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选用2009-2014年A股全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分别研究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两种具有差异性的高管激励模式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进一步考虑社会资本因素,细分为市场社会资本与等级制社会资本,研究在不同社会资本下,高管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1)高管薪酬激励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高管股权激励阻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2)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高管激励和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关系的影响不同。市场社会资本负向影响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等级制社会资本正向促进两种高管激励模式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     

高管激励、竞争战略与企业绩效

为探索高管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引入竞争战略,以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验证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在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薪酬激励能够调动高管积极性,并通过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的有效实施来提高企业绩效;但高管更愿意选择通过低成本战略来间接提高企业绩效.差异化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低成本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对高管给予股权激励能够通过差异化战略的有效实施来间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激励理论,利用2013—2021年3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13248个有效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检验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企业技术效率作为经营绩效的重要替代指标,研究结论显示：高管薪酬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高管晋升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的宏观环境,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日益成为企业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因素,高管激励制度的完善也必然成为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关键变量之一。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一直是不同学者和实践层面的热点问题。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相关数据,通过选取高管薪酬和持股比例作为高管激励的衡量指标、引入股权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能力呈"U"型关系;在高管持股比例较小的情况下,高管薪酬激励会加剧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且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使得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该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优化高管激励机制、发挥高管激励作用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     

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企业寻找生机和出路的必要条件,在当代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创新则兴,不创新则亡.选取2006-2013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于企业创新有何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的实施与企业的创新呈显著的正相关,即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这说明股权激励政策作为一种长期绩效机制,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下对于企业的创新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对股权激励的类型进行区分,结果发现严格的激励型股权激励更能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严格的福利型股权激励对于创新的影响则不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高管薪酬制定与企业创新领域之间的文献,为股权激励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性建议.     

融资约束下高管激励机制与中小企业研发投资行为——基于货币薪酬、股权激励的对比视角

以2011—201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差异化情景下高管激励机制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随着外部融资环境的趋紧,单一高管激励机制对中小企业研发投资呈现反向效应,货币薪酬的激励效应逐渐减弱,股权激励的抑制效应不断增强;在高融资约束下,单一股权激励抑制效应显著高于货币薪酬激励效应,组合激励机制却呈现更显著的激励效应。基于此,面对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应优化设计高管激励机制、强化制度短板的绩效考核、营造积极的实业投资和研发创新氛围,聚力内涵式发展。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门限回归分析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其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诸多方面具有重大影响。运用2006—2017年制造行业的国有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企业内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利用面板门限模型探讨了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激励效应的门限水平。研究发现,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这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仅用锦标赛理论或行为理论来解释。另外,在薪酬差距的正向效应范围内存在显著的门限特征,在门限值(32. 216)以下,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有更强的激励效应,在门限值以上激励效应减弱。研究结论表明,应当深化国企改革,注重竞争和公平两个要素,科学设置薪酬差距区间,以充分发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激励效应。     

高管层权力、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研究——基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后的面板数据

使用2006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以来,首次宣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2006—201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以企业绩效水平和企业绩效波动性为切入点,实证研究高管层权力、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高管层权力增大会显著加大股权薪酬水平和股权薪酬差距;(2)高管层权力对提升企业绩效水平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同时也加大了企业绩效的波动性;(3)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水平及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从高管层权力和股权薪酬差距的综合效应看,两者在提升股权激励绩效水平的同时显著地加大了企业绩效波动性。     

高新企业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高新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投入逐渐提升。大量的高新企业通过股权激励形式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文章以2010-2017年发布股权激励方案的285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高管持股激励、高管股权配置以及企业研发投入同企业绩效相关性的研究,对股权激励方式、股权激励强度以及股权激励期限与研发投入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在运用相关性以及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后,可知股权激励可促进研发投入,可强化企业研发投入同企业绩效间的相关性。     

政治关联、内部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利用2008—2012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政治关联、内部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低;监事会规模越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高;政治关联、独立董事和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以政治关联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考察发现,政治关联能够强化独立董事、监事会规模、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但政治关联对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较弱。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制造业企业创新与绩效研究--基于高管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的影响

以2011—2018年我国深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研究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对比分析,以期为我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参考视角.研究结果表明,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上的差异:(1)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创新投入之间均存在正向效应,且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2)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带动作用更强;(3)在低分位民营企业中,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带动作用也有所增强;(4)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抑制薪酬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带动作用,且在民营企业中抑制程度更高.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探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且股权制衡能有效促进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股权集中度在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高管激励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的影响研究——基于激励因素及高管任期的实证研究

学术界关于海外并进型战略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缺乏对高管激励与战略机制之间关系的探索。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利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7年数据,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分别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和控制权激励对并进型战略平衡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控制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倒U形”关系,高管任期负向调节股权激励及控制权激励与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有机平衡度之间的关系。跨国公司应充分利用高管任期和高管激励模式之间的替代效应,形成激励效用最大化的管理层权力体系。上述研究完善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提高并进型战略平衡度和海外绩效提供了新思路。     

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创新——基于高管风险承担视角

创新是企业获得技术优势的重要行为,有助于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管是企业做出创新决策的主体。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高管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随着高管薪酬结构中股权薪酬比例的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进一步地,以激励物的Delta指数和Vega指数为度量的高管风险承担在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股权薪酬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效果仅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位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当中。因此,企业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结构,适当提高股权薪酬占比,并注重改善激励环境提升高管的风险承担能力,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基于权力激励调节视角的民营上市企业高管激励研究

如何通过有效的高管激励机制使民营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得到保障,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以2003—2019年沪深两市民营企业为样本,引入权力激励(高管是否兼任董事长)和经济激励(薪酬和股权激励)手段作为影响高管激励的因素,探讨如何建立更适合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激励机制。研究表明：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股东权益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权力激励与薪酬激励之间存在互补作用;权力激励与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替代作用,而且这种替代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股权激励对国企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选取2014—2019年沪深混改国企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和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制衡在影响高管股权激励促进创新投入的作用上表现为双重调节效应,在地方国企中更为明显。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国企层级而不同,在地方混改国企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在混改央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为高管股权激励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证据。     

高管薪酬、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来自房地产行业的数据

将我国深沪两市417家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2012年至2014年的最新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SPSS17.0软件,通过采用描述性、相关性及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房地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房地产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薪酬激励对于其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最后,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对策与建议、不足与展望,以期对理论和实践有所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辩护

随着社会责任意识的普及,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2009—2013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且基于薪酬辩护假说,进一步检验内部收入差距、高管权力等对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是高管绩效考核的重要的非财务指标,企业社会责任增加高管薪酬。当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较大时,高管可能通过增加薪酬契约中社会责任指标权重的方式进行薪酬辩护,并且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影响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相较于权力较小的高管,权力较大的高管更可能通过增加社会责任业绩指标权重的方式进行薪酬辩护。     

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成长性的影响——基于创业板的实证研究

作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创新性和成长性是其最为显著的特性。研究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公司成长性有正向影响,持股比例对公司成长性有显著负向影响,股权激励强度在适当的区间内对公司成长性有正向影响。因此,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作用的发挥,需要在高管固定薪酬基础上,加大高管薪酬中权益薪酬的比例,但同时需要尽量避免出现股权激励过高的"确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