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抵押法制实践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农地抵押融资正遭遇法律解释和制度实践的双重困境。法律解释上,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经营权作为抵押标的的“三权分置”论,与有关物权法理相冲突,也不符合抵押权成立的条件;制度实践上,以政策推动为主的农地抵押被金融机构冷遇,实际抵押人多为公司企业而非普通农户,且主要从事非农经营或者非粮种植。农地抵押法制实践的困境并非源自农地产权制度不完备,而是市场需求不足。我国农村以代际分工为特征的“半工半耕”家计生产方式充分展现了小农经济的有效性,并从根本上否定农地抵押导向下的规模化、产业化农业经营方式。未来农地抵押制度应在强化农地社会保障功能、减少政府具体干预、拓展农业融资渠道的基础上,完善抵押权设定规则。     

农地抵押融资问题研究

农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根据法律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对农地享有使用权,但不得抵押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农地的财产性,阻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通过修改与农地抵押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建立农地抵押登记、价值评估及农地抵押风险控制等制度,允许农民对农地享有抵押的权利,拓宽农民融资渠道,发挥农地作为用益物权的价值.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困境与出路

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抵押实质上是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融资功能能否有机结合的问题。现行的金融担保体制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存在法律风险、信贷风险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难处置等诸多困境,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问题的解决急需金融担保制度的创新。我国农村的金融担保必须与农民享有的土地权利相结合,围绕土地进行制度设计。我国的农地融资模式应该走合作制道路,探索和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形式。     

农地抵押融资意愿与最优土地规模

运用2014年陕西、宁夏两省2493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以农地规模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的影响分析为基础,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土地规模。研究发现：农地规模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呈倒U型影响,高陵、平罗地区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的最优土地规模分别为12.67亩、56.50亩,分别是当地户均农地规模的2.68倍、3.00倍,农业主导产业差异导致最优土地规模有所不同。总体看来,样本农户的家庭规模、经营类型、往返金融机构的便利程度、金融机构数量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有较显著的影响,而分区域来看,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区别。     

农地金融制度:国别比较与借鉴

作为以农地产权为抵押来获得贷款的农地金融,在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实践,是解决农业发展资金的一个重要制度。我国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这一制度突破为盘活农村资源,解决农村资金困难打开了空间。详细梳理了德国、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农地金融制度的组织架构、发展进程以及成功的经验,通过对这些国家农地金融制度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我国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一些设想。     

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为特征的金融制度

在我国建立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抵押的农村金融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能促进农地资源有效利用 ,提高农地利用的效益。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农地抵押金融制度。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应消除现有法律上的障碍 ,设立类似于外国土地银行的政策性银行 ,主管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金融制度 ,但在具体的抵押权规定方面 ,如对土地附着物的效力及抵押权实现方面应与一般抵押权制度相区别。     

农地抵押融资试验模式比较与适用条件

我国农地抵押融资试点已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典型模式。两种模式在抵押实质、流转市场、政府财力、金融机构交易成本、风险化解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都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市场、抵押操作规范做出了相应要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地抵押仍然存在试点推广的可行性;鲜明的农业主导产业、明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高效的流转市场、严密的操作规程是推广农地抵押融资的必备条件;抵押物价值、政府行政能力及财力、土地流转市场及群体信用差异是模式差异选择的依据。     

从产权视角看我国农村信贷担保融资制度的创新

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产权的视角出发,剖析了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结构,并对现行法律制度中关于农村担保融资范围的规定进行了归纳。通过对湖北、浙江、四川三省有关试点地区农村信贷担保的抵、质押问题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农村担保融资制度的创新策略:优化农地产权权能,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放宽现行法律中关于农村抵押担保物的范围,同时加快土地产权市场的建立、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创新动力等。     

农地确权能够在农村信贷市场发挥“德·索托效应”吗？——兼论中国农地抵押之佯谬

理论分析农地确权发挥德·索托效应的作用机理及其服务边界,同时兼论实践中的中国农地抵押之佯谬,以此综合评估确权后中国农地金融改革能否有效缓解农村信贷市场的融资约束难题,由此也延伸出对创新农村融资模式以满足农户融资需求的进一步讨论。分析表明,农地确权的德·索托效应在农村信贷市场尚不能完全发挥,其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信贷需求端“有效”,而在信贷供给端“有限”,农户融资需求无法有效转化为实际供给。分析现阶段中国农地抵押的法律困境和委托代理问题发现,中国农地抵押改革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佯谬,致使农地确权的德·索托效应在信贷供给端受限：一是外部环境尚未建立起服务于农地抵押的配套制度与措施,导致农地经营权无法成为金融机构认可的合格抵押品;二是农商行二元目标不一致及其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致使农地抵押贷款“失灵”。最后,建议加强农地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深化农地金融改革与缓解融资约束的有效对接;另外,可从抵押替代机制角度,探析缓解农村融资约束困境的创新模式。     

国外农地抵押贷款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建立一种有效的农地抵押贷款模式有助于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解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难题。农地抵押贷款作为国际上发展农业的一项金融举措,在德国、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取得了成功,对构建我国农地抵押贷款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德国、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农地抵押贷款模式异同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农地抵押贷款模式的政策建议。     

农地承包制和农地流转的冲突与协调——兼论《土地承包法》流转规范设计的不足及完善

现行农地经营制度是以农户家庭承包、分散经营为本体的,承包责任制虽是农地流转不可动摇的体制基础,但其初始设计与农地流转政策目标和现实运行机制之间存在偏差,反而制约了农地流转。基于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践分析,从两者冲突的对应性出发,需要在法律制度层面进行合理协调,既要完善家庭承包制,建立完全物权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机制,也要创造有利于农地流转的政策环境并采取相配套的法律保障措施。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与农地可持续发展

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已步入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中国农地矛盾的日益突出以及耕地资源的下降,致使我们不得不寻求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农地可持续发展途径,而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本文就从对农地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入手,分析了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对农地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求下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对策。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破解农地制度悖论的有效路径

稳定农地承包关系是农地制度安排的大局,但农地调整是制度公平的体现和农民利益的选择,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安排蕴涵着农地调整的逻辑必然。农地制度稳定与调整的制度悖论解决需要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     

论农地流转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农地流转是解决农地家庭承包制与集约化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必然手段,法律制度是确保农地流转的基本保障。然而,相关法律在调整农地流转时却存在诸多不足,需要完善：一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对土地投资入股的方式与风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性质、农地流转的登记与农地流转的监管制度进行完善;二是完善《信托法》,增加土地信托的规定;三是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成员的出资方式、合作社的法人性质、合作社及其成员的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完善。     

土地股份合作制:农业高新技术扩散的内生性制度保证

农业高新技术扩散是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国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产权不明晰、农户小规模经营等特点导致农户缺乏使用高新技术的主观动力和客观条件，农业高新技术扩散困难重重。土地股份合作制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以稳定，并有效推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为高新技术应用于农业创造了条件，成为农业高新技术扩散的内生性制度保证。     

要素投入、农地制度变迁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基于黑龙江省和山东省的比较分析

以黑龙江省和山东省1978—2010年农业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耕地面积、劳动力数量、化肥量、机械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土地流转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劳动力对农业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太明显;化肥使用量能够带来农业增产增收,但在黑龙江省的效果不明显;机械动力能拉动农业增长,农业的科技含量逐年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给农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国家提出土地流转经营政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土地流转经营能够带来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但是不是所有的省份都适合推广这一政策,需要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情况斟酌使用。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从农业转移人口分化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适应性及其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市民化程度较低的兼业者、农民工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现时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现时价值,倾向于直接经营土地或以短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准市民、市民则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长期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未来价值,倾向于以长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或以完全方式流转土地。需要保证产权结构具有一定弹性,适应不同市民化程度农业转移人口的异质性需求;通过创设土地发展权,合理分配农村土地增值收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探讨

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科学合理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采用系统分析和案例对比的研究方法,在借鉴国内典型区域流转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尝试构建了“土地市场+土地银行”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并阐述了其在推动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制度上的支撑和保障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式给予了农户自主选择的权力,为承包经营大户解决了资金问题;政府的监管降低流转后产权利益纠纷风险。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支撑。     

完善集体所有制：农地产权制度比较现实的选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地国有化的主张不可行,农地私有化的主张行不通。坚持和完善集体所有制,是农地产权制度建设比较现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