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纂修地及其背景考

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敕修重要理学典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明实录》记载其纂修地点为"东华门外"。以往研究未注意此东华门的所在地是当时的京师南京还是北京。明初诸多士人文集中有《大全》修纂于北京的确凿证据。永乐朝敕撰书编纂地点的选定,受成祖行迹、颁布对象及其政治部署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全》定于北京纂修与次年会试、殿试首次在北京举行,具有政策上的配合性,是成祖迁都的重要部署与阶段,均为最终迁都北京起到文化上的宣示作用。     

简论北魏皇室“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制度

文章叙述了北魏时期的皇"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制度的来龙去脉,着重论述了这一制度对北魏政治产生的影响.     

简谈明代言官与宦官的关系

<正> 明代言官与前代含义不同,不是对谏院官员的称呼,而是对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的统称。这样明代御史、给事中的职责就比前代重大。统治者在言官的建置上颇费了些脑筋,让他们秩卑、势尊、权重,使其不患有所失而勇于任事。明代又是我国历史上宦官干政严重的一代。虽然太祖当政之时,鉴于前代乏失,曾明文规定宦官只供洒扫奉侍,“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并敕诸司不得与其文移往来。又镌铁牌置于宫门口,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①但率先违犯的就是朱元璋自己。他大权独揽,冷落朝臣,不知不觉间又把宦官视为亲信,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洪武十一年,“遣内臣吴诚诣总兵杨忡名行营观方略。”②到成祖永乐时,由于“靖难之役”中建文帝宫中的宦官有为成祖通消息者,成祖宫中的宦官也有随军作战立功的,所以成祖登基后更加信任宦官,让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就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到宣德时更开设内书堂,“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③让宦官读书习文,为宦官干政进一步创造条件。明太祖、成祖、宣宗诸帝乾纲独断,尚能随心所     

幼儿家庭父子沟通状况研究

父子沟通是父亲影响子女心理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对60个幼儿家庭中父子沟通情况的调查,描述了父子沟通发生的频率、时机、持续时间、地位等背景特征,同时检验了父亲沟通能力、父子沟通质量与父子沟通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父子沟通存在地位低、频率低、时间短等特征;父亲的表达主动性能预测关系指向的沟通质量,表达清晰性能预测问题指向的父子沟通质量;问题指向的父子沟通质量能预测沟通满意度。     

儒法歧义与合流：以孟子三纲为中心

在三纲上孔子讲君臣父子、孟子讲父子君臣、韩非讲君臣父子夫妻、董仲舒讲君臣父子夫妻;三纲在学派上主要涉及儒学与法家,在内容上涉及两纲还是三纲、君臣父子还是父子君臣,在立场涉及国优于家还是家优于国,在结构上涉及双向互动还是单向僵化;孟子的观点在儒学内部与孔子有异同、在儒学外部与法家韩非有异同,孟子在三纲上的主要观点对历史有复杂影响。     

初探苏东坡对科学的贡献

一九六四年,我们敬爱的朱德委员长视察四川眉山县时,参观了“三苏公园”,对北宋大文豪苏洵父子留下了赞美的诗篇。 诗云: 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 诗赋传千古,峨媚共比高。 朱委员长诗中赞颂的“三父子”,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他们父子三人都是宋     

从邹缉的《奉天殿灾疏》看明成祖迁都的是与非

关于明成祖迁都的问题,历史上议论纷繁,莫衷一是。其中,邹缉的《奉天殿灾疏》在当时颇有代表性。成祖与邹缉等人关于迁都的论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各有其理。成祖的迁都主要是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虑,也不排除隐含其“欲威制万方”、“君主华夷”、“控四夷创天下”的雄心壮志,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邹缉等的非议,在于指出迁都之举所引发的种种副作用,中心是主张安民,反对扰民。其奏疏是一篇颇有价值的谏书,也是一篇指斥时弊之作。     

论徐庾诗风

徐庾体是南北朝后期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的诗文风格。徐、庾诗风绮艳新警,具体表现为意象新奇绮丽、诗境纯净秀美、诗旨婉转深沉。     

曹组曹勋父子词合论

宋代曹组、曹勋为父子词人。曹组词为俗而能雅,曹勋词则为大雅避俗。究其原因,在曹氏家庭教育环境中,曹组作为传统士人,虽仕途遭阻,心态复杂,但正统观念始终存在。曹勋的词风一方面是对父亲的反动,另一方面却又来自父亲的教育。从作词基本功与审美追求两方面来看,曹氏父子的联系在两宋众多父子词人中具有普遍意义。     

海峡两岸黄式三、黄以周当代研究综述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是清代后期著名学者。其学术博大精深,在经学、史学等方面造诣精深,为时人所推崇,然长期以来学界对其关注不足。近年来,随着黄氏父子相关著作的大规模整理、点校,和黄氏父子学术内涵之探究,海峡两岸对黄氏父子的研究和关注正在兴起,其学术价值也正日益受到重视。本文综述海峡两岸黄氏父子当代学术研究概况,分成经学、史学、义理学,以及整体学术综论四部分,对黄氏父子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进行管窥,并呈示当代研究成果和研究路径。     

禁锢的环境怵祸的心态——论洪武文字狱下的文学创作

论文通过对因文字狱而罹祸的文人的实例考察和对因高启腰斩而在诗文坛出现的大量祭诔文的分类剖析 ,探讨洪武文人在森严冷酷文字狱祸中的隐忍情怀与避祸心态 ,以及诗文创作领域由此而诱发的“台阁体”文风和复古文风     

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

开元十三年的唐玄宗泰山封禅活动,没有道士的参与,道教色彩淡薄,成为封禅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这与开元前期唐玄宗强调儒家政治、怀疑道教神仙方术、有节制地发展道教的政策等因素相关。然而,唐玄宗崇道和以道修身治国,泰山是道教名山,封禅又与道教有天然的联系,使此次封禅又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道教文化的色彩。唐玄宗的泰山封禅,对于道教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谶纬的神系及其神灵信仰的特征

纬书中保存了庞大而完善的神系,这一神系由天神、地祇、人神等三大部分构成。天神包括天皇大帝、五帝等众多神灵,地祇包括山岳河海神、社稷神、生物神等,人神包括远古帝王、西王母、器官神等。谶纬中的诸神多缺乏神性,其神灵世界多具现世色彩,其信仰向度是指向现世,而不是虚幻的彼岸世界,其信仰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因此谶纬没有成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     

李白卒年考辨

长期以来人人皆认为李白卒于宝应元年, 1983年李从军先生首先提出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说。本文从对李阳冰《草堂集序》的辨析,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及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的考辨,论证了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 而卒于永泰元年。     

从王梵志诗看初盛唐时期民间的地狱观

敦煌写本通俗白话诗王梵志诗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初盛唐时期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狱观。其主要内容有:阎罗王取代了太山府君,成为地狱的主宰;"冥判"是地狱的中心环节;"奈河"已在冥界出现。这种观念世俗化为"七七斋"在民间流行。王梵志诗还反映了初盛唐时期佛教地狱观念与儒家孝道文化在民间的初步融合,表明佛教地狱思想已开始中土化、世俗化。     

隋朝监察制度述论

隋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局面 ,典章制度 (包括监察 )方方面面需要鼎故革新之处很多。隋制集汉魏以来监司变化之大成 ,革除前代弊政 ,在文帝开皇年间和炀帝大业年间进行了两轮改革 ,特别是隋炀帝“三台”之制多有创革。隋制对唐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往学界重唐轻隋 ,其实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 ,隋制更具特色     

儒生与西汉中后期社会批判思潮

从武帝未年开始，国家出现了政治危机，随着对武帝政策全面检讨的开始，在官的儒及时而大胆地对现实政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有力的批评，形成了一股持续上百年的有力的社会批判思潮。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武帝政策的失误，元帝时宦官专权，成帝，哀帝时的外威把持朝政，君主的沉湎女色，以及吏治的严酷残暴。这批批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学术界对此至今未有充分的认识。     

西周纪年考

针对现有文献有关西周纪年的一些不确切的记载,本文对厉王—幽王及武王—夷王两个时期的纪年进行了讨论。     

司空曙卒年及行迹新考

司空曙是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其卒年,学界一般认为是德宗贞元六年(790)左右,本文考订应推迟到顺宗永贞元年(805)秋以后。此外,司空曙遭贬、遇赦及入西川节度使幕府等行迹,学界一直认为司空曙于德宗贞元元年(785)以后入西川节度使韦皋幕府,本文考证司空曙至迟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十二月之前已入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幕府,后再入西川节度使韦皋幕府。由这些事实的考订,可重新认识"大历十才子"的创作活动年代和活动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