价;利用资源-发展指数和环境-发展指数分析了资源、环境子系统对农业系统的支持状况,基本结论是陕西省农业系统从1995年至2004年总体上是可持续的,但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5个子系统的发展具有非同步性、非一致性的特点;资源状况正逐渐成为制约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西部区域农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与分析

采用2008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分别对西部12个省市的农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西部除四川省和陕西省外的各省份的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均不足,且区域差距很大;西部区域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且差距较大;西部区域农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西部应增强区域经济总体实力,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特色产业,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提高科研服务水平,以全面提升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整体水平.     

江苏省低碳农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在构建江苏低碳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对2000-2014年江苏省和2014年江苏13个地级市低碳农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4年江苏省低碳农业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其中农业经济发展和能源低碳利用2个分类指标的评价值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对江苏低碳农业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资源减量投入指标评价值曲线呈"U"字型变化态势,资源环境安全指标评价值在一定区间内波动,两者成为江苏省低碳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苏南地区低碳农业发展水平较高,资源环境安全问题成为该地区低碳农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苏中地区低碳农业发展在全省处于中等水平,资源减量投入因素是制约低碳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苏北地区低碳农业发展水平总体上偏低,但资源环境安全指标评价值较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江苏省低碳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耦合协调评价——来自26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

为准确评价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状态,通过建立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选取26个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时序特征,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截面差异明显;资源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大,环境子系统次之,再次是产业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小,各子系统指数变化轨迹、升降幅度和截面特征不一致,使得26个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出发展平稳型、持续波动型和跳跃型3种波动类型;长三角城市群的耦合度和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不同年份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各异,城市间内部协调性不高,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矛盾突出,虽然两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在逐年升高,但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偏低,当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依然突出。据此认为应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     

略论目前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

我国农业经济近几年进入了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 ,已经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增长缓慢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力落后 ,土地经营规模过小 ,劳动力严重过剩 ,农业投入少 ,基础设施薄弱 ,农业现代化程度低 ,以及农民负担过重造成的。这些因素中 ,既有体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 ,也有我国目前农业人口多 ,土地少以及落后的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的原因。因此 ,需要引起政府和农业管理部门的重视 ,切实解决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 ,促使我国农业经济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浅议土地政策变动的影响因素

家庭联产承包制使中国在农业上取得巨大进步,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度的边际效用急剧递减,已呈现出许多问题：粮食安全隐患、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阻碍土地资源市场配置等。为使土地政策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从农民、土地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角度切入,阐述土地政策的重要性,继而分析土地政策的变动影响因素,概括变更原因及内容,以更好的对土地政策进行调整,发展农村经济,建构新型农村生产体系。     

黑龙江省农地规模经营制度性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土地制度、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是当前统筹城乡经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黑龙江省目前的农地经营规模还处于不合理的状态,与其适度的经营规模仍有较大差距,农地规模经营的推进有着一定的发展空间。黑龙江省农地规模经营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推进过程中还受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土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以及农村金融等方面制度的影响。因此,黑龙江省政府部门应尽快完善农地规模经营的相关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进农地规模流转,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拓展农地规模经营的融资渠道,从而加快发展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期农业经营方式的再小农化

在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的农业转型期,政府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着经营规模化期望。在地方的农业转型实践中,行政力量主导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形成了以外来资本为主的规模经营主体。然而资本化的规模经营主体,在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竞争性分配中,面临着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利润空间受到压缩,纷纷转型或退出农业生产领域。资本化规模经营主体的退出,重新释放了村庄经济空间,出现了再小农化的农业经营秩序。不同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再小农化是在回归家庭经营基础上新的发展,通过种植结构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形成专业化机械化的经营模式,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经营模式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家庭农场:主导中国现代农业的新型市场主体

中国资源禀赋特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结构是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创新的现实基础。家庭农场与中国的人地关系相匹配,与工业化、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相适应,与现有农地制度相衔接,作为主导中国现代农业的新型市场主体契合国情;家庭农场有利于确保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利益,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实现中国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基石;家庭农场兼具家庭经营和企业经营的双重优势,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最大化,有利于实现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村社会风险控制的相对平衡,是基于资源约束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实选择。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探索——基于对东进农牧(惠东)有限公司的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对东进有限公司的案例分析,得出其可供其它地区借鉴的主要经验有:当地政府对农业企业的政策支持;公司与农户签订租地合同,通过统一的经营管理解决农产品的生产和营销问题,将农产品的市场风险转移到了公司内部,解决了公司与农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公司按照标准化生产的方式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以适应市场需要,实现了规模经济;公司通过慎重选择地区与行业,将村庄的优势——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与公司的优势——资金、技术和市场营销结合起来,实现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城郊农地休闲利用初探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和社会休闲方式的转变,休闲农业成为现代农业和旅游业发展的新方向,也成为国家支撑新农村建设、振兴农村经济、协调城乡发展的有效途径。在这种背景下,农地休闲利用,特别是城郊农地的休闲利用成为我国土地利用和管理领域中不可回避的话题。我国农地休闲利用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概念、类型和模式,但也正面临农地用途转变、获取途径、经营方式、生态保护、利益分配等多方面的现实问题,必须从制度、管理、规划和技术等四个方面寻找相应的对策,以促进城郊休闲农地的合理、高效、有序、健康利用,以保障休闲农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影响因素综合评估分析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构建中国民间投资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中国民间投资的影响因素。采用Matlab软件计算一致性指标以及指标权重,对中国民间投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排序和单项分析。研究表明,影响中国民间投资的十八个因素中,企业家信心指数、广义货币供应量、政府税收、国内消费需求列居前四。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的前提下,营造有利于促进民间投资的投资环境,增强企业家信心。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江西农产品主产区,农业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现状,即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强,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产出效率逐年提高,生产条件有所改善,但也存在产业化水平不高、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差、科技支撑不够等问题。同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面临良好的机遇,如区位优势日显突出,省域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规划》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发展方向明确。在此基础上提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促进农地流转,二是努力培植农业龙头企业,三是构建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四是构建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     

论农户家庭经营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性地位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正确处理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扶持小农户之间的关系。通过概念思辨、理论分析和发展趋势判断等对相关经济学概念进行辨识,澄清了一些传统认识上的误区。在此基础上,试图说明我国农业长期存在的小农户问题并非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产生的,而是先天资源禀赋不足和人地比例失调的结果。农户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必须得到坚持,但小农经营的先天不足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现代化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配套。建立健全面向小农户的多元化、多层次、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小农户之间的横向联合来获取外部规模经济,可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夯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