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霸主与诸侯的关系

本文考察了霸主与诸侯交往的大量事实，认为他们之间虽然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因素，但这不是其主导关系。其主导关系是双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这种关系符合春秋之礼。霸主与诸侯之间还存在一种逾越或非春秋礼制规定的协调与制约关系，它使双方关系不致过分倾斜而崩溃。霸主与诸侯之间虽然事实上不平等，但是由于各自的期待值大小不等，故双方心理基本平衡。这种平衡是以霸主为核心的政治格局长期保持的基础。     

读解春秋早期的齐鲁两国关系

以先秦史文献为基础,对春秋早期齐鲁两国间的博弈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梳理,揭示了齐国能够称霸和之所以没有吞并鲁国及各国臣服的内在与外在原因。分析认为:尽管齐鲁之间并没有拼出个你死我活的结局,但"主客"间已经易位,周王室宗主国鲁国的"王权"已经彻底让位给一个新兴大国齐国的"霸权",因此也就直接反映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试论巴基斯坦推行新不结盟政策的原因

2 0世纪 70年代前 ,巴基斯坦实行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政策 ,结果给巴基斯坦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 ,特别是与西方大国结盟并不能保障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从 70年代开始 ,巴基斯坦政府为了获得更大的外交活动空间 ,决定改变与西方大国结盟的外交政策 ,奉行新的不结盟政策 ,改善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 ,进一步加深与中国的友谊 ,大力发展与伊斯兰各国的关系     

结盟外交与国际安全竞争中的“三层博弈”模式

普特南的两层博弈模式丰富了外交谈判理论,但是在结盟外交领域缺乏普遍解释力。本文提出了三层博弈模式,认为结盟国家不仅是在对内与对外两个层面展开博弈,而且还在特殊的联盟框架内与盟友展开博弈,这种博弈主要依靠高层互访、口头承诺、安全合作协定和相互援助等手段加以实现。根据性质不同,联盟博弈可分为合作性博弈与竞争性博弈两大类。因此,当国家奉行不结盟政策时,双层博弈模式较具有解释力;当国家奉行结盟政策时,三层博弈模式更具有解释力。     

论盟誓制度的伦理与孔子信义学说的形成

盟誓制度是周礼的一部分,周王室借助这种体制建立起与诸侯国间彼此的信任关系。盟誓对人们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宗教与道德层面实现的,它的伦理核心是信义。孔子重视盟誓,参与盟誓,企图以盟誓救世道人心。孔子学说——尤其是信义学说的形成直接来源于盟誓制度及其伦理。     

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文化全球化是一种具有本土特征或民族性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仅在于冲突,还表现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之间既存在着某种差异性,也有着一些相通的方面.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在于取长补短,在于促进人类文化共同发展.在全球化语境下,世界不会出现一种单一的普世文化,而将是多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同时并存.     

从日英同盟到日美同盟——20世纪日本结盟外交之比较

日英同盟和日美同盟是20世纪日本处于重要转折期时与世界上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两次重要的结盟。两次结盟的背景、命运不同,但是结盟的确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而在不同国际体系下的两次结盟外交,实质上是英、美、日结盟国在各自国际体系下的对外战略和战略运用。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伙伴关系

发展对外伙伴关系 ,是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对外关系的突出特点 ,是我国为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 ,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出的重要选择和重要贡献。中国发展对外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是 :独立自主、不结盟、普遍性、求同存异、因国而异     

地方行为与边疆治理: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研究

云南沿边土司盟誓是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朴素的社会规范形式和特色鲜明的地方行为,它既有一个体系完整的组织结构,又有一套形式多样的仪式程序,还体现着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无论是云南沿边土司族群内部的盟誓、土司与土司间的盟誓,还是土司与非土司群体的盟誓,国家对云南边疆治理的成分都体现得十分明显。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事实证明,只有各民族长期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加强交往交流,才能形成边疆地区稳定、民族团结和谐、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评价孔子必须破除“上层建筑决定论”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当时正是我国奴隶社会处于动荡崩溃、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迅速成长的时期。在郑国,由奴隶主贵族转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子产实行了一些变革。鲁国实行了初税亩,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取得了合法地位。不仅如此,正在由奴隶主贵族转化为新兴地主过程中的季孙、叔孙、孟孙还实际掌握了鲁国的政权。但是从总的形势看,地主阶级主要是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政治上,他们还没有在全国取得支配权,只是在某些诸侯国占了优势而巳。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时代。新的生产关系和旧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甚至开始占了上风,然而旧的政治制度——周礼——尽管巳经呈现崩坏之势,却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地主阶级一方面力图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却提不出新的方案去代替它。传统的迷信天神的观念巳经动摇,人们怨天、     

先秦“春秋”类文献的编纂及其文体的演进

先秦时期,作为史书的春秋有泛称、专称之别,既可指各诸侯国史,又特指流传至今的鲁国史《春秋》,同时又存在其他形式的春秋类文著。这些现象表明当时春秋类文体的复杂性。《春秋》、《左氏春秋》、《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相关文献文体初步勾勒出先秦时期春秋类文体演变之轨迹,即由单纯记录历史事件的结果发展到记载历史事件过程,重视历史因果关系的探寻;从记载诸国军政大事到专门记录个人言行事迹;由重视史实的载录发展到对形上理论的追求。     

论春秋时期的楚县与晋县

在春秋时期的争霸和征服战争中 ,县制发展起来。这时的县制 ,一方面是邦的扩展 ,是按照邦的模式设置起来的 ;一方面又是邦的自我否定 ,表现出变与不变两个方面。尽管楚县与晋县各具特色 ,但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从《左传》看春秋历制

《左传》对《春秋》经文中的天象记录作了大量的补充和纠正 :它指出鲁国史官对几次日食发生时间的误载和“闰月不告朔”的失误 ;在“二分二至”的基础上补充了“四立”和惊蛰 ,将二十四气增加到九 ;岁星纪年的出现 ,标志着历制统一为大势所趋 ;在“分野”的问题上 ,客观地记述了科学和迷信的斗争。这些为我们研究春秋历制提供了丰富的天文学史料     

楚国联姻考述

楚国与其他诸侯国的联姻是楚国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不仅反映了楚国与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化,也有助于了解东周时期复杂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楚国联姻与其国策密切相关,春秋早期为求发展多与周边小国如郧、邓等进行联姻,春秋中晚期至战国初期,争霸使其与其他大国如秦、晋等联姻频繁,战国中晚期楚国由盛而衰,联姻已失去其政治意义。由于文化差异及地理位置关系,楚国无固定的联姻国,与东周王室也无联姻关系。     

试论巴与楚的关系

先秦时期巴和楚是两个重要的方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春秋诸侯林立时,曾结成了较牢固的政治、军事同盟.降至春秋末,由于两国联盟的基础不复存在,两国关系交恶,互相攻伐,最后以巴失败而告终.     

论春秋时期鲁国的“列国”本位

鲁国在春秋时期的邦交活动中,坚持以“列国”作为本国邦国等级的定位,并形成与之相统一的荣辱观。周代礼制规定判断“列国”的首要标准为五等诸侯爵位,“列国”是指“公侯之国”,是拥有完整邦国权力的大国。而与“伯子男”等小国相对。但在春秋时期评价邦国等级的标准则变为国家大小与实力强弱。“列国”这一概念也逐渐与“列于诸侯”合流,用为“众国”“各国”。而这一变化也左右着鲁国“列国”意识的走向。     

春秋“聘问”礼仪与歌诗必类原则

西周到春秋末期,诸侯国之间的大事处理实施聘问制度,表达主张为赋诗言志,就是用诗句委婉地表白,对方作答也是如此。早期用的是一首或一组诗,后来只取一首中的几句来说,就是断章取义。这些诗都是当时朝廷编订的礼乐用诗,因此每个时代的诗有些不同,但始终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赋诗必类,即一定要符合诗的本义。早期的赋诗都是天子礼乐,春秋末期除了鲁国外都自己编诗,如《郑诗》、《卫诗》等。到了孔子把这些作品整理删定,就是现在的《诗经》。     

墨家逻辑的科技思想根源研究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 ,论辩之风使争鸣各家非常注重逻辑思想 ,而尤以墨家将“辩”作为一门学问而达到先秦逻辑学顶峰。人们对于墨家逻辑学的成就是较有共识的 ,但在研究过程中将墨家独特的“辩”学简单比附古希腊之三段论或印度之因明学说 ,忽视了墨辩形成的根本根源 ,那就是墨家成员重实践、重科学技术的实际活动与心理历程。墨经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科学技术成果与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科学技术的综合与总结。墨辩之达到先秦逻辑学的最高成就是与之直接相联系的。     

春秋战争礼考论

春秋时期虽有“礼崩乐坏”的趋势 ,但实际上周礼传统仍然在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 ,规范着他们的言行。春秋战争中是否存在着礼 ,一直存讼不休。子鱼、墨子等人否定战争礼的存在 ,而孔子、司马迁等人则肯定战争礼的存在 ,并对坚持战争礼的宋襄公给予很高的评价。考绎春秋历史 ,诸如师出有名、师不伐丧、不伤国君、不杀厉等等 ,无不证实了春秋战争礼的存在。春秋战争礼的存在 ,不仅关乎各邦国之间的邦交关系 ,也对春秋社会结构特点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谈春秋时期的人质问题

人质是春秋礼制被破坏出现信危机的产物。送交人质在春秋时已经相当普遍,而且方式多样且目的不一。送交人质的背后,一方面社会需要重新构建新的礼乐制度、民族思想来适应新的社会;另一方面,随着频繁送交人质以及送交方式的多元化,预示着掠夺和战争也将日益频繁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