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鲁迅:赞者的缺失——鲁迅《青年必读书》阅读札记

在鲁迅解读史上,《青年必读书》事实上成了所有试图全面解读鲁迅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结”。相较于反对《青年必读书》、反对鲁迅的观点而言,我们尤其应该警惕的是那种表面上对其表示赞同,实质上却滑向了反对者的泥潭的观点。这些赞同的理由由于对材料的隔膜、理解的偏差,等等,同样是对鲁迅及其《青年必读书》的误读。将《青年必读书》置于1925年的时代语境及鲁迅这一时期思想、文化观点的系统之中来进行读解,文章认为,鲁迅在文中所说的“要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是一种策略化言辞,而是他生命中痛苦的文化体验的外化。     

用心灵贴近陶渊明自己——读吴国富新著《论陶渊明的中和》

在二十世纪初期,鲁迅先生曾经发表过这样警醒世人的的言论,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因为,他感到“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鲁迅:《青年必读书》,《京报副刊     

西方思潮对前期鲁迅的影响

一九二五年,北京的京报副刊曾经征求过青年必读书。鲁迅的回答是别开生面的:“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在附注栏内,又写了些颇为发人深省的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     

书评

论鲁迅与中国文化这一类题目的论著已经很不少,再想写出新意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最近出版的林非先生的《鲁迅和中国文化》却是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全书共五章“鲁迅论中国传统文化”、“鲁迅论启蒙主义”、“鲁迅论‘人’的命题”、“鲁迅论国民性”、“鲁迅论中国新文化建设”.这些都是鲁迅思想研究中最主要、也最寻常的课题,唯其如此、才显示出此书于寻常中开掘突破的学术价值.     

潜隐的文化情结--《呐喊》、《彷徨》对传统文化的眷念

《呐喊》、《彷徨》在文学史研究中一直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性文本,代表着新文化的“反传统”特征。其实这并不完全符合这两本小说集的实际。《呐喊》、《彷徨》既表现了新文化的价值立场,也保留着一定的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这种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错综纠缠,体现了鲁迅一种特有的文化情结,构成了《呐喊》、《彷徨》价值判断的多元性和思想意蕴的复杂性。     

30年代鲁迅语言观的变化及文化身份隐喻

20年代末至30年代,“五四人”在新的文化语境下重新分化与聚合,语言变革便更具文化身份的隐喻性.这一轮的语言之争不仅标示着知识者文化身份的转移,也预示着新的“权势身份”的生成,其间鲁迅的语言观也既有“存”又有“变”.鲁迅、胡适等能撇开分歧借《中国新文学大系》重新联手,是这些“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在自我反省中对新文化和新文学“正统”地位的重新强调,也是对各自“新权力话语”的探寻和确认.     

论鲁迅“新”的文化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那么,什么是鲁迅的文化思想,他的“新”文化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他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重温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他指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就是从“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着眼的;他赞誉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     

拓荒者的历史功绩

郑振铎在《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序言”中指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这时期最大的收获之一,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鲁迅是中国小说和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拓荒者。把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放在“五四”新文化革命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对我们深刻了解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旗手”和他对研究我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功绩,都是很有意义的。     

“青年必读书”

1925年1月4日《京报副刊》向当时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并专门印发了“青年必读书十部”的表格。副刊以收到先后为序刊载,胡适、梁启超,周作人、李小峰、徐志摩、潘家询、马幼渔、朱我良等先后各开了十部书。胡适开了《老子》、《墨子》、《论语》、《论衡》、《汉书》;梁启超选了《孟子》、《苟子))、《左传))、《汉书》;周作人开了《诗经》、《史记》、《西游记》、《旧约》;李小峰选了杜威的《我们如何思想》、摩尔的《伦理学))、达尔文的《种源论》、马尔文的《欧洲哲     

民族历史观照中知识分子的“交集’’——从张承志的散文看其对鲁迅的再阐释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是鲁迅对现代中国语境下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深刻反思,当代作家张承志的散文《致先生书》、《再致先生》、《鲁迅路口》和《文学的“惜别”》是通过个人阅读经验即“把握”对鲁迅文化理念的精神阐释,在日本情结、批判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捍卫民间精神性信仰等方面都与鲁迅产生强烈共鸣。这种民族历史观照的“交集”,既包括张承志试图从鲁迅身上寻求知识分子立身的精神资源,延续之后的“再阐释”也表达了全球化过程中保存文化多样性的当代话语。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陆耀东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１期撰文《“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传统文化》指出，“五四”时期的鲁迅，在家庭中，作为长子、长兄，在教育部，作为分管文化工作的官员，其言行大多未逾传统文化规范。作为大学教师，他在教学和学术活动中的“反传统”，主要表现为：敢于赞许文学中的创新和在研究中敢于发表创见。作为作家、思想家的鲁迅，则激烈地“反传统”，这是时代的需要，是文化急剧转型的必需，是创建新文化的必需。他的“反传统”内涵，在社会制度、封建等级观念、政教观念方面，主要是“破除”；在文艺等方面，…     

在寂寞和坎坷中耕耘——也是一种学术生涯

在大学任助教不久，就因发表了几篇文章被视为“异类”，从此坎坷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也为我积累了精神资源，对后来的研究工作大起作用。我的第一部著作是《虚室集》，被我的授业师王瑶先生评为“用鲁迅精神研究鲁迅”。我酷爱《野草》，较早从方法论的角度抓住了研究它的关键。《鲁迅与东西方文化》一书赋予了“鲁迅世界”一些新的价值形态。我与弟子魏韶华合著的《老舍的小说世界与东西方文化》影响较大。后又申请到两个国家项目《老舍与中国革命》、《老舍与中国新文化建设》，我认为老舍是鲁迅忠实的“接棒人”。我的老舍研究，总在竭力拓开一个全新的学术扇面。我的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更关注的是比较方法的运用。我不断寻觅和思索古今中外杰出作家之间共同的精神纽带即血缘关系，包括古与今、中与外、现代与当代作家精神血缘联系，来加深对他们的认识。     

重读鲁迅对老庄思想的批判——从"《庄子》与《文选》之争"谈起

发生于1993年的“《庄子》与《文选》之争”，反映了五四之后新文学阵营在对新文化的想象、设计与资源选取上所产生的原则性的分歧、分化与冲突，是鲁迅与20世纪30年代复古思潮进行斗争的一部分。从这场论争出发，联系鲁迅在不同时期对老庄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可以论证理迅对五四反传统立场的坚持，对“历史的循环”的警觉，对古书、古文字的否定，以及对引导青年问题的重视；对老庄思想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传统文化时的薄弱环节。而鲁迅正是在这一点上，弥补了五四的缺失，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     

鲁迅与巴蜀文化

鲁迅对巴蜀文化给予过强烈关注,将《蜀碧》视为“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并直接体现在对国民性的思考中。又在邹容《革命军》关于国民奴隶劣根性的批判中,找到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他对“五四”青年时期巴蜀作家群给予了充分地评说,并且大量编选巴蜀青年作家的作品。对巴金、沙汀、艾芜、周文等巴蜀现代作家给予过热情扶持。现代巴蜀作家沾泽于鲁迅甚多,他们对“鲁学”的建立,也贡献颇大。吴虞、郭沫若、敬隐渔等对“鲁迅学”的建构,都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     

无产阶级研究《红楼梦》的开创者——学习鲁迅关于《红楼梦》的论述

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新民主主义论》)并且多次号召我们:学习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开辟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光辉战斗中,在向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展开的英勇进攻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革命的精神财富。他对中国古典小说中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红楼梦》的论述,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学习鲁迅关于《红楼梦》的论述,是学习鲁迅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面》浅析

《一面》是一篇悼念鲁迅先生逝世的简短的回忆录.文章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九三七年被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作是署名“阿累”,当时是一个普通的电车售票工人.这篇回忆录极其细致生动地记述了作者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里与鲁迅先生邂逅相遇,当面领受先生赠书的情景,刻划了鲁迅先生同情劳动人民,爱护求知青年,慷慨助人的高贵品质,表达了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无限崇敬.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的著译在当时青年中所产生的深广的影响和巨大的教育作用.     

鲁迅早年对科学僭越的“时代病”之预感

鲁迅在20世纪初写有《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文,怀疑科学、物质文明无节制的极大发展,可能会构成对人生的一种“威胁”,他提醒如果片面地追求科学和物质文化,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和潜在的危害.鲁迅早年对科技偏至“时代病”的感悟和思考,对当今也还有尖锐的警示性.     

读中国书——《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求书目分析

1925年初,《京报副刊》举行了一次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活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参与的学者之众,推荐的书目之多,远非一般性个人荐书所能比拟,它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作为一种社会的要求,“读中国书”表现出不同的取向;时人著述的影响明显上升,“中国书”不再是个笼统的概念。这次书目征求活动,对于认识当时的思想、学术和社会,有重要意义。     

"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传统文化

“五四”时期的鲁迅 ,在家庭中 ,作为长子、长兄 ,在教育部 ,作为分管文化工作的官员 ,其言行大多未逾传统文化规范。作为大学教师 ,他在教学和学术活动中的“反传统”,主要表现为 :敢于赞许文学中的创新和在研究中敢于发表创见。作为作家、思想家的鲁迅 ,则激烈地“反传统”,这是时代的需要 ,是文化急剧转型的必需 ,是创建新文化的必需。他的“反传统”内涵 ,在社会制度、封建等级观念、政教观念方面 ,主要是“破除”;在文艺等方面 ,则主要是冲破、超越、创新 ,并非完全断绝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剑与书:越文化模式与鲁迅的精神结构

鲁迅与他所属的地域文化联系之紧密,为中国现代作家中所罕见。越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剑·书”的文化模式,对包括鲁迅在内的越人,特别是越地名士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乃至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起着制约、规范作用,形成了人的生存的深层维度,此实为决定鲁迅精神结构之“固有之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