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农村社会资本的重构

集体行动的难以达成,以及缺乏足够权威的领导,是当今许多农村陷入贫困的重要动因.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以信任、互惠为基础的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道德资源,可以有效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提升成员合作水平,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工具,是制度得以有效运转的关键.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村原有的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资本被打破,但以契约、法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道德规范的弱化、信仰的缺失、价值观的迷茫更进一步加大了社会的不确定性,现代中国大部分农村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因此,要以实现农民的基本国民权利作为拓展新型社会资本的基础,以农民结社搭建现代社会资本的载体,以培育新型权威作为社会资本转换的纽带,方能实现农村社会资本的重构.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中的农民能力建设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必须提高自身的能力以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然而,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国农民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其中有诸多因素限制了农民能力的发展。如传统的价值观念使农民缺少积极进取精神,降低了农民的行动能力;传统的礼治秩序会抑制农民个体意识的觉醒,降低了农民的自主创新能力;传统的人情关系限制了法治精神的构建,削弱了农民运用法律以自保的能力。因而,要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作为农村社会主体的农民必须改变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培养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能力,如现代人格、开放心态和法治精神。客观上,全社会应该积极为农民创造有利于其能力发展的各种条件。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社会资本理论尽管还不够成熟,但是它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我国农村不仅缺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缺乏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占有的社会资源水平低,农村缺乏现代社会信任,农村民间组织发育缓慢.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以培育组织型社会资本为突破口,通过农村文化建设,培育农村信任、团结和规范意识,同时要消除城乡间的制度障碍,扩大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     

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确立——从农民法律意识谈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寓于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之中。新中国建立后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乡村社会还是处于向现代社会的慢速转型时期,乡村秩序的基础仍然有传统社会的印记,社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使人们产生法治意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转型时期,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趋于解体,适应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需要建立法治基础上的新的社会秩序。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我国乡村有序治理探微

农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因素,其结构及变迁对乡村治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即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980年代后,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应积极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依此实现乡村善治.譬如,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构、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村民自治实体性价值、培育现代专业化农村组织及提高农民现代公民意识等.     

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资本培育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当中人们的信任、合作、互惠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等.社会资本储量丰富,才可能达成合作型博弈均衡,在此基础上形成自然的、持久的和谐社会.社会资本的培育和积累与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关系密切.政治是否文明直接关涉到人们的社会正义信念.政通才能人和,有正义才会有信任.政治文明建设可以为社会提供基本的秩序、实施教育、促进经济的繁荣、建立和有效执行正式制度维护社会正义、为社会自治提供空间、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引进社会资本增量等,通过上述途径促进社会资本的增加.必须将社会资本的培育放在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位置.     

差序格局下农村社会资本的重构——基于新农村建设中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传统差序格局下的基于亲缘、血缘和地缘的,以参与网络为载体的公民互惠合作等形式展现的农村社会资本出现了流失和匮乏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农村社会资本不足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软制约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要想取得满意的成效,必须在农村中重新建构以参与网络为载体的公民互惠,信任和合作等维度的新型农村社会资本。     

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对中国法治化作用的思考

农村社会组织的涌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能够为民主立法提供必要的组织基础,从而有利于制定体现农民权益的＂良法＂;能够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和舆论力量,从而有利于监督、制约农村的公共权力;能够为农村法治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从而有利于培育农村法治建设的社会根基;能够形成新型的农民权利保障机制,从而有利于农民权利的保障。为了推动农村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政府必须解放思想、加强监督,为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农村社会组织要加强自律、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公信力。     

通过市民社会走向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走向应是建设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一个关键条件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民间组织的成长,以形成对政府和公权力有效制约和制衡的力量。市民社会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和社会功能,并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构建市民社会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在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中国,可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构建市民社会,为建设民主法治社会奠定基础。     

公众法律意识问题浅析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法律与现代中国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当今 ,公众法律意识的淡薄已成为了推行法治的一大障碍。这种观念上的滞后有其来自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生产方式等深层次的原因 ,与今天的市场经济、民主与法制建设和全球化的大趋势格格不入。我们有必要通过法律认知、法律感受到法律最终被信仰 ,使公众的法律意识从淡薄到投入 ,进而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顺利进行。     

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转型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基础,亦促使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处于不断变迁之中。以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来分析农村社会秩序的生成,探讨社会转型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进而提出在转型进程中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与完善的对策建议：加强农村组织建设,推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推动法律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更新管理理念,推动以权利保障与民生建设为导向的社会管理机制建设;增强风险管理意识,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中的危机应对机制建设。     

“无讼”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无讼"既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诉讼的一种观念和看法,也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法律价值取向,它更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所追求的一种理想--没有纷争的大同世界.它与西方现代法治精神虽泾渭分明,但也一样是特定自然社会条件的产物.它们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负面的和正面的,鉴此,寻求二者契合,正视其积极、消极影响,方能理性进行现代法治建设.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解决机制

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是一个客观而普遍的社会现象。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在形式上表现为制度形态的法律文化与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之间的不和谐状态,在实质上体现为人治与法治两种价值的紧张状态。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有其产生的众多原因,从最主要而言,是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应当通过制定良法、法律至上、公正司法与法律教育来消解法律文化中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建设和谐的法律文化,从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

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依法治国中的价值

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交融是依法治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重要助力。追溯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明蕴藏的理论和经验,纠偏近代以来“效仿西法”“抑古扬今”导致的传统法律文化虚无主义和东西方法治文明无法自洽的境遇,是当今学人责无旁贷的担当。从历史解说现实,以古鉴今,发掘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可资借鉴之处,如“以礼入法、德主刑辅”与德法综合为治,“重民思想”与人本法治观,“家国同构”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贵和尚中”“无讼息争”与和谐法治,唯有如此才能使传统充满活力,才能固守依法治国之根本。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关于和谐社会的伦理学思考

当代伦理学的价值目标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六大特征完全一致,因而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的伦理学对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公正”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因为“没有公正便没有道德”、“公正即和谐”,这是中外伦理学的古老命题;当代伦理学认为,社会和谐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前提,因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落实社会公正原则,追求效率与平等的最佳结合,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此,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旗帜,加强“三公教育”即公正教育、公仆教育和公民教育,抓紧制度公正和民主法治建设,努力实现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本之策。     

民间法发展散论

在法学语境中,民间法一词至少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乡民社会中的传统民间法和市民社会中的现代民间法。因此,将民间法等同于传统本土资源,认为追求现代性就必须坚持国家法在法律发展中主导地位的观念是不正确的。民间法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遵循着一条螺旋上升式的进化路线。它的自我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推动、国家法的宽容和在意识形态上达成的共识。     

论法治意识

法治秩序与境界的确立,有赖于法治意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三个层面的一体椎进与彼此互动,其中公民法治意识,是公民对法律有充分认知、信任、依赖且以法律信仰为最高境界的国民精神状态,它作为法治主休内在的素质和精神动力,在中国传统人治社会转型现代法治社会的历史性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之,加快培植口民的法治意识,是决定法治国家能否实现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