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陕西的胜利与失败

辛亥前夕,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已经达到高潮,同盟会联络新军和会党,不断地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1905年冬,井勿幕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陕发动革命,1908年夏在西安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并作出了联合新军和会党的决定。为了联络哥老会,以其首领张云山在省城的“通统山”为基础,双方共立“同盟堂”,同盟会员钱定三(钱鼎,新军一际三营督队官,即营付)、张宝麟(仲仁,新军炮兵营中队排长)、邹子良、马开臣等一些人先后加入,同盟堂成了联络会党和新军的秘密组织。同年10月,同盟会召集     

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会党

在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会党活动非常活跃。通过革命党人陶成章等在会党中的宣传、联络和组织,不仅促进了各会党之间的联合,而且建立了革命党人与会党的紧密联系。当时浙江革命党人在群众中进行的宣传发动工作,以及光复会的成立和发展,都始终是与浙江会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浙江会党和光复会并肩战斗(包括其后一度与同盟会的共同战斗),在旧民主革命史上功绩卓著,这是浙江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一大特色,很值得研究。 浙江会党的历史渊源和分布状况 会党,简括地说,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经济上团结互助,政治     

李镜清与甘肃省临时议会

甘肃省临时议会与其它省的民初议会不同,不是由清末咨议局直接演化而来的。 甘肃是一个政治、经济均十分落后的边陲省份。交通闭塞,地瘠民贫,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民族资本主义直到清末才开始出现,民族资产阶级尚未成长起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一直未能得到广泛传播;革命形势远远落后于内地各省。早在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时,独甘肃因无留日学生而没有代表出席。1906年虽在日本东京成立了陕甘同盟会支部,但成立甘肃同盟会的计划却始终没有实现。陕甘同盟会支部负责人井勿幕等人虽在甘肃有过活动,但在组织发展方面也没有形成一支力量。1910年前后,一些内地革命志士陆续来甘活动,但因力量有限,革命工作局面终未打开。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东会党

<正> 广东会党指的是三合会,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广东地区一股活跃的下层社会势力,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它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过一定程度的联合,在辛亥革命的反清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本文拟以1895至1913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东会党的关系为主线,探求两者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一显然,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东会党产生某种程度联合的原因,在于两种势力都以清朝统治者为反抗对象.反清,成了它们联合的共同基础.     

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权力系统之比较

尽管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内部都是实行“家长制统治”,但就权力系统而言,两者存在如下区别:第一,在权力的来源上,民间教门的创教者及其教首主要依靠自我神化的方式来获取对信徒的控制,而秘密会党中“大哥”地位的取得主要依靠自身的实力与威望;第二,在权力的运行方面,如果说民间教门的教首相当于封建家长制统治中的家长的话,那么,秘密会党的会首则只相当于封建家长制统治中的兄长。因此民间教门的教首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其组织的运行,而秘密会党中的会首只是拥有维持组织正常运行的权力;第三,在权与利的关系上,民间教门中教职的高低与现实利益的大小呈现出对等的关系,而秘密会党中的职衔绝对不是获取个人利益的资本;第四,通过血缘关系世袭教权是民间教门中权力继承的基本方式,而秘密会党中鲜有父死子继的情况出现。     

晚清之际湘赣边界会党的历史嬗变

以湘赣边界会党为个案，从会党的组织成份，会党首领的思想、文化素质及会党活动的性质等 3方面分析了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世纪之交 )湘赣边界会党的历史嬗变。认为在革命党人的宣传与影响下，该时期的会党运动已渐具民主革命性质，有的甚至还成为革命党的同盟，成为民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     

中华革命党别议

中华革命党从诞生的时候起,就颇遭时人非议。今人论及,尚多认为它只是一个“服从个人的、狭隘的革命小团体”,具有“严重的宗派性”。领导了一场伟大革命的孙中山为什么要组建一个具有“严重宗派性”的小团体?中华革命党有别于同盟会、民     

论谭人凤思想的特色

谭人凤(1860——1920)湖南省新化县人,原名有府,字符善、又字石屏,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变法失败后迅速走上革命道路。最初,他从事会党工作,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了同盟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谭人凤参加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反抗北洋军阀的斗争,为创立民国和捍卫民国立下了卓著的功勋。谭人凤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他的思想颇具特色。但是至今学术界很少有人问津。本文试以论述谭人凤思想的特色,作为引玉之砖。     

章太炎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章太炎当年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其主导思想是积极进取的。但他的善良愿望受到革命党人的误解,也被立宪派和旧官僚所利用。同盟会的瓦解不能归咎于章太炎的口号,而应该从社会环境与革命党自身寻求蜕变原因。孙中山多次总结革命党政治幼稚的历史教训,逐渐认识到并非口号倡导者的责任。重新研究章太炎的口号产生的原因,张謇与口号的关系,正确评价口号的社会影响,有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     

从孙中山的反思看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曾从资产阶级革命党建设的角度,进行过许多反思。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教训在于：一是国民革命没有“以革命党为根本”,即没有把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建设成一个严密的、团结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是“只破坏地面而不掘地底陈土”,即革命党缺乏彻底革命的纲领;三是“革命行动缺人民心力”,即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四是“革命之气一落千丈”,即革命党没有始终保持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斗争锐气。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认真吸取这些教训,对于当代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的建设,完成辛亥革命振兴中华的未竟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略论抗战时期中共对苏南帮会的改造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国民党军队仓惶西撤，大量溃兵流向沪宁沿线各市镇乡村，与地方帮会、股匪及其它封建势力结合。同时，军队败退时的大量枪支弹药也纷纷散落民间。随着军事上的失利而来的是地方政权的瓦解，当时在苏南地区，溃兵游勇、帮会武装、股匪、刀会、民众自卫团体比比皆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共提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认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向进攻的需要”。“‘教门会党在整个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苏南的帮会更是遍及社会各阶层，甚至汪伪政权、顽军部…     

中国同盟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纪念同盟会建立100周年

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分崩离析,是“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翻的结果”。“孙中山领导的党”,主要就是指1905年夏建立的同盟会。同盟会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中具有重大的地位和作用:以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和方案在当时无疑是比较先进的、科学的民主主义政纲;组织机构采取三权分立原则,摒除了会党的宗法观念和习气;革命的知识分子大量加盟为骨干,他们胜任政治指导者的角色;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领导核心,并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制定了《革命方略》,包括了纲领、方针和相关政策;基本上统一了全国的主要革命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地域性和分散性。同盟会进行了革命的宣传鼓动,批判了保皇谬论,坚持了反清武装斗争,促成了伟大的辛亥革命。当然,同盟会自身的局限性,主要是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芜杂涣散,也给革命运动带来不可忽视的消极后果。     

怎样看待李烈钧镇压江西会党

李烈钧是1912年3月19日接任江西的第四任都督的。他上任以后,由于会党“猖獗”,社会秩序混乱,在“接受人民控诉”后,便对江西会党,主要是它的头目,果断地采取了镇压的行动,同时由于执行“歼除渠魁,胁从罔治”的区别对待和分化瓦解政策,取得了“余匪敛迹,赣境又安”的成效。他认为这是他“到赣所办第一大事”。由于李烈钧的果断行动,“终将赣省心腹大患解决,江西全境赖以大定”,因而“当时舆论认为这是李烈钧的一大功绩”,是深受“称许”的。有如当时在南昌,当把“害民最酷者”的会党头目彭木香、龙正文、陈细鬼等人,捉拿归案公审处决时,“人民欢声雷动”。又有如当时在义宁(今修水),当把民愤极大的会党头目陈葵、陈太恩、     

清代民间文艺的繁荣与秘密会党伦理价值取向

忠义思想是秘密会党伦理思想的核心,秘密会党忠义伦理思想的内容直接取材于清代繁荣的民间文艺作品。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意识,秘密会党的忠义思想明显地带有统治思想的烙印,而作为被压迫阶级的意识,秘密会党的伦理思想又包含有某些相异于统治思想的价值取向。秘密会党的忠义思想在其盟书誓词、入会仪式、诗词歌诀、隐语暗号及日常活动中均有充分的体现。但秘密会党的“忠”与“义”完全是以其小集团的是非恩怨为标准的,对会内成员要求行忠重义,对会外群众则可以为所欲为,既不忠,也无义。     

清末合法政党宪友会的成立

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均严厉禁止人民结党立会。清王朝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害怕人民反抗,禁令尤严。1905年孙中山等建立的同盟会可谓中国第一个正式的资产阶级政党,因其为革命党,不为清政府所容,所以直到这时还没有一个合法的资产阶级政党出现。 1906年预备立宪以后,封建禁令有所松弛。已有先进人士开始把立宪团体作为组建政党的前奏,发出“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的呼声了。为了创造建立政党的条件,立宪派自     

从清代宗族的社会控制看会党的发展动因

有清一代,秘密会党的滋长与基层社会的控制效率关系密切。作为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宗族,当清政府政治廉明、社会经济稳定时,其在国家政权的督导下,能配合地方政府镇压、捉拿或搜捕起事者,这对秘密会党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在晚清,由于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变化,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宗族的凝聚功能减退,而各种非传统社会势力的乘机兴起和发展,则进一步分化了宗族组织,使得它在控制秘密会党时难有作为。     

阳夏战争述评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的中央部队北洋军大举南下,萨镇冰率领的巡洋舰队及长江水师也溯流而上进入武汉江面,与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民军在汉口、汉阳交锋一个多月。汉口古称夏口,所以这次战事被称作“阳夏战争”。此役是辛亥革命期间出现的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国内战争,是以同盟会为旗帜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清廷及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之间的一次殊死的较量,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都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     

封建制、封建主义质疑

几十年来,“封建”这个词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社会中常用,文章里常见,口头上常说——例如“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头脑”“封建道德”“封建残余”“封建势力”“封建习惯”“封建文化”“封建本位”“封建意识”“封建割据”“封建政治”“封建地主”“封建文人”“封建官僚”“封建家庭”“封建传统”“封建士大夫”     

论孙中山与近代福建资产阶级革命党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孙中山的不懈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形成前后,不少地方革命党派或团体在各自形成和发展的不同过程中与孙中山的关系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本文以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阶段,孙中山与福建革命党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往来为线索,对孙中山与福建革命党的双边关系问题作一论述。一福建革命党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杨衢云。     

巴尔扎克真的同情过工人吗?

巴尔扎克从来也没有同情和赞赏过工人。他认为工人是“一种社会的零”,“应该为强有力的手段所控制”;认为通过工人选举出的政府是“唯一不负责任的政府”,減少主人劳动时間”就会抬高物价,等于侵犯人类的资本”;他还誣衊工人是“野蛮人的前卫”。如果一定要说他还同情和赞赏过工人,那也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即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因为在当时,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比封建貴族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显然大得多,自然他就要联合其他一切力量来反对当时的主要敌人——资产阶級。巴尔扎克虽然也写过无产阶级,但那並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是貴族与貴族之友。因之,以巴尔扎克对工人的态度来断定其世界观中有进步的民主的因素,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