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

主持人语《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的“思想史研究”专栏发表了刘笑敢教授主持的一组讨论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文章,主打文章即是刘教授本人的《“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刘教授所说的“反向格义”大致是指“用现代或西方的哲学概念来解说或定义中国古代经典固有的哲学术语”,这在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中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主流方法。刘教授以老子研究为例,述说了这种方法已使中国哲学研究陷入了某种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西方笛卡尔以来的dichotomy(对立二分)式的概念结构与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术语系统…     

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

以西方哲学的门类划分来重构或重新叙述中国哲学,是一种比一般观念层面的反向格义后果更为严重的一种反向格义。本体论这个译名使我们对西方的ontology产生了根本的误解。熊十力根据他的理解,认为本体论和宇宙论是人类思想的普遍问题,而没有看到这些术语的确是"西欧学人据其所有者分判"。就反向格义的思想路数而言,牟宗三与其师如出一辙。反向格义的结果是,我们把被人已经彻底批判否定的东西当作普遍有效的真理来接受,而西方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对我们的哲学研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     

"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导致近代中国政治话语系统的深刻变更 ,典型的表现便是“革命”与“共和”两词汇从古典义向现代义转换。“革命”的古典义是变革天命 ,指改朝换代 ;“共和”的古典义是“相与和而共政事”,指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 1 9、2 0世纪之交 ,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传入 ,二词内涵发生异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 ,承袭“汤武革命 ,顺天应人”、“相与和而共政事”的传统话语 ,又汲纳来自英、法的社会革命论与来自法、美的共和主义思想 ,赋予“革命”、“共和”以现代义 ,与世界义接轨。而日本人幕末、明治时期借用汉字旧词“革命”与“共和”意译西方术语“revolution”与“republicanism”,被流亡日本的中国政治家及留学生传输回中国。这两个挟带西学内涵的汉字词为方兴未艾的中国近代革命—共和运动所采纳 ,成了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中坚概念。“革命”与“共和”经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术语—从日本逆输入中国”这样一个跨国度、跨文化的传播过程 ,其间还发生改良派与革命派对两概念不同诠释的论战 ,其结果是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概念在中国逐渐普及。然而 ,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理念在中国被正确理解、健全     

"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

现代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始于王庸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地理学史》,此后,侯仁之于60年代主编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于80年代编写了《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其间虽然还有其他相关书籍问世,但上述三部风格迥异的地理学史著作更具典型性,从中可以看到在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反思建构中,西方现代地理学观念的影响。重视自然地理,重视古代地理知识的科学性,是这些地理学史研究的重要倾向。而具有这种倾向的诠释,却偏离了中国古代地理学体系的某些主要特征。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思"反向格义"问题在中国地理学史研究中的特殊的存在形式。当我们对这一问题有所自觉时,更应该意识到中国古代地理学,作为一套成熟的学术体系,乃是以王朝社会的发展为基础和主要关照对象的。     

"文学"译名的诞生

近代用于指语言艺术的"文学"(Literature)概念,首先是在西方生成、定型并得以广泛使用的.1840年代以后,在中国士人和西方传教士绍介西方的文献中出现的"文学"用例,虽然已具有近代意味,但仍主要立足古典义层面.直到1870年代初,日本学者西周以中国古典词"文学"与 LJiterature 对译,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学"术语才开始在汉语世界中出现.此后,伴随辞典编纂、文学史著作编写以及近代日本大学"文学"学科体系的确立,"文学"新词的内涵逐渐定型并得到广泛传播.在此过程中,"文学"与 Literature之间确立对译关系,"文学"观念实现近代转换.     

格义之学的兴衰及其佛学背景的演变

作为一种解经方法,格义用儒道经典中的概念来解释佛经术语,为佛教概念的普及提供了便利,但其在方便理解的同时也出现了背离佛教思想的倾向。随着道安等人提出的"附文求旨"的解经原则的确立,加上建立在《阿含》《毗昙》《般若》等经论之上的佛教概念体系的建立和佛教内在理解路径的畅通,格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逐渐淡出中国佛教的视野。     

论儒家哲学方法论的历史演进

儒家自先秦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宋明在逻辑层次与理论层面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儒家们对传统儒学方法的不断内省,以及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的借鉴,儒家哲学方法论进行了近现代转型.反向格义、辩证逻辑、解释学等方法被融入儒学.然而由于对"方法"问题认识的片面性,儒家哲学的"中国"特征受到了挑战.     

格义、反向格义中的是是非非——兼论气本论不是唯物主义

文章讨论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格义、反向格义的三个错误.其一,当代中国哲学中,用形上一词来解释metaphysica,这可以看作格义上的错误.如果认定气论是中国思想主根,形上指形式、质料这对范畴出现之前,因而与之对应的西文是pre-form(或pre-matter);形下则指形式、质料这对范畴出现之后,即post-form(或post-matter).Mataphysica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讨论万事万物是其所是的第一原因是形式还是质料,在气论看来,当属形下问题,因而译为形而上学是错误的.其二,唯心一词源自佛学"万法唯心(造)",故而无论形式(ideal、eidos、form)还是质料,均为法相,生于心.这就是说,唯心之原义是破idealism.可见用这个词译idealism是开了佛学的玩笑.其后再行反向格义,用唯物主义称呼气论(气本论),这是把气看作了质.今依亚里士多德思路,译idealism为形本论,相应地materialism译为质本论.气居形上,为pre-form或pre-matter;质与形归属形下.故而视气本论为唯物主义不当.其三,牟宗三对康德智性直观学说的批评,属反向格义;涉及怎样理解康德哲学中的bewut.牟宗三批评康德把自由看作公设,主张自由是呈现,根据在于有智的直觉.其实,康德讲自由为公设时,自由概念取存在体义.而在这个概念取心之能力义即看作纯粹实践理性时,则为呈现义.康德认为人没有智性直观(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牟宗三坚称人有智的直觉,实则牟氏所谓智的直觉在康德哲学中的对应概念当是bewut.牟宗三论智的直觉,主要依据是良知反观(或返照).bewut义为观照,则反观(返照)义当对应selbstbewut.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

20世纪以来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在引入西方哲学的观念资源来诠释和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意义上,其基本的研究模式与其使用"反向格义"来指称,不如以"援西入中"来描述。西方哲学"援入"中国哲学研究的正、负两种模式各具特点,效果亦不相同。对于作为一门"比较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资源"。中国哲学当下和将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不应当是"去西方哲学化",其诠释和建构恰恰需要与西方哲学甚至整个人文学科的深度互动。如此才能真正避免那种"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从而在"以中为主"的"中西双向互诠"中建立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     

人类学视角下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风格"

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风格",标志着一种成熟体系的形成,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当代实践对被选择了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世界各国的理论成果进行重新解释的创新性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本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必将是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国风格"的主旋律.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格局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反思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不必严格区分说”之提倡

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是中国刑法理论尚未解决的问题,二者之间存在着能否严格区分,以及如果无法严格区分该如何处理,是禁止扩大解释抑或允许类推解释的争议。反思争议,已有区分标准无力严格区分二者,扩大解释的概念本身也决定了二者确实无法严格区分;不过,既有的禁止扩大解释和允许类推解释的处理方案并不合理,前者偏废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后者则无法保全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事实上,如果认识到禁止类推解释的理由只是在于防止法官权力的绝对不受限制,二者之间本就无需严格区分,应当提倡一种“不必严格区分说”,即不必纠结于如何明确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实际也无法明确）,只需给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划定一个边界——被解释事项不能与刑法用语之间存在明显的文义相异即可。至此,二者的区分问题迎刃而解。     

理学与释"理"——试论戴震对朱熹学说的继承与扬弃

朱熹之学与戴震之学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理"的哲学阐释上。朱熹将"理"绝对化从而产生"理"的本体哲学,戴震将"理"纳入生活则形成了"理"的伦理哲学。戴震在对善、义、理、道等作阐释时态度谨慎,并无意指责程朱。     

“类”概念:中国传统法比附援引的思想基础

比附援引是中国古代司法适用中的一项技术,其在司法领域中的运用与中国古代的“比类”思维形式有关.中国古代在“比”的推理思维和“类”的类型化思维下形成了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比类”思维形式,比附援引则是比类思维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运用.“类”思想作为比附援引司法实践的哲学基础,保证了比附援引司法技术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道家思想中的权能经验及思想——以“道”和“德”为参考初步观察

道德是权能的重要表现,是构成及维持人类社会功能的权能模式,道德的权能可以说是文明秩序的骨干,"道"无处不在,无穷无尽,具有整体自反的特性,使自己不断重造再生而为万物生生不息的创化之元或泉源,"道"有超越性及内在性的特质,其内在性特质又称"德","道"与"德"在权能基础上本质是相同的,"道"是"德","德"是"道";原创字"道"字的原本语义内容是道的人的图腾物体,"德"字的古意也隐含于"道"字的形符,以直立的姿态行走的权能及能力为重点;"德"是持久正直的活动或行动的善德或超卓,人类虽有能力达成,但要实现正当或真实的人性,仍须靠努力;从广阔的角度考虑,中国哲学传统或是我们开展研究事业的最佳位置,要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先正确认识太古时期的语义学中的古代逻辑及文法。     

“超越”与“超绝”——方东美论中西天人之际

方东美是在中西交汇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哲学研究的。他以形而上学为中心,直探中西哲学文化的核心。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就在于"圆融和谐"的智慧,即他所谓的"广大和谐之道";西方哲学则是一种以"矛盾对立"为特征的"二分法"思想,它始终不能脱离"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和格局。相对而言,中国哲学精神在根本上具有优越性,它适足以构成对西方哲学的挑战,也是解救其理论困难的唯一解药。方东美的比较哲学研究,已经深入到中西思想文化的核心,但他夸大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优越性,其理论难免"东方中心论"的局限。     

略论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与形成

本文重点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与形成.文章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以时间为线索,分别对阴阳和五行的起源和形成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最后简要地论述了它们在具体学科中的运用与发展,从而说明阴阳、五行范畴的重要哲学价值,这对于明白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有启示意义.     

"启蒙"概念东渐之失及其方法论批判

中国"启蒙"概念自近代以来增添了西方文化内涵,而问题在于,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不自觉地将西方"启蒙"作了实用解读.通过对中西"启蒙"概念的语义分析,在比较视域下呈现中西"启蒙"概念的差异及其在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运用过程中走人的误区,强调当代中国应对传统文化中启蒙资源的向善内涵、当代启蒙主体的把握以及启蒙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上予以重视.     

“是”与“存在”——对西方哲学中Be动词的再考察

本文是对西方哲学中的Be动词的一个重新考察。本文指出,对Be动词的理解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而在根本上是一个对于无论汉语思维还是西方思维来说都成立的哲学的问题。本文首先针对西方哲学史中作为这一根本哲学问题的提出者的巴门尼德的相关思想,结合它的重要的研究者基尔克、拉文、肖费尔德的研究,做了具体的文本分析,表明"是"和"存在"的用法对于巴门尼德是同时成立的。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分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指出,这个问题在根本上不是基于哲学家的个人理解和个人认识,而是基于我们的语言和实在、思维和对象的特殊关系,Be动词除了表达一种属于语言和思维的逻辑判断关系之外,还由此表达一种确定的对象存在的所指,从而,对于Be动词来说,"是"和"存在"都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因此对主张单一地从系词"是"的角度来理解Be动词的哲学内涵的观点提出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