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终篇无所规正”说——重提《长恨歌》的主题思想问题

《长恨歌》是白居易最享盛名的杰作。它问世以来,一直誉满人口。明何良俊推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清赵翼赞为“千古杰作”。赵翼还特别强调《长恨歌》在白居易诗作中的特殊地位,说:“盖其(指白居易)得名,在《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辞,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瓯北诗话》)。白居易自己也把《长恨歌》看成得意之作。元和十年冬,在江州贬所时,他自编诗集为十五卷,在卷末题诗一首,一开头就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把《长恨歌》摆在压卷的地位。     

白居易闲适诗原论

白居易元和十年自编诗集的原生态闲适诗较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些闲适诗以阐发道家思想为主,体现白居易对传统士大夫超脱世俗、修身养性生活方式的追求。它们继承陶渊明诗的文思高玄和韦应物诗的高雅清闲,增强了诗歌的说理性,并加之以平易浅显,成为其四类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     

论量移忠州之于白居易的政治意义

白居易于元和十三年末由江州司马量移忠州刺史,并于元和十五年春末夏初离任返京。白居易的忠州之任,对其政治生活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影响,不仅终结了其三年半的屈辱贬谪生涯,预示着其政治生态的向善转好,而且也为检验其施政能力和践行其早年施政主张,提供了机会、搭建了平台。此外,贬官江州的宦途风险以及就任之地的偏远荒蛮,也造成其失落情怀的蔓延和警戒心理的滋长。     

白居易经行商州之因由及其商州诗的多维情怀——兼论白居易商州诗的创作特色

商州在唐代的地缘结构、南北交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商山道更是官宦士子赴往江南、西南或由江南、西南返还京城的重要干道。白居易曾有过"七年三往复"商州的经历,其因由分别是元和十年自京贬赴江州、元和十五年由忠州召返回京、长庆二年自请出刺杭州。白居易经行商州时先后创作了20首商州诗,反映、表达了其吟咏风光、感伤羁旅、思念友朋、追慕四皓、反省人生等多维情怀。白居易的商州诗在创作方式、表现手法、审美特征等方面体现出酬和畅情、时空叠映、痛嘲自讽等诸多独异之处。     

解读白居易咏庐山诗的人生意识

白居易自唐宪宗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司马后,深感自己政治理想破灭,政治态度由积极而转向消极,人生意识形态也开始复杂多变.这些变化,也必然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来.他在咏庐山的一些花木等诗篇中,则明显地呈现出这一时期的思想特征.     

白居易对权贵、皇权之纠弹与谏诤——以奏状为考察中心

白居易于元和二年至元和六年以盩厔尉、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等职事官充翰林学士,以及于元和十五年至长庆二年任主客郎中、知制诰和中书舍人期间创作了四卷奏状。其中一部分是对贪暴枉法的宦官、节镇的揭斥纠弹,以及对失聪错断的宪宗的直谏劝阻,这类奏状明显体现出情激气盛的创作个性。白居易创作这些奏状的动因主要源于皇帝之激扬、拾遗之职责、儒者之担当。     

论白居易的政治体认、人生解悟与“独善”观——以白氏之贬及其超越意识为中心

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是导致白居易超越意识骤然强化的界碑。对险恶政治斗争的切肤体认是其超越意识形成的前提条件，对复杂人生的深刻解悟是其超越意识的核心内容，而他特有的与孟子不尽相同的“独善”观，则构成其自我调节的心理机制和超越意识的理性支柱。     

袁中道早期诗集《南游稿》《小修诗》考论

袁中道最早的诗集是《南游稿》,刻于万历二十二年,《小修诗》是其第二本诗集,刻于万历二十四年。这两部诗集作品现存《珂雪斋集》卷一和卷二前半部分。中道早期诗歌,禀其真性,手口相应,一反时流,是公安派的发轫之作。     

试论白居易闲适诗的分期、内容及艺术特色

本文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以元和十年诗人被贬江州司马为界 ,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多写作者从政之余的悠闲之乐 ,也时杂仕途险恶的忧疑 ;后期多乐天知命、明哲保身之作。他的闲适诗大都诗意含蓄、韵味盎然 ,表现出一种圆熟和自然流丽之美 ,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白居易贬谪江州的前因后果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于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七月,被贬谪为江州司马。这件事,对于白氏来说,当然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也是他对于政治方面和诗歌创作方面态度有所转变的一个转折点。请先看看《旧唐书》本传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元和)九年冬,入朝,授左赞善大夫。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