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现代的,自由的——百年新诗若干基本特质刍议

从诞生到现在约百年时间的中国新诗已经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形成自身的“小传统”,具有一些稳定的基本特质,应对其三个方面的特质进行讨论:“新”“现代”“自由”.“新”主要指新的形式与新的内容,“现代”主要指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与现代性特质的提升,“自由”主要指自由精神与自由体式.这些特质与中国新诗的成就以及所出现的问题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文学的城市文化视野——天津文学与城市文化笔谈

主持人语:理解和阅读城市,需要从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开始。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记录了城市的社会风俗人文信息及其发展变化,而且也是传承和发掘城市优秀文化、塑造和展示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城市软实力与增强市民认同感、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和建设文化强市的重要手段。当前,天津文学创作及研究蓬勃发展,特别是《天津文学史》的出版,首次绘制了天津文学发展流变的全貌,为天津文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从文学与城市文化形象塑造、津味文学与城市民俗文化,地域文学的文化精神、文化意义、文化功能、文化共性、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展开研讨,以期在文学与城市的视野中探索天津文学与城市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并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     

中西融通:余光中诗论思想的主调

余光中诗论既提倡吸收西方文化资源,又反对现代病和恶性西化;既主张打破偶像、反叛传统,又强调纵的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国现代诗的落脚点在中国,该经由中国诗的现代化环节达到现代诗的中国化。同时,中国的现代诗应该具有超越性,它在艺术上代表的是中国诗而不仅仅是中国的新诗。     

新时期天津诗歌中的城市想象与变迁

中国新诗与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迄今历史尚不足百年的新诗,其发生、发展是与现代中国艰难的历史转型相同步的。近百年的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时期,这其中很重要的便是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城市不但是各种资源集聚的中心,也是文化与文明形态的必然指归。     

难以为继的“再出发”——重审新时期之初的“政治诗”热潮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的“新时期”之初,“政治诗”的书写成为一种潮流,许多作品甚至产生了轰动性效应.这些作品以反思历史、批判极“左”政治、介入现实、暴露现实问题、歌颂美好未来、憧憬现代化前景等为主要内容,大多存在概念化、理念化、模式化等问题,其历史意义与美学意义、文学史价值与文学价值之间并不对等.     

论“朦胧诗”时期梁小斌诗歌中的自我想象——兼及他此后的反思与“忏悔”

梁小斌"朦胧诗"时期的诗作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其主人公几乎都是"我"。这里的"自我"想象既有个人性又有公共性,一方面有着对于个人价值、尊严、权利的认定和追求,另一方面则是以国家、民族、时代、理想等宏大、形而上的存在为其价值支撑的,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上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氛围对于"自我"的设定和对于"人"的认同。梁小斌诗歌中的自我想象有其历史进步性,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局限,正是对"朦胧诗"写作方式的质疑导致了诗人此后的反思和"忏悔"。     

世纪之交现代汉语诗歌语言问题研究述评

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于“新诗”、“现代汉语诗歌”中语言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成为创作和研究界一个重要的话题。论文对其中三个问题进行评述,一是关于“现代汉语诗歌”与汉语语言变革问题的反思,二是诗歌口语与口语诗歌问题,三是“字思维”问题。世纪之交这场关于诗歌语言问题的讨论深化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引发了诸多有意味的话题。     

互否的言说,或成功的逆袭——叙述中的“中间代”诗歌

关于"中间代"诗歌的叙述多有矛盾、互相龃龉,这反映了"中间代"诗歌概念的不严密、含混与暧昧。但作为一次诗歌命名与运作,它是一次成功的逆袭,实现了其"反抗"与"凸显"的两方面的目的。"中间代"诗歌概念的生命力仍有赖于"中间代"代表性诗人的继续成长与自我完善。     

革命·启蒙·"找灵魂"——论邵燕祥新诗创作中的"宏大叙事"

邵燕祥的新诗创作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的"时代"特征.这种"宏大叙事"在其创作早期主要表现为"为政治服务",被政治权力所限定和本质化了的"革命叙事",在后期则体现了向个体主体意识苏醒和突破思想禁锢的"启蒙叙事"的转变,创作者启蒙意识的增强也使得诗歌的这种"宏大叙事"本身面临诘难并走向了解体和停滞.纵观邵燕祥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到一名知识分子被时代潮流裹挟而下以及个人主体挣扎、觉醒、挣脱的悲剧性的"找灵魂"过程,这其中包含许多值得认真思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