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的政策与反思——基于27 份省级政策文本分析

以27 份省级的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文本为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按照“治理要求”、“治理任务”、“治理步骤”和 “治理措施”四个维度，进而形成编码表并归类政策文本的具体内容。借助NVivo-12 质性分析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处理，进而 探究地方政府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文本的内容结构及其存在问题。研究发现：治理方案趋同性强、地方性不足；治理过程 泛化、对治理的现实问题认识不够；治理周期迅速、但治理效果有待评估；治理措施系统、但操作性不强；治理主体多元，但协作 水平不高。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方面的建议：重视地区差异，促使治理贴切地方实际；加强 治理措施的可操作性，细化分类精准施策；明晰前期整改结果，强化治理效果的后期评估；学习协同治理观念，提高多部门协作 水平。     

水库移民社区治理的政策表达及其解构

长期以来,水库移民社区治理问题处于政策边缘。但通过梳理相关政策文本可发现,政策表达中的水库移民工作思路逐步由“重工程”向着“重移民”渐进转向,在不同阶段突显了解决基本温饱、维护社区稳定、推动综合发展的国家意图,并从人力投入、资金供给和政策统筹等方面对水库移民社区的建设、发展及治理提供支撑。导向鲜明、配套完整的政策体系不仅改变了水库移民社区治理事项的顺序排列,而且重塑了政府、市场、社区与移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地位关系及其行动逻辑。对此,既需从政策设计一端细致区分水库移民社区的行政功能与社会功能,也需从政策执行一端完善并优化水库移民社区的外部承接能力和内部治理能力。     

政策工具视角下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文本研究——基于省级政策文本(2019-2021)的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承载着建设数字中国、支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治理价值。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之下,我国省级政府层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文件。借助NVivo 12 Plus质性分析软件,通过分析框架构建、政策文本编码、使用频次统计等步骤,从基本政策工具类型和数字政府治理框架两个维度对2019—2021年间共16份省级数字政府建设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省级数字政府建设存在政策工具结构失衡、治理要素分布不均以及政策工具与治理要素交叉匹配欠佳等问题。基于此,进一步优化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工具结构、平衡数字政府建设的治理要素分布以及调适政策工具与治理要素有机匹配,成为推动地方数字政府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基于2012—2022年省级政府环保政策文本

政府绿色治理政策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抓手。基于治理层次政策工具分析框架,以我国31个省级政府出台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文本为分析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借助Nvivo11plus质性分析软件,量化分析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工具选择和组合情况。研究发现,省级政府政策工具运用呈现如下倾向：战略层面“强独立行为限制与引导,弱多元共治体系构建”,战术层面“行政性方式为主,工具组合比例失调”,操作层面“高强制性,低自治(参与)性”。据此提出优化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对策建议：战略层面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现代绿色治理网络体系,战术层面的工具选择与组合应符合“聪明治理”要求,操作层面增加非强制型政策工具的运用。     

“三社联动”基层政府与小区居民的黏合剂

作为社区治理新模式,推动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结构向多元互动的横向网络结构转型、推动参与式治理机制和参与型社会的建设,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在纵向上能将小区居民与基层政府连接起来,起到上下联通的作用;横向上,能将小区居民之间发动起来,促进相融相合,并将社会关怀送到小区。这就是来自湖北省荆门市的笔者对南京“三社联动”进行调研后的感受。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动员与社会组织回应 ——基于新冠疫情防控的混合研究

社会组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能够发挥补充和补足政府功能的作用。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存在不充分、不均衡特征,制度环境和治理能力视角下的研究难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借助扎根理论方法对动员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政府动员具有与疫情防控需求、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水平、政府日常工作相“适配”的特征,是一种“适配型动员”;进一步的案例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在不同层次上参与到疫情防控之中,但其参与受动员政策的影响有限,对政府动员显现出“低度回应”特征。提高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动员力,既要加强动员政策与社会组织实际需求的适配性,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执行监控。     

“互联网＋”助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

实现“互联网＋政务”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之一。针对当前“互联网 ＋”推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存在的思维观念滞后、信息技术水平及其配套设施建设不平衡、部 门信息壁垒，共享度不高、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提出了“互联网＋”助推政府治理能力 提升的对策建议———树立互联网思维，制定智慧施政计划，技术创新与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实 现数据共享与网络安全防范同行，促进复合型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抓紧有关信息立法的法制 建设。     

娘家与亲家：城市居民小区良性治理关系的生成机制研究

维权范式是小区治理关系研究的主流范式,业主维权被视为小区治理关系改善的“革命性”路径。X小区“娘家-亲家”关系模式的“过程-事件”分析表明：社会、市场、政府主体的不同行为逻辑及其张力,是小区良性治理关系能否生成的关键影响因素。制度、结构、资本是克服逻辑张力,进而生成良性治理关系的“建设性”因子。制度、结构、资本之间互构并共构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系统。制度体系完善、治理结构优化、治理资本提升,是城市居民小区治理关系改善乃至小区“善治”努力的方向。     

基于三维框架的省级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构建适切的省级教育信息化政策体系,是国家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以2015年以来省级政府公开的教育信息化政策为研究对象,从政策工具、政策主题和政策要素三个维度对政策文本进行挖掘分析。研究发现：省级教育信息化“政策林”已基本形成,政策文本形式以解释类文本为主,但发文主体较为单一;政策工具使用存在结构性失调,表现为对权威工具高度依赖,对激励工具和象征与劝诫工具存在一般性依赖,对能力建设与系统变革工具存在弱依赖;区域教育信息化政策内容相似度高,但在教育信息化“建”与“用”的政策主题上存在明显不同偏好,且在政策要素方面的政策供给存在“差序化格局”。最后,从丰富政策形式、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完善政策内容三个方面提出政策优化的建议。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历程、实践逻辑与历史经验

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推动政府行政实践的不断变革。随着信息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及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数字政府已逐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形态,因此,从“全过程”视角揭示政府信息化发展的建设历程、实践逻辑与历史经验尤为必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先后经历了政府信息化筹备与普及阶段、电子政务建设阶段以及数字政府建设阶段,在政府信息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数字政府建设目标更加清晰,信息技术实施架构和制度基础日益完善。以信息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先试点、后推广”的政策行动、设置“规划式”发展议程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全过程所遵循的实践逻辑;而党和国家重视数字政府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并重、坚持“渐进式”发展则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实践所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     

中国2000-2020年安全治理的政策变迁:类型与机制

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于安全和发展治理理念提出新的要求。通过对2000-2020年中国政府网政策文本的质性编码及量化分析,发现非传统安全时期中国安全政策的演进存在“结构性差异”,安全治理政策存在两个断点跳跃;进一步讨论发现,“显著焦点事件”进入回应式议程设置引发的政策“间断变迁”机制,以及“价值嵌入”进入政策场域,最终导致的政策“渐进变迁”机制,两者交互,形塑了当前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     

我国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变迁的过程与趋势分析——基于32项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

补贴政策作为政府干预学生贷款市场的财政杠杆,能在学生贷款的政府、银行和学生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发挥利益再分配的角色.我国学生贷款补贴政策,是以频繁发布的政策文本的形式来实现政策意图的.通过对政策文本进行定量分析,考察我国学生贷款补贴的政策变迁的路径,可以发现政策变迁呈现从“单向推进”向“政策协同”的转变、从“政府主导型”向“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协同型转变、从单项政策工具向政策组合转变的发展趋势.     

三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支持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基于生育配套政策试点项目的案例分析

为了给今后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重点、战略方向和配套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通过湖北省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的试点,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念,从政策主体、政策执行与政策绩效三要素出发,构建了生育支持政策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咸宁市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宏观层面,政府提供资源和平台,为政策落实提供保障; 中观层面,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家庭发展和社区稳定,用人单位提供生育便利支持家庭成员为企业创造价值; 微观层面,弘扬积极的生育文化和生育理念,提升家庭生育意愿,由此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生育支持体系。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项目试点工作提供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在推广中需要注重地方灵活性与时效性相结合,使生育配套政策符合当地的实际。     

中国突发灾难治理六十年的演变

新中国六十年成立60年以来,突发灾难治理取得巨大成果。在突发灾难治理理念方面,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救援理念;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治理理念;重视“缩减、预备、反应、恢复”四阶段并重;由政府独家治理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转变。在突发灾难治理体系的发展方面,逐步完成了整体危机管理系统、国际合作治理突发灾难体系、治理突发灾难的技术支撑体系、多方参与治理突发灾难的体系的建设。突发灾难治理法律和政策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应急预案体系、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展望未来的突发灾难治理,将坚持以人为本,更重视系统研究和协调,灾难治理机构将趋于常设中心加部门联动的模式,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突发灾难将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     

浅谈“和文化”背景下小区配套幼儿园安全管理

正安全工作是园所和谐发展的前提,作为一所处于建设初期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安全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我园在园所"和文化"理念引领下,从和谐社会建构的角度出发,立足小区配套幼儿园现状,尝试"全员参与、全程优化、全面覆盖"的安全管理模式,为幼儿园的和谐发展保驾护航。全员参与——由"被动"转向"互动""和文化"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共赢。因此,我们在安全管理上融入"和"文化     

政府角色转变与高等教育治理

政府角色的错位,给政府自身和高校发展都带来不利影响,转变政府角色已成为许多国家高教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理论的提出为我们正确定位政府角色、纠正政府角色错位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治理视野下的政府角色转变趋势有以下几方面:由管制型转向服务型;从政策治校到依法治校;从政府的单边治理到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从“善政”到“善治”。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政策网络特征及推广路径优化——基于典型试点城市的政策文本分析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试点地区存在相互影响与协同配合的网络关系,其网络特征和演进秩序对优化试点路径直至全面建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梳理试点城市颁布的政策文本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量化分析了15个试点城市联结而成的政策网络。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推移,以政策工具为媒介所形成的整体网络密度逐渐加强;但网络凝聚力呈现由“弱—强—弱”的演化态势;试点城市的政策执行能力两极分化明显,并形成“核心—边缘”的网络权力结构。对此,尊重制度演进秩序与规律,构建政策网络协同治理体系,强化政策工具规范性建设,打造政府与市场多层次合作的建制路径,是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点”及“面”推广的必然选择。     

绿色治理:变迁逻辑、政策反思与展望——基于1978-2016年政策文本分析

绿色治理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现实的正当性、必要性与可能性。以1978-2016年这38年间中国党代会报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规划）等政策文本为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批评话语分析法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绿色治理政策文本进行检视,分析和梳理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发展阶段、时代特征与变迁逻辑。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变迁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历程:从价值取向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效率（经济发展）优先-兼顾效率与公平-公平优先"的价值转换;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可以划分为1978-2002年、2003-2011年、2012-2016年3个时间阶段;从政策内容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浅绿化"的环境保护、"深绿化"的环境（生态）治理、"泛绿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转变。通过政策反思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呈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匮乏。未来只有不断推动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民主化、法治化与协调化进程,才能最终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基于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     

基于改进高斯混合模型的运动目标分割算法

基于“制度-话语”研究视角,对1949—2021年农业转移人口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考察不同制度情境下政策话语转化为治理实践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受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农业转移人口政策经历了巩固政权的政治主导逻辑、发展经济的市场逻辑以及共享改革成果的社会逻辑的演变历程。政策制定者的情境认知与官方传媒和大众知识结合,建构了农业转移人口“非法流动者”“农民工”“新市民”的社会身份,并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化为与之对应的城乡分治、城乡二元以及城乡一体的制度安排,与嵌入其中的政府治理行为共同促成农业转移人口严格管制、规范化管理以及包容性治理的历时性治理变迁。     

政府动员、社会响应与农村环境治理差异化——基于粤西M市的调研分析

农村环境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其治理成效不仅反映各级地方政府能否“有所作为”,也影响新一轮的乡村建设行动。基于粤西M市部分乡镇调研发现:差异化的政府动员策略所获取的社会响应程度不同,并直接影响农村环境治理成效。基层政府通过“硬动员”来塑造刚性治理的权威性,但由于基层群众的“弱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执行陷入“梗阻”困境。虽然通过“软动员”的柔性治理方式能提升基层群众参治意愿,但却因其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强弱趋中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悬浮化”。因此,应通过“软硬兼施动员”,既依托行政权威推动环境政策走向底层实践,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人情游说,使基层群众“强响应”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全过程,进而实现农村环境的治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