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学者随笔"论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随笔,是当代散文创作中一个值得特别予以关注的现象.针对百年来中国历史上诸多的文化症结、悖论现象以及当下学者的"精神休克",丁帆"学者随笔"通过解读中国明清与现代学者的精神世界及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其著其人,呈现了类似"巴金式"的文化焦虑.他以学者自我精神启蒙为理想,以悖论思维为论说考释的方法,在随笔写作中建树了人格审美的核心理念和文化批判精神的基本品格.     

论"交易"

个人如同企业."交易"与"生产",是社会中任何个人为尽可能充分实现自我主观价值,而对既有"自我资源"和"环境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两项基本活动.其中,交易是对生产的相对高效率替代.任何交易都不存在"客观价值"或"社会价值",只存在以各个人主观价值判断为基准的纳什均衡或自我均衡.市场、企业、政府是人们为提高交易与生产效率而创造出的特殊组织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凡是存在的,都是有效率的.     

"理论旅行":阿诺德"文化"的中国阐释

萨义德提示,某种理论的历史转移,一旦流布开来,最大的可能性是被简化或被编码,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情景正是如此.阿诺德"文化"理论之于"现代性",呈现某种救赎意识,它将拯救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诉诸人类以往的精神遗产.阿诺德的这一理论,被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守成主义流派(学衡派)所借用,这是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理论旅行"的开始.这一旅行的可能性首先是跨越中西语际的"互译"屏障,其次是打通文本意义转换的通道.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旅行的桥梁,是由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来搭建的.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坚守文化守成价值的人士手中,被作了中国式的阐释,其话语陈述落在传统与新潮(现代性)为争夺文化发言权之间.在一个浪漫激进的年代,容不得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有更大的展示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理论价值不值得人们重新反省.     

超越"专制"与"民主":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的比较优势

治国之要,唯在用人.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作为一个"模式有机体",在领导力量、价值取向、运转方式上与"专制"和"民主"体制下形成的官员选任模式相比,展现出明显的模式优越性.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通过政治守正提升模式有机体"免疫力",通过文化创新提升模式有机体"精气",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强壮模式有机体"骨骼",为超越"专制官员选任模式"和"西方民主官员选任模式",提供了政治保障、文化支撑和制度支持.     

浅草-沉钟社的文化抉择与文学创作的主题范型

浅草-沉钟社在中西文化全面交汇的背景中进行文化抉择,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价值观和人道主义伦理观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思想体系.这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思想决定了其文学创作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其文学创作中主题范型的形成.在个性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该社以自我表现的方式,在创作中高扬个体自我的价值、讴歌个体自我的理想、倾诉个体自我的痛苦、表达个体自我反抗社会的要求.在人道主义伦理观的指导下,该社又表现出了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以客观再现的方法,真实描写了乡村人生的痛苦面影、都市生活的斑驳光影和军阀混战的恐怖剑影,从而形成了与个性主题相并峙的社会主题范型.     

"史补"与"情补"——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意识论略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为史补遗、发其英华的"史补"意识和为史补情、为情补史的"情补"意识,是最为突出的两大类型."史补"意识的发生,既源自对小说与史传关系的认知,复来自对小说功能的理解,同时又隐含着提高小说地位的深刻用心."情补"意识则是沿着先秦儒家"道始于情"的人道观和"情本体"论而来的.所谓"为史补情",就是对史传或民间流行的情爱故事,作敷衍增饰,以补史记之不足或遗漏.而冯梦龙<情史>的编纂和以"史"命名的目的,则在于"为情补史",并以此宣扬他的"情教观".这一"情补"的创作意识,一直延续至<红楼梦>.二者所"补",形成了经史等"大帐簿"之外的"小帐簿",丰富了中国的"史文化"和"情文化",并构成正统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     

20世纪90年代台湾文化产业政策及其合法性建构

从文化政治学的分析视角透视20世纪90年代台湾文化产业政策提出的逻辑起点,我们发现,台湾文化产业的提出是台湾当局在面临社会认同破碎、执政合法性动摇的现实背景下的自我解救策略。台湾当局采取了三个向度的行动策略,建构了文化产业政策的合法性,以此将社会矛盾和自我认同引发的街头运动引入"深耕地方基层文化的‘宁静革命’形态",其目的在于重构本土化认同,以整合社会并巩固其政治权力。台湾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和做法,对中国大陆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     

“黄金狂时代”台湾和殖民地近代的全景(panorama)——从王童电影《无言的山丘》切入

殖民地近代性指的是在殖民地状况之下接受的近代性,即假如谈论其近代性,一定要考虑到殖民主义的历史脉络。台湾曾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台湾现代性的品格。台湾电影导演王童的《无言的山丘》展现日据下台湾"黄金狂时代"的历史画卷——"黄金狂时代"既是日本殖民者巩固殖民统治与掠夺殖民地财富的重要表征,也是殖民地的台湾转型进入"近代"的历史意象——这部作品表达了在殖民者的歧视与剥削下"台湾自我"的压抑与反抗,从而呈现了台湾殖民地近代的历史脉络以及内在的复杂性和两面性。     

价值普遍主义的冲动及其限度:以"平等"为例

在理性主义传统中,价值观念本来就应是可以普遍化的.传统儒学只蕴涵了有限的价值普遍主叉,并在近代发生了变化.古代儒家只有"相同性的平等",而现代性的价值观则强调"公正的平等".平等主义与普遍主义处于同一个现代性观念谱系之中,"平等"表现出强烈的普遍主义冲动,但其实现却受到历史文化的制约,因而总是表现为特殊的.现代性价值处于一种自我反驳的状况,而这种矛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理解和解决.现代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给平等注入了"不知足"的动力,而东亚社会在处理地位、特权和权威等时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恶搞·恶炒·恶俗——论作为媒体诗歌事件的"梨花体"与"裸体朗诵"

"梨花体诗歌"和"诗人裸体朗诵"成为轰动一时的媒体诗歌事件,在此过程中,诗歌以及诗人成为被"恶搞"的对象.在少数诗人那里,诗歌成为被用来沽名钓誉、追名逐利的手段而非庄严、崇高的艺术追求.同时,在大众媒体的恶意炒作下,悲剧性的文化事件被简化和改造成了喜剧性的娱乐事件,其内在性和精神意义被抽空.它们共同显示了当今时代文化上的恶俗之气,是大众消费意识形态对价值理性和人文追求的肆意扭曲.在如此的"共谋"下,诗歌成为被窥视的"他者",其形象被"脸谱化"和"妖魔化"了,诗歌本身受到了严重扭曲和伤害.     

苏轼"和陶诗"艺术风格论略

苏轼"和陶诗"问世以来,诗评家对其艺术成就褒贬不一。其实,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并未脱离现实生活,是作者在特殊境遇下,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是借鉴古人成功的艺术形式来抒发自我对现实的强烈感受,并在学习陶诗的艺术风格中,融入自我独特的风格。"和陶诗"体现了苏轼晚年的艺术追求倾向,与早年那些生机勃然的诗歌相比,"和陶诗"呈现一种跳动的闲淡、一种朴茂之美,诗风平淡自然,感情真笃充沛;超然淡泊,意与境合;托物言志,意在言外;写景传神,时见佳句。苏轼的"和陶诗"没有等同陶诗,而是自具本色。     

好莱坞电影与张爱玲的"横空出世"

张爱玲在上海沦陷区文坛的异军突起被人们誉为"横空出世",这"横空出世"与好莱坞电影有密切关系.至1930年代,观看好莱坞电影已成为上海市民难以或缺的文化生活方式.张爱玲的出现及时填补了抗战爆发后好莱坞电影退出上海后市民文化的空白;抗战胜利后好莱坞电影的卷土重来也使张氏失却原有的辉煌.张氏的创作之所以能替代好莱坞电影缺席后的位置,是因为其文本与好莱坞电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张氏创作不同于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表现.     

书写"内心的战斗历史"——论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

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以人性视角、个性立场和批判精神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真实地书写了自我"内心的战斗历史".它赓续"五四"个性传统,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和对特定文化环境的批判,坚守并张扬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具有双重的文学史价值:一方面,它与"政治化写作"的并列,维系了其创作最初转型以来所形成的二元并置的基本格局,使丁玲此期创作仍然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另一方面.丁玲以此与其他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一起,共同开启了延安文学的启蒙潮流,共同谱写了延安文学的启蒙篇章.     

从"传承"到"裂变"--论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林幸谦的诗歌创作

作为马华新生代诗人,林幸谦的诗歌传承了海外华人"文化怀乡"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作为新一代学者,林幸谦试图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海外华人暖昧复杂的身份认同与身份意识.这种"传承"与"理性"的矛盾,以及由此而激发的"思想"的"火花",一一呈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华人对自己"根性"的找寻,正在继承传统中走出传统,其找寻的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自我"裂变和成长的过程.     

以"自我表演"而张扬多样风采——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民族艺术的美学研究

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以及不同风格的艺术超出种种域限而遍及世界,为更多的人所感受与体验,同样也已成为自然而然的现实;同时,全球化则又必然带来新文化挑战与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文化重组.因而,包括艺术在内的不同文化如何在此"全球化"背景下实现良性生存与发展,则是十分现实的问题.笔者以为,有生趣的、理想的取向是,各民族的艺术都应当积极跨入"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和大舞台上,充分实现"自我表演",以彰显其美学资质、张扬其文化精神.因为越来越显示出信息化强势的全球化,可以消除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时空障碍,为形态多样、风格各异的民族艺术的广泛传播、平等交流、相互认知与理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舞台.一个民族的艺术,无论其曾经仅存于怎么偏僻闭塞之地,如今都有可能通过这个"舞台"很快展现(或传播)于世界各地,为众多民族(种族)、运用不同语言的众多的人们所感知,成为不同时空内人们可以共同享受的精神盛宴.     

《文心雕龙》"气"之范畴疏解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创新与典范--论宋明学术之所以"造极"

中国学术发展到宋明而达高峰,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学术创新,创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学术精神和特性.理学学术的转生担当了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学术整合方法的落实,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智慧.宋学义理解释学的开创,取代了汉学,使中国解释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学术典范的确立,标志着学术由特殊走向普遍,而形成社会的学术思潮.在"体用一源"、"理一分殊"的准则下,本体与工夫、哲学形上学与百姓日用之学、内圣与外王的价值"直通",而毋需价值"曲成".学术的规范性,是古代从事学术活动的一种公共道德;宋明学术的人文理性的关怀,凸显了对于价值理想和终极关切的理性解释和把握.     

"中国特色"的货币人文关系解构

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下,通过对货币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货币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中传统和现代、文化及价值观纠缠冲突,从而使处于该种生存环境下的一些中国人由于执着于金钱而导致行为失范、精神失调、价值失衡.为此,现代中国社会的货币人文关系有必要从寻获"自我"的独立性、体认主体的现实超越性、追求生存内容的和谐性三个方面进行重新建构.     

全球交往实践中的东亚文化价值观

东亚文化价值观是东亚人民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价值信念、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型东亚文化价值观的创建及其作用的发挥,必须通过东亚区域的自我整合、调整来进行.东亚社会必须作为"主体",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互动中,通过宽容、民主的协商、对话和合作,共同参与全球普遍价值的建设.     

诗性与真实——孙犁“白洋淀系列”小说创作风格探析

"白洋淀系列"小说是孙犁的前期创作,是其对战争年代的"诗性"呈现和对人间性情的"真实"阐述。"白洋淀系列"小说所呈现的是这样一种创作风格:"革命现实"与"诗人气质"共同影响下的"自我"言说,作品中"实景"隐匿与"性情"凸显的创作技巧。孙犁在创作中的"政治氛围"与"作家审美"对其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双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