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标准规范体系的现状及其优化研究

近年来,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标准规范建设进程较快,当前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但由于长期以来标准规范建设比较缓 慢、推进机制不健全等客观因素制约,当前婴幼儿托育服务在通用基础标准规范方面整体滞后,婴幼儿安全照护和权益保障标准 规范方面仍存短板,监管和人员标准规范方面较弱等问题。根据托育标准规范体系现状,结合托育服务发展需求,当前亟需建立 托育服务标准规范体系的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加快通用基础标准规范研制,促进服务提供标准规范的健全,补足支持保障标准规 范的短板,进而完善标准规范框架体系,推动各类标准规范的兼容,进而为婴幼儿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托育人才供给现状及改进对策

现阶段,社会对高质量的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巨大,而我国托育人才供给严重滞后,远不能满足当前行业发展的需求。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发现托育师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托育人才总体数量严重紧缺,专业背景欠佳、学历层次较低、专业能力薄弱;人才队伍稳定性差、资格证书混乱、职后培训缺乏。提出增设不同层次托育相关专业,制定托育从业人员资格准入标准、多措并举提高职前人才培养质量、建立完善的职后培训体系、薪酬体系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对策。     

我国台湾地区托育师资认定与培养的经验与启示

：托育师资队伍建设是办好托育服务的核心与前提。我国台湾地区经过多年的探索，颁布了较为完善的托育规定及管理 文件，建立了托育人员资格准入制度，完善在职培训制度并注重实用性，采用评鉴与辅导相结合的监管制度以保障师资质量， 均为祖国大陆提供了经验借鉴。祖国大陆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建立托育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多种途径扩充托育人员 队伍、缓解人员紧缺问题，建立健全托育人员在职培训制度，完善托育人员监督管理体系。     

家庭式托育服务体系规范化发展国际经验及启示

家庭式托育服务作为西方国家托育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缓解了机构式托育服务供给侧问题。英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四国家庭式托育服务体系具有相对完善的管理规范和监督制度,具体体现在登记管理、人员配备、场地设施、服务内容、监督管理五方面制度及相关标准构建等方面。目前我国家庭式托育机构以“三无身份”存在着,准入标准以及管理规范均处于缺位状态。因此,可以借鉴四国在家庭式托育服务体系构建方面的先行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的家庭式托育服务体系：首先要明确行政主管部门,优化注册流程;其次制定适宜的家庭式托育点设置标准,满足地方需要;再有建立监管与评估体系,保障家庭式托育的服务质量;最后加强职前在职培训,提高家庭式托育服务的师资水平。     

协同治理视域下普惠托育服务多元供给路径探析

协同治理理论倡导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引入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等多个组织,进行跨组织机构的整合提供多样化服务,这一理念与“增加生育政策包容性”“普惠托育服务扩容”的发展思路不谋而合。通过协同治理视角分析南京市托育服务的多元供给路径后发现,托育服务呈现出社区嵌入式、幼儿园下延式、育幼合作式、协作联盟式等多种形式。但是也存在着托育服务政策体系有待完善、多元主体协作关系有待理顺、托育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等问题。促进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需要形成多元协同供给的整合发展路径,可以通过完善托育服务政策体系、理顺多元托育主体协同关系、有效提升托育资源使用和配置效率的方式实现。     

少子化时代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政策的供需匹配分析——基于Kano模型

少子化时代托位总量不足与空置率较高并存的现状倒逼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政策持续优化。基于X市的调查、利用Kano模型分析了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政策的供需状况。研究发现：现有各项支持政策的实际享受率均不高;主要的12项支持政策对机构而言均不是必备型政策,机构发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招生难”,希望政府能加大托育宣传;机构对各项支持政策仍然有需求,尤其是房租减免政策。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政策的完善策略应重点考虑：提高现有支持政策有效性,树立行业信心;鼓励探索需求型支持政策,培育消费市场;建立用房支持长效机制,降低运营成本。     

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托育改革新举措及启示

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面临着托育市场化变革风险、多层级政府管理体制弊端、高质量早期教育国际化推动,开始了新一轮的托育改革。此轮改革通过扩大资源供给、加强财政补贴、出台国家质量标准、实施人员发展战略来确保托育服务的可获得、能负担、高质量。当地托育政策以社会发展为前提,加强政府的管理和引导,注重政策制定的战略性和前瞻性;坚持弱势优先原则,以文化多样性为基础,彰显政策定位的全纳性和公平性;以“去家庭化”为取向,多筹财政支持并举,满足家长的个性化需求;以质量评价为支撑,发挥监管的激励效用,保障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为我国加速推进0-3岁婴幼儿托育事业发展提供借鉴。新时期,我国政府应坚持托育服务的公益普惠原则,完善管理体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优化督导评估制度,促进托育服务质量提升;健全培养培训体系,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0-3 岁托育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市场与政府的期望

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不及预期,我国的低生育水平难以改善。生育率的高低与生育意愿息息相关,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幼儿的托育困境作为制约广大群众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亟需得到关注。运用武汉市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t模型研究群众因素、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与家庭托育需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家庭收入、孩子年龄、影响工作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托育市场的经济性、便利性和质量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托育需求。基于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推动托育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促进托育服务规范化发展,发展普惠性公共托育服务,提升托育服务便利性,增强家庭抚育能力。     

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的演进逻辑与未来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系列托育服务政策法规,大力发展我国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我 国托育服务政策有利于把握其内在演化规律,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和启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 政策经历了发端与断裂、重构与转向、发展与深化三个阶段的变迁历程,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结构观和历史观梳理建国七十 余年以来托育服务政策的演进逻辑,分析政策背景、相关变量、关键节点、路径依赖如何影响政策的发生、发展和变迁。未来我 国托育服务政策的发展可探索“托幼一体化”的供给模式,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服务体系,完善托育服务综 合配套政策。     

流动学前儿童教育照顾服务的社会支持现状及对策

完善学前儿童教育照顾服务,实现幼有所育是新时代的重要议题。作为最年幼的流动人口,流动学前儿童属于脆弱群体。由于教育照顾服务等社会支持不足,流动学前儿童的生存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通过对托育机构、幼儿园、社区、社会组织等为流动学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教育照顾服务的情况进行调查,厘清教育照顾服务的社会支持状况发现,目前还存在针对托育机构、幼儿园等公益性和普惠性教育照顾机构供应不足与质量参差不齐、社区支持力度单薄、社会组织关注度不够等问题,需要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学前教育等机构教育照顾服务,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联动作用,提高流动学前儿童教育照顾服务水平。     

韩国托幼机构第四版0-3 岁标准化保育课程解析及启示

在婴幼儿托育机构服务过程中,科学的托育课程对婴幼儿获得有益的直接经验促进其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是实现幼儿保育目标的有效途径,更是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自2007 年韩国政府颁布首版0-3 岁标准化 保育课程以来已历经四版修订,形成了完善且规范的课程建设体系,在经合组织OECD 国家托育服务质量评估中位居前 列。本文对韩国2020 年最新颁布的第四版托育课程（제4차어린이집표준보육과정）的出台背景、基本方针、课程目标、课 程实施原则、组织与评价五个维度的内容进行深入解析,旨在借鉴其有益经验,助力我国托育机构课程设置及实施的规范 性,推动托育服务机构高质量发展。     

托育机构面临的管理困境与破解策略——基于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视角

托育机构管理事关婴幼儿身心健康、托育机构服务质量与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行业发展。本研究基于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视角,以托育机构负责人为叙事主体,通过扎根理论的研究探讨了6所托育机构面临的管理困境与破解策略。研究发现,在机构场域下,托育机构面临教师招聘困难、教师流失率高、场地选择繁难与户外场地缺失的管理困境;在家庭场域下,托育机构面临祖辈认知消极与家长诉求矛盾的管理困境;在社区场域下,托育机构面临市场竞争激烈与资源使用分歧的管理困境;在政府场域下,托育机构面临管理标准粗放与资金补助延迟的管理困境。同时,不同场域下的困境交织作用,加重了管理负担。对此,托育机构的管理者在实践中形成了以“内外兼修,对话反思”为核心理念的管理困境破解策略,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思想。此外,托育机构管理模式逐渐朝着去中心化、意义生成与解释情境的方向转型,这对托育机构乃至托育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0-3岁公共托育服务中保育所政策实践及其启示

日本的低出生率、少子化问题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催生了公共托育服务。保育所在日本0-3岁公共托育服务体系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几十年来随着政策推进,保育所在公共托育服务领域的内容得到不断更新与完善。保育所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 势对儿童监护人开展育儿支援,严格规范保育士的准入机制与职后培养机制,不断加强区域协作,并通过政府财政支持获得公 共托育服务保障。其系列政策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缺陷。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0-3岁公共托 育服务体系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时代托育服务的供需矛盾与对策——基于青年家庭获得感和需求的Kano模型分析

婴幼儿托育服务是新时代实现幼有所育的重要支撑。基于六省12个城市共计10 455个青年家庭托育服务获得感和需求调查的Kano模型分析发现,青年家庭对托育服务的获得感不高,近一半家庭表示入托难,且面临收费高、离家远、优质资源少的困境;超过七成家庭有托育需求,2～3岁婴幼儿家庭托育服务需求最迫切,全日制托育最受青睐,家庭对教育的需求远高于照料。当前托育服务存在着高额托育服务费与普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对优质托育的需求与机构质量良莠不齐之间的矛盾、供给服务单一与多元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为此,亟需尽快推动和完善家庭友好政策,精准把握青年家庭多元化服务需求,实现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和规范发展。     

农村婴幼儿家长托育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

三胎政策背景下,农村家长的生育需求是否增加与托育服务满意度有很大联系,了解家长的需求有利于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促进早期教育发展。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以80名农村家长为研究对象,深度挖掘家长托育服务需求影响因素,得到112个初始概念、10个范畴、3个主范畴,构建了农村家长托育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国家层面、家庭层面和机构层面,其中家庭层面是影响托育需求最主要的因素。     

家庭式托育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家庭式托育是家庭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机构式托育资源日益紧张的前提下,家庭式托育的重要性与需求与日俱增。一些发达国家家庭式托育的成功做法和成熟的管理制度,启示我们如果要解决0~3岁婴幼儿托育难题,就要转变单纯发展机构式托育的思路,大力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家庭式托育,建立相关法律、法规,使之规范化;加强技能培训,使之职业化。从而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的家庭公共服务体系。     

权宜之计抑或权利扩张：学前教育立法中的托育服务

国家在2023年重拾学前教育立法工作,并公布了《学前教育法(草案)》,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被法条明文分离切割。实际上托育服务自20世纪末式微之后,并非无法可依,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寄身于学前教育立法以获取发展空间与法律支持,尤其是在地方立法中呈现出类型多样的立法模式。尽管对于部分地方立法将托育服务纳入学前教育制度的立法技术,在特定历史阶段下应肯定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作为填补立法空白的权宜之计,该立法技术也日渐暴露出了覆盖范围有限、“过度学习”风险、保障水平较低等诸多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托育服务专项立法势在必行,其根本实现路径是从基本权利保护的视角出发,承认获得托育服务权是一项有别于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明确权能内涵,具体化相对应的各类国家义务。     

加拿大儿童早期学习与保育框架：背景、内容及实施成效

托育服务一直是加拿大社会的主要政策议题。近年来，加拿大决定改变以往以省/地区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的“拼凑 式”的托育服务体系，构建由联邦政府领导和资助的儿童早期学习与保育框架。该框架通过长期持续的资金投入、以证据为基 础的公共决策、鼓励和投资最佳创新实践、扶持和发展土著居民的托育服务等方式，旨在为所有儿童构建高质量、可获得、可负 担、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托育服务。从框架实施的情况来看，虽然托育空间的数量显著增加，家庭托育费用有所降低，但也存在 托育空间规划不足、费用削减昙花一现、土著项目成效难以评估、托育工作者招募和留任困难、托育服务质量难以改善等问 题。学习和了解加拿大儿童早期学习和儿童保育框架的相关内容，可以为我国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     

城市家长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及期望——基于3089 位家长的调查研究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开展《城市家庭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工作的通知》的相关工作,旨在了解0-3岁婴幼儿家长的托育及育儿需求,能够为将来规划托育机构建设、保育人员从业能力培训、托育服务行业规范及家长育儿提供相应指导。托育服务供给应当准确把握服务利用方的需求,准确体现托育机构的针对性供给,满足城市家长的入托需求,有效增加托育服务供给的可及和可得性。本文在温州市随机抽取3089位0-3岁儿童家长作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明确影响入托需求的主要因素,针对城市家长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偏好,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数据分析,为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有效供给提供对策及建议。     

儿童本位视角下的韩国托育机构服务质量评估认证体系探析及其启示

幼有所育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强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托育机构的服务质量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而托育机构服务质量评估是保障托育服务质量的重要措施。韩国托育机构服务质量评估认证体系建设共经历了三次改革,已基本构建了多维主体的质量评估体系;彰显以儿童为本的的过程性质量观;构建公开、透明的托育机构质量监测机制。为助力“全面三孩”政策的落实,我国应结合自身实际,建立标准化的监测指标,保障儿童权利得到落实;注重过程性质量监测,促使儿童成为监测主体;公开监测结果,引导机构对儿童良好托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