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基于2013—202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证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样本缩尾处理、替换测算方法、考虑政策外生冲击在内的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一线城市>二线及以下”的差异分布格局。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科学技术突破、生产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提出以打造数字集群为主线、以区域协同发展为抓手、以前沿技术突破为重点,希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劳动力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节点。与此同时,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受限,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成为重塑经济结构、改变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衡量2011—2019年数字经济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数,来探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J”型关系;数字经济的发展能优化劳动力配置,提高就业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具有空间溢出性,能推动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劳动力配置均构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基于此,要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提高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水平。特别是考虑到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J”型关系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性特点,应因地制宜,推动区域数字技术协调发展;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加强与数字经济行业相匹配的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满足数字经济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     

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

数字经济使产业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革,突破各经济主体在地理空间上的限制,对产业组织的集聚形态进行了延伸和重塑。基于2013—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对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和虚拟集聚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化特征和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整体程度逐渐提高,省际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差距在逐渐缩减,地理集聚产生的正外部效应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中部内陆地区扩散;虚拟集聚程度呈现轻微增加的趋势,极化现象严重,区域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虚拟集聚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上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区域间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特征。研究结论可以为进一步加速地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并进,实现“数字中国”战略提供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新机遇,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13—2019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是实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且对产业数字化绿色发展的贡献作用更大;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助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绿色金融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建议我国应加快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构建以绿色金融为核心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实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政策,加快构建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基、富民之本,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关乎我国总体经济发展质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塑造发展新优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渗透应用能够通过扩大要素供给来重塑发展动力,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关联来注入发展新活力,通过产业升级来拓宽发展边界,通过提供数字治理模式来保障发展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数字化转型缓慢、数字技术创新不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存在风险、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数字技术对劳动力产生挤出等现实问题与挑战,阻碍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赋能作用。在“十四五”时期,应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积极推动产业数字转型,强化数字技术创新,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加快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就业保障和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明城市创建政策何以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全国文明城市是目前国内反映城市整体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含金量最高的综合性荣誉称号,也是凝聚力量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这一准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创建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且这一政策效应在地理区位、市场潜能不同的城市中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文明城市创建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环境规制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人才集聚效应、交易成本效应四种机制路径实现。因此,应持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市评选表彰活动,重视不同城市间的统筹协调发展,深入疏通政策效应的传导渠道,实现城市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从而推进中国式城市现代化。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运用于金融领域,传统金融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广度更广、深度更深。当前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金融所具备的共享、便捷、安全、低成本和低门槛特点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数字金融能够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和普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数字金融通过革新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应深化数字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以提升区域金融核心竞争力,完善数字金融法律法规以保障区域金融稳定发展,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推力。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产生“降本增效”的作用,提高生产迂回度和附加价值,引致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诞生,从而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数实融合能够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效率、增强产业创新动能、赋能产业绿色发展。然而,当前我国数实融合的实践进程中还面临着数字鸿沟与区域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共存、数字技术核心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部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强、数据要素流通不畅等一系列现实困境。若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就应采取措施弥合多维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引导产业数字化转型,畅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渠道,以促进产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如何利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或若干产业的发展问题,而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承担着赋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助力共享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的职能。为了实现健康发展和良好履行共享职能,数字经济应该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理论上摒弃“涓流效应”的传统理念,克服发展中的“双刃剑效应”,破解“索洛生产率悖论”;在政策上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各项部署紧密结合,协同推进;在实践中着眼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和连接,从创造更多更高质量就业岗位、增加劳动者报酬、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发力。     

经济效率、空间公平与区域一体化

经济密度不均、要素流动受限近年来已成为制约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困难和障碍。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架构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密度、距离、分割三维分析视角,区域一体化通过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提高经济效率并优化空间公平;虽然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布不均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但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异质性要素的空间分化、限制要素供给,从而使经济效率和空间公平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实现动态耦合。"新常态"下应强化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宏观战略思想,充分发挥区域一体化的协同作用,实现各种驱动要素的战略协同。     

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影响了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挑战。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养老保险支出则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在养老保险支出正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负向调节效应,且当人口老龄化跨越门槛值时,养老保险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减弱。异质性分析中,人口老龄化的负效应、养老保险支出的正效应均呈现东—中—西部地区逐渐弱化的趋势;老龄化的负向调节作用在西部地区的促进效果反而不显著。从长远考虑,应尽快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支出体系,促进基金收支平衡,实现地区间养老保险支出与经济包容性协调发展。     

人工智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成效与政策取向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正成为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文章从技术—经济范式特征出发，认为人工智能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微观层面，人工智能作为新型通用数字技术，主要通过培育高端要素、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观层面，人工智能通过融合三大产业，采用乘数增长模式，进行智能技术赋能，实现活化驱动，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宏观层面，人工智能通过改变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对外贸易结构和劳动力供给结构，进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现阶段，人工智能发展的理论基础、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和产业链构建以及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等方面尚存在一定制约因素。为此，文章提出应大力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着力打造国产芯片生态圈和产业链、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的建议。     

政府合作推动下的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基于长江三角洲的实证研究

随着城市群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一体化区域扩容呈现加速态势,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评估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科学问题。为此,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90—2017年城市尺度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评估政府合作推动的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分析一体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一体化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这一效应具有较强稳健性。多角度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城市规模越大,促进效应越大,融入一体化时间越长,促进效应越强,不同批次之间效应的下降态势,以及区域之间浙江>安徽>江苏的效应差异。市场一体化深化、要素集聚能力提升是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但空间溢出效应“距离衰减”、产业关联“核心—边缘”格局是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因素,这对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区域扩容,助力城市群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要素优势与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一个双重分工的分析框架

在世界开放经济格局中,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以集聚经济圈基于社会关系"嵌入性"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以及实物资本等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双重分工优势为内容。这种区域要素禀赋相对其他区域的竞争优势,在集聚经济圈的发展与形成过程中,表现为欠发达区域要素禀赋"逆嵌入性"流动以及集聚经济圈在其产业竞争力基础上的高速增长和产业集聚。集聚经济圈"异质性"要素优势处于关键、核心的地位,是发挥集聚经济圈城市、集群产业、产业区产业外部性,促进创新,引起供求等促进集聚的决定因素。长江三角洲地区被压制较久得以释放的以"异质性"要素禀赋优势为核心内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双重分工优势,构成其产业集聚的源动力。     

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与机制

基于200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且这一影响效应存在阶段性特征;机制检验显示,基础设施投资结构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与推动绿色技术进步两种途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显示,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对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空间效应分析显示,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在提升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同时,也带动了相邻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产业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式产业现代化要求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绿色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由单点演进转向集成迭代,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实现了更加深度的融合,这有助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创新组织方式的变革,有助于增强产业技术关联与网络协同并提升产业链韧性,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污染治理效率,从而对中国式产业现代化带来叠加倍增的赋能效应。因此,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强数字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产业现代化。     

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基于“规模和结构”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为基础,构建2003-2019年中国256个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从“规模和结构”视角研究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结果发现：(1)从规模来看,教育财政投入增加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结构来看,县乡教育财政投入比市辖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2)影响路径分析显示,教育财政投入主要通过创新、共享和绿色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3)教育财政投入规模和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行政级别城市具有异质性。因此,增加教育财政投入规模,优化教育财政投入城乡结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从无衰退粗放到无衰退集约?——全球经济视野的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无衰退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预期尚无成功的先例。文章以历史比较为起点,借助空间经济学理论范式,从"泛"核心—外围、产业异质性与FDI异质性等视野切入,探讨了此种战略预期的约束条件及现实基础。研究揭示,中国经济在全球与东亚两个空间层面上均已挤进"核心"之列,但主要靠了经济活动强度而非密度;中国业已建立的具有集聚优势的产业与两个空间层面主要核心经济体间的产业颇具互补性;源自中国的外向FDI与中国所吸引的FDI具有强烈的异质性。三个视野引出三组约束条件。其中保持异质性FDI内外向流动的平衡,既可作为无衰退产业转型升级的风向标亦可作为政府政策的重要切入点。     

乌鲁木齐都市圈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研究

乌鲁木齐都市圈作为天山北坡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经济发展对天山北坡城市群以及自治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9～2020年乌鲁木齐都市圈8市5县为样本,研究发现乌鲁木齐都市圈制造业集聚水平较高,各区域集聚水平差异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疆范围内尚未形成集聚优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均值呈现轻微上升态势,但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提升缓慢,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最低。基于此,应加强区域联系,促进资源跨区域流动;紧扣“短板”发展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大力提升乌鲁木齐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谨防核心城市“塌陷”;充分发挥乌鲁木齐市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长板”优势,提升其两业协同集聚水平;优先发展与制造业产品价值实现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以五家渠市、乌鲁木齐市为重点推进兵地深度融合,提升乌鲁木齐都市圈核心区域两业协同水平。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约与大国路径

数字经济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从信息发送与接收两端客体的差异性,可以将数字经济划分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解决人与物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解决物与物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三个层层递进的发展阶段,并从生产模式、产品多样性、消费者需求、主导逻辑四个视角考察不同阶段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仍存在关键技术缺位、制造工艺薄弱、数字生态脆弱三大主要问题;下一步,我国要从关键数字技术、数字消费市场、数字企业群落、数字产业集群、数字基础设施五方面入手,积极拥抱新技术革命成果,充分对接数字化浪潮,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