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同年、党争与士人关系——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

作为北宋后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领袖人物,苏轼与章?的关系比较复杂,二人同年考中进士,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导致苏轼、章惇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于个人品德操行的好坏,而主要在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异同及"党同伐异"政治环境。     

苏轼在杭期间与同年友人的交游活动

苏轼一生两度任官于杭州,在杭期间,喜好交游的他与两浙地区的同年士人多有交往。与同年的交往是苏轼交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交往促进了他与同年之间的友情,是其在杭期间任职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他的仕宦生涯与文学创作都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试谈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

苏轼一生40余年的仕宦生涯基本上是在北宋中晚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复杂而又激烈的党派斗争中度过的。由于他在熙宁变法和元祐更化时期所持的政治态度,使他既无法见容于变法派,也未能见容于反变法派,并以此被谗罹祸,两遭贬黜。苏轼之所以走上一条悲剧性的政治道路,同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熙宁初年对王安石变法所采取的激烈反对态度都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曾巩与王安石变法

在王安石变法中,曾巩较任何人都更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他和王安石既是同乡,又是挚友,曾、王二府又是姻亲;另一方面,作为门生后学,曾、王,二苏都为欧阳修、杜衍、韩琦等一辈老臣所赏识与器重,再则,其弟曾布又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巩是熙宁前后复杂政局的一位重要的知情者,他对变法的态度,他和王安石的关系,在当时的士人中就显得更有代表性。考察这些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熙宁变法的意义与得失。     

宋代南丰曾氏家族第四代诗词创作考论

南丰曾氏第四代,在政治地位以及仕宦上没有达到上一代人（曾巩、曾布、曾肇等）的那种辉煌,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也没能像上一代那样享有盛誉。但是这一代人如曾纡、曾统、曾续、曾缓、曾纺、曾绎等人的诗词创作,在北宋末、南渡初也颇受时人称道,他们大都与江西诗派成员交往密切,诗歌创作也基本都属于“江西续派”,这固然是受时代环境以及诗坛创作潮流影响,但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是曾氏家族这一代人有着共同或相近的创作倾向与审美取向。     

从师友交游看陈师道的情感及文学

陈师道与曾巩、苏轼、黄庭坚交往过程中,与他们建立了深厚而密切的情谊,但同中有异,分别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情感类型.陈师道之于曾巩更多的是敬师如仪之情,于苏轼更多的是仰慕之情,于黄庭坚更多的是志趣相投.文章钩沉相关史料,分析了陈师道与曾、苏、黄三人不同情感类型形成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陈师道的文学倾向和文学特点.陈师道文学曾巩,故其文风简重典雅、法度谨严;诗学黄庭坚,却能自成一家,与黄庭坚并称.     

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再探讨

发生在我国1 1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从变法派人士的分裂,即吕惠卿、曾布与王安石的交恶,以及参与变法的其他人士背离王安石初衷的角度分析可见,法令、法规诚然重要,但法令、法规是要人执行的,凡变法改革,没有变法派人士的团结一致,没有高素质的执法人才,即令有最好的法规,亦难免要被扭曲而归于失败。     

“道德高风果在世外”——论苏轼与道潜的交往

道潜与苏轼交往密切,是苏轼佛教界最为亲密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从徐州开始,成熟于黄州、杭州,高潮在岭表。在苏轼贬谪、流放时期,道潜与苏轼交往最为频繁,其方式包括诗歌唱和、谈佛说理、生活旅游。性格投契是其交往的基础,道义相助是其核心。道潜患难相从、相助、情义为先,谱写了＂道德高风果在世外＂的华章。     

论苏门四学士辞赋创作及比较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游于苏轼门下,与苏轼经常进行诗文唱和,会饭雅集。不仅文学上的交往频繁,他们在政治上也同命运、共沉浮,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作为苏门文人,四学士在辞赋创作上都有对苏轼赋风的传承,同时也有新变和个人特色的体现。又苏轼鼓励门下文人大胆创新,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正是在他的这种启发下,四学士及其门下文士们的文学风格丰富多彩,各有风骚,走上了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北宋文坛上百花齐放。     

同年关系与北宋"庆历同年党"事件

"庆历同年党"事件是宋仁宗庆历初的宰相吕夷简为排击政敌宋庠等人而精心策划的一起"莫须有"的朋党事件.吕夷简利用了宋庠等人密切的同年关系及仁宗对朋党行为的忌讳心理,将宋庠与几位同年的私交关系指为朋比结党,从而以同年结党的名义将他们逐出朝廷.     

全景式再现北宋社会历史的大型史诗

《清明上河》的史诗性,首先体现在其对北宋后期政治历史的全景式精彩展现。首先,小说表现了北宋后期上层统治阶级内部日益剧烈的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围绕变法与反变法展开。变法的一派以王安石和宋神宗赵顼为首,以其为核心,聚集了韩绛、韩维、吕惠卿、章悖、曾布、王秀、蔡确、蔡卞、李定、王韶、邓绾、吕嘉问等人;     

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是苏轼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苏轼与王安石的直接交往关系是简单的,但当事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北宋末、南宋初复杂的政治变局,以及当时的政治追星族和文学追星族撰写的真真假假的野史笔记,使其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这对如何评价苏、王及其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也为苏、王及其关系成为聚讼千栽的不了公案埋下了伏笔。简单而复杂的苏、王关系,其实牵涉到两人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诸方面的全面冲突。     

张先与苏轼

张先是苏轼所见到的唯一以歌词著称于世的前辈词人。在北宋熙宁年间,张先是实际上的词坛领袖,而苏轼才开始学习写词。探讨他们在熙宁、元丰年间的交往与特殊的师生情谊,对了解北宋词坛情况与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苏轼在元丰二年写的《祭张子野文》中,对他们的交往曾作过简略的回顾,“我官于杭,始获拥彗,欢欣忘年,脱略苛细。送我北归,屈指默计,死生一诀,流涕挽袂。我来故国,实五周岁,不我少须,一病遽蜕。”这里的“我官于杭”,是指熙宁四年苏轼通判杭州之时。“始获拥彗”一句,点明了他们的关系。以前许多研究宋词的前     

苏轼书学君子小人评骘观郄视

苏轼书学总结性地运用伦理评价方法及思辨思维,确立了一套君子小人评骘体系。它以苏轼哲学对人格修养的高度重视为思想基础,以苏轼由"臣"到"人"的思想转变为嬗变契机,并以笔墨之"趣"的提出为标志,真正走向了审美领域。     

苏轼对待“小人”的态度及哲学依据

秉承儒家传统文化精神的陶铸,苏轼自小养成了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君子人格,对损人利己的小人深恶痛绝。但善于独立思考的苏轼在波谲云诡的宦海浮沉中也体悟到:小人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若不妥善对待小人,自己也绝无安宁之日。因此,为了国家社会的安泰稳定,除了应以渐变的方式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小人铲除外,其他那些有一善可取的小人则应予以教化、引导,争取使之走上正途。苏轼这些真知灼见的哲学依据主要来自《周易》的阴阳哲学。     

曾巩师承关系考

就曾巩的师承关系，查阅若干资料，试图考证曾巩师事李觏之说。但同时指出，这一说法仍值得探究。     

王安石晚年与变法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居金陵,表面上远离了朝廷的变法活动,实际上,他著书立说,为变法制造舆论、寻找理论根据;他致书吕惠卿,维护变法派内部的团结;他接待苏轼,希望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改变苏轼对变法派人物的看法。他时时关心变法,处处维护变法,为变法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沈遘的使辽诗初探

沈遘是北宋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沈括的从侄,皆属钱塘沈氏。沈括与沈遘主要活动在神宗朝,有别于以欧阳修为首的嘉口名士与苏轼主盟的元口文人集体,属于王安石新党～派的作家,沈遘在北宋中期享有文名,梅尧臣、王安石、苏轼、曾巩、黄庭坚等多与之酬唱,实为一代名流。     

学、政两界人的交往和友谊--傅斯年与王世杰

傅斯年与王世杰之间的交往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曾经有过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党政府官员间的交往。王世杰是胡适派文人与国民党高层联系的桥梁纽带。他们的交往涉及三、四十年代社会文化史上某些较有影响的事件。因政治立场、人生追求、精神境界不同,对于某些事件的态度也不相同     

曾巩《墨池记》与中国书法史论

在唐宋八大家之中,近百年来以王安石、苏轼最受重视,相对地说,曾巩是比较被忽视的。我当初钻研《隆平集》中的文章,也只是着眼于史料,对他的文风、修辞、论证诸方面的特征并没有给予更多的注意。但是,由此却发了通读曾巩所有作品的宏愿,由于其他的研究工作的关系,计划未能实现。看来也许只能浅尝辄止了。 话说回来,我对曾巩的兴趣迄未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