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日关系的新功能主义尝试

近几年的中日关系一直都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但这并不是两国国内大部分人所愿意看到的。尽管中日两国政府都力图发展双边关系,但日本国内的政治右倾化是破坏中日关系的一股强劲力量。因此,要发展中日关系,首先应该遏制住日本国内破坏中日关系的观念和行为,然后按照新功能主义的理论开拓两国合作的技术领域;在一个领域的合作成功之后,转向其它领域的合作,最终建立一种有效的合作机制,从而使得两国关系进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环境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

二战结束以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相当重要的内容,它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影响正在不断提升。笔者阐述了环境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的历史轨迹,从国际趋势和中日自身的经济、政治、环境需求分析了其作用不断增强的原因及其对中日关系发展未来的影响,并提出将环境合作作为推动中日关系的突破口和新的增长点。     

浅析中日关系中必须面对的几个重要问题

中日关系是中日两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方面。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美国因素、经贸问题、台湾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因此,中日间应本着信任与合作的精神,冷静、理智地面对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重要的障碍性问题,使中日关系在未来得到顺利发展。     

中日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走向——基于“撞船事件”和日本大地震后的考察

中国崛起以及日本对中国崛起的矛盾认知决定了中日关系的基本格局.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低点,但现在乃至未来的长时段内,中日关系仍是一种“竞争中合作”的关系.撞船事件平息后,中日之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日本大地震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中国在这次中日关系调整中将占据更多的主动.考虑到日本的灾后重建与经济恢复离不开中国,日本民主党对历史问题的现实态度和中日之间的权力变更,在未来,中日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将会进一步加深,政治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在军事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的竞争有可能加剧,但不会演变成大国对抗.     

中国在新时期对日应采取的经济策略

中日经贸合作在各自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中日关系。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一是要为双边贸易和投资稳定增长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二是要立足于长远发展,联合研究双边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三是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如加强两国节能环保等合作,培育新的增长点。     

亚洲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

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与延展,为中日关系发展提供精准的指引。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中国首创的国际合作新方式,成为中日经贸合作和发展的助推器。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同心打造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契合性。中日两国不仅要关注对话机制上基本原则的确立,还要立足精神层面上的价值认同,实现合作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的协调统一。当前从合作领域来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和能源环保领域是合作的重点,公共卫生领域和金融保险领域是新的增长点;从机制上看,双方逐渐建立政府部门、中间组织和企业协同配合的多主体的合作机制。着眼未来,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要以亚洲的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为重要契合点,兼顾中国新发展理念,还要着力提升日本深化区域经济的合作动力,面对日本企业合作热情的不断提升,我们要及时做出回应,因势利导,还要重点实现第三方市场合作与中日韩高标准自贸区谈判的有效衔接。     

共筑新世纪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30多年来,双方走过了各自的发展历程,进入新世纪,两国在国力、心理、利益、政策组合等方面都表现了新的特征,双方合作领域会不断加深,同时两国在政治、安全、历史问题上的磨擦仍然不可避免,构筑新世纪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需要双方政府和人民付出不懈的努力.     

中日首脑外交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中日关系迎来了两国复交以来最好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日首脑互访频繁,互访次数位居大国之首,极大地推动了双方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合作,中日首脑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发挥了显著的管道作用。可以说,这一阶段中日关系迅猛发展,首脑外交是双方关系得以实现的重要推进器。     

试析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内部制约因素——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人们对东亚经济一体化前景普遍悲观,这是由众多制约因素造成的。东亚各国国情差异、不对称相互依存、外向型经济、民族主义观念及现实主义思维、所谓的“安全困境”、日本的消极态度、中日关系障碍、核心国家牵引动力的缺乏和国际合作机制缺失等各种消极因素,从不同领域不同方位释放阻力,阻滞了东亚一体化进程。其中,民族主义肇始的安全疑虑和政治歧见的“裂变”,影响尤甚。     

ODA与中日关系

尽管上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间发生的一些不快及其引起的对立情感还在逡巡不去,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双方在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迈出了积极的步伐,但也还存在某些问题.本文从中日关系中一个特殊因素--日本对华的海外发展援助(ODA)的角度研究中日关系问题,试图寻找两国长期合作的理论基础.     

论中俄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发展的背离与融合

中俄关系是当今世界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中俄关系中却出现了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本文从分析中俄政治、经贸关系的现状入手 ,探寻中俄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中俄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最后预测中俄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发展背离的未来走势。     

面向21世纪的中俄关系

中俄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经历了 1 0年的健康发展 ,已建立了平等信任、面向 2 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但在发展中也存在制约其发展的消极因素。展望新世纪 ,中俄双方在各个领域有广泛的合作基础 ,政治上有共同的战略利益 ,经济上互补性很强 ,有巨大合作潜力 ,还有一系列调解矛盾和冲突的保障机制。因此 ,相互支持、加强协作将是 2 1世纪中俄关系的主旋律 ,存在的问题也将逐步得到妥善的解决 ,两国关系将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 ,前景看好     

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本文认为,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三大特征,即经贸纷争常态化,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相互依存深化和对称化.中美经贸关系的上述特点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贸关系将继续支撑双边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一个主要的纷争之源,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博弈能力得到提升,美国在非经贸问题上对华使用经济杠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都会下降;但是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总体依赖仍然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仍会不时地利用经济杠杆来影响中国的经贸政策,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     

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

中美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 80年代 ,两国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 90年代 ,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当前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既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遇 ,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两国在经济、政治、外交上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也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对外战略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因此 ,中美关系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既竞争又合作将是 2 1世纪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当代中印经济改革比较

国情相近的中国与印度,目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发展中大国。两国经济改革的背景、内容与结果有诸多共同特征,但两国经济改革的力度、路径等方面的差异性,却导致两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比较两国经济改革模式,分析两国不同经济发展的成因,揭示两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关系资产与中非间贸易:基于40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非间长期友好关系是否产生贸易促进效应是双方外交关系可持续性及各自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的重要支撑，基于中非间较同质化的外交关系资产背景，通过引入弱惩罚和强惩罚机制的关系持续期和以外交关系等级衡量的投资强度变量来测度关系资产，以克服外交活动与贸易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纳入冲突力对中非间关系的影响，并利用2001～2017年非洲40国贸易数据构建面板校正误差模型，考察中非国家间关系资产对双边贸易及细分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贸易是否存在促进效应。研究表明，关系资产对中非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两个相反的关系资产对贸易影响机制，即关系持续期作为非纯公共产品的贸易促进作用和对较大经济规模国家的贸易摊薄效应；中国经济增长对中非双向出口贸易有较强带动作用，对非洲国家关税减免政策具有互惠特征，对中非双边贸易均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对不同细分品类具有差异化影响；中国和非洲国家应合力提升关系投资强度，以进一步发挥惯性力和国家间关系的贸易提升力作用，以贸易促进支撑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意涵、成效与推动之策略

目前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阶段,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大三通"全面实现,经济合作进入制度化轨道,结束了两岸资本单向流动、不对称、不平衡、不稳定状态,社会文化交流全面展开,厚植了两岸共同利益,遏制了"台独"分裂势力。未来要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应加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的经济合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更扎实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文化交流,加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精神纽带;加快建立共同管理机制,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基于可达性与经济联系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引力格局划分

对“一带一路”经济带交通网络及国家经济联系的研究是推进沿线国家合作相通的基础,基于 GIS 空间分析技术,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一带一路”的空间可达性,进而引入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度,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及引力格局划分方法。研究认为,“一带一路”中国地区主要节点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通道”型空间特征;西安是“一带一路”起点地区的质心城市,承担了中国境内大部分区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国家及地区的联系,沈阳是东北地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是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联系的区域特征明显,具有强经济联系的国家有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等,较强经济联系的国家基本为中亚区域国家,主要是蒙古、哈萨克斯坦、波兰等,欧洲区域的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根据经济联系强度,将“一带一路”经济带分为三大区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纽带,推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合作,三大区域应该加强优势互补与贸易相通,打造城市群与重要节点城市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超越宿怨:法、德两邻改善关系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由于复杂的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法、德两个欧陆强邻曾长期处于严重敌对状态。二战后,两国从各自的根本利益和双方的共同利益出发,成功地实现了和解与合作,进而建立起密切的盟友关系,创造了外交史上的奇迹。法、德两国通过推动区域一体化搭建和解平台;从密切经济关系入手,全面改善双边关系;成功运用妥协策略跨越外交障碍;通过建立多层次沟通机制巩固双边关系的做法和经验给予人们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文明整合与CHINDIA

中国和印度,交通自古,文缘恒久。一部中印文化交流史,堪称人类跨文化交流的典范。进入现代,中印文化交流愈发交光互影,迈进全新里程;两国关系,虽然发生过不愉快,而且其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消弥,但也只属于“百分之一”。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温家宝总理、胡锦涛主席先后于2005年、2006年成功访印,建立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进入了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其中,一件标志性的事情,是印度经济学家、商务部长兰密施于2005年出版的Making Sense of Chindia: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一书,随即在印度及国际社会和中国引起巨大反响,Chindia一词成了热点关键词。今年四月下旬,为落实巩固胡主席访印成果,推动中印关系新发展,深圳大学和中国南亚学会联合召开“中国印度关系国际研讨会”与“2007中国南亚学会年会”。来自印度、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欢聚深圳,围绕“胡锦涛主席访印后的中印关系”、“CHINDIA的内涵及反响”、“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这是一次中印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盛会。在此,我们特向广大读者推荐三篇文章: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的《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Indiaa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著名美籍华裔印度学家谭中的《“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和北京大学教授尚会鹏的《文明整合与CHINDIA》。《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一文,表达了一位印度资深高级外交官对当下中印关系的积极评价和未来前景的乐观展望,充满睿智、殷切和对中印两国人民深深的爱。谭中的文章,凝聚着他和他的父亲——被誉为“现代玄奘”的谭云山先生两代人的中印情结,浓烈而深沉。尚会鹏教授则用CHINDIA/中印大同分层次的观点来阐述其阶段性,同时对中印文明整合催生世界新文明给予了肯定的判断和热切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