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南维新派的外交观念

甲午战后,维新派要在湖南变法维新,首先必须考虑如何正确对待西方事物和如何理性处理与洋人的关系等问题。他们对当时湖南盲目仇外打教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遵循公法原则和与英日同盟等方式与西方列强进行交涉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近代化的外交观念。这些主张是一种外交层面的"文明排外"。     

近代初期中、日所受"外压"比较研究

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均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故而外部压力及国际环境不仅是两国早期现代化的动因,而且成为制约两国早期现代化成败的重要因素。中日两国都曾被迫同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但西方列强对待中国比对日本严酷得多,故日本所受损害、所丧权利远较中国为轻;当时中国所承受的外来压力、所面临的民族危机远比日本大得多。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与“以夷制夷”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乞求各国列强尤其是俄、英调停———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因日本拒绝而失败；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继续乞求英、俄等列强干涉，仍未成功。后来，在美国的所谓“中介”下实现了中日两国的直接谈判①。显然，无论是战前，还是战争中，清政府所...     

日俄战争时期德国对俄政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时局动荡不定,各种国际力量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改组。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更进一步加快了这次改组的步伐。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或多或少都介入其中。英国的政策早已由英日同盟而名闻于世;但相比之下,德国对此的外交却很少为人瞩目。其实,对于交战双方,特别是对于俄国而言,德国政策的作用之大,丝毫也不逊于英国之于日本。     

民众在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问题交涉中的影响

近代中国,由于历届政府的软弱,在外交问题上多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求妥协。1938年,中国民众在英日关于中国海关谈判过程中通过舆论曝光、抵制日货、督促政府等合法手段来捍卫主权,这种来自社会的力量影响了政府的决心和列强态度,对维护国家主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成为近代中国抵抗外侮的特殊形式。     

垄断与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华无线电投资的博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竞相在华发展无线电通信,垄断中国无线电通信市场。1921年中美无线电费德里合同签订后,英、日、丹麦等国随即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认为费德里合同非法竞争,引发国际博弈。各国依据条约权利、最惠国待遇与门户开放等诸多理由进行置辩,穷尽措辞而未获一致;不得已由美国无线电公司领衔,以南美无线电合作模式为蓝本,在华盛顿裁军会议中召集无线通信专家,形成专家建议书,由英、法、日成立联合体,与美方费德里项目并行共存,实现美欧和解。然而,日本坚持原有政策,要求费德里项目依据专家建议书加入联合体,美、日两国交涉无果而终。列强在华无线电投资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华的垄断与竞争关系。     

晚清中日修约差异之探因

十九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都被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国门并强加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损害了两国主权和独立,并牵制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对此,中日两国都进行了修约努力。但最终的结局却截然不同。日本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成功地完成了不平等条约的修改,迈入近代化国家的行列。而中国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新中国建立后才彻底地修改了不平等条约,比日本落后半个世纪之久。两国对西方列强修约成效差异如此巨大,其中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要归结于多种历史原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并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个方面阐明这些原因。     

论当代国际上的人权斗争

一、《联合国宣言》和《联合国宪章》中的“人权”思想 1941年8月,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西方列强之间进行了关于它们与苏联的相互关系和战争目的的复杂外交谈判。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纽芬兰附近的海上拟定了一个宣言,后人称之为《大西洋宪章》。这一宪章在两国关系方面,宣布了基于“天赋人权”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准则。这些准则是: “一,两国无意企求领土或其他方面之扩张;二,凡未经有关人民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领土变更,两国不愿其实现;三,两国愿意尊重一切人民选择其赖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权力。凡主权及自治权已横遭剥夺者,两国愿睹其恢复;四,两国愿在尊重其现行义务之条件     

试析史迪威事件

自1784年美国商人首次抵达中国海岸,中美两国开始建立联系以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已经走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坎坷路程。两国的关系在经历了初期短暂的基本平等的阶段之后,便一直处于以“望厦条约”开创的不平等格局之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的国民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已经完成了从与多个列强保持大致均等的关系到逐步     

试论近代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差异

本文分析了近代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差异，以说明日本在近代能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行列，而中国未能踏上近代化的轨道的原因。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中俄美大国战略关系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21世纪初期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仍处于冷战后的重大调整和形成时期 ,新的国际力量对比和大国关系对于未来国际关系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冷战后中俄美三国构成了新的大国战略关系 ,国家战略利益成为影响三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它们既有共同利益并开展合作 ,也存在战略利益的竞争和冲突。应对美国的世界霸权战略 ,中俄相互借重、共同牵制美国成为中俄美关系的重要特征。坚持独立、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 ,冷静、理性地对待和发展中美关系 ,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推动建立多极世界格局和国际新秩序 ,将成为 2 1世纪中国外交的战略性抉择。     

再论光复会重组的原因

皖浙起义后,大批光复会会员出逃国外,在日本和南洋地区高举光复会的旗帜开展革命活动,使得同盟会和光复会因名号问题发生直接冲突.而孙中山和黄兴相继离开东京后,设于东京的同盟会本部未能取到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指挥中枢的作用,而长江中下游的资产阶级革命潮流又暗流涌动,急需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领导.光复会的领导人在失望之余,不得不改组因皖浙起义遭到重创的光复会,以担负起领导长江中下游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重任.二次"倒孙风潮"不过是光复会重组的导火线而已.     

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际关系的一个分析视角

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最大的特点是美苏两极争霸世界 ,这危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冷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大国间的伙伴关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但天下仍不太平 ;9.11事件后 ,国际关系又有了新的调整 ,但没有根本改变各种力量的对比。因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思想不仅没过时 ,而且有着更强的现实意义。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政策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陈其美与黄花岗起义

1911年同盟会发动的黄花岗起义,极大地震撼了腐朽的清王朝。陈其美虽然没赶上这次起义,但他在起义失败后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在辛亥革命史上起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卜辞中所见商代诸神的权能

本文通过对甲骨刻辞资料的断代爬梳、整理,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分别探讨了王卜辞与非王卜辞中所见商人诸神的权能,分析了诸神施行权能的方式,并勾勒出商代诸神权能变迁大势.     

《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与《左传》盟誓语言比较研究

盟誓在东周非常盛行,盟誓语言材料集中体现于两宗出土材料《侯马盟书》、《温县盟书》和传世文献《左传》中。本文通过出土的东周载书《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与《左传》盟誓语言的对比研究,探讨盟誓语言的特点以及在后世的发展变化,旨在了解盟誓语言的深厚渊源。春秋时期盟辞誓辞已形成特定的模式。人们在盟誓时所使用的语言有固定的句式和套语。而且当时盟辞已经受到誓辞的影响,二者已经有微妙的变化,后世二者最终合而为一。     

从"处士"到"议士":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路径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汉代辟谣与舆论危机应对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