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和欣赏中审美移情的客观性及其发生条件

审美移情现象在我国古代诗歌创作和欣赏中就已出现。《毛诗序》的诗经六义说中的“比兴”手法即属于此。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释“比兴”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意思说:“比”是比附,“兴”是兴起。比附事理的,是用切合又而有类似之点的事物来说明事理;兴起情思的,是依     

谈《大学语文》中诗词的“兴”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人的情感总是由一定的客观事物引起的。中国儒家早就认为艺术所表现的情感是人心“感于物”而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与外物无关的主观自生的东西。“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叶燮《原诗》)“感于物”而产生审美情感并将之物化为诗辞,这就是中国古代诗论所说的“兴”。 “兴”的本义是“起”的意思。《说文》:“兴,起也。从舁同,”舁是共举,同是同力。“兴”字甲骨文作“(?)”,“象四只手抬一抬盘之形。”(《甲骨文简明辞典》)先秦始以“兴”论诗。孔子说“兴于诗”、“诗可以兴”,意思是《诗经》能感发人们的某种情意。孔子所谓“兴”,是兴本义“起”的引申,指“由……感发(某种情思)”之意;含“起发”、“感发”之义。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他说“兴”是“起情”,即《诠赋》中所说的“睹物兴情”。从此“兴”以感物兴情或者说感物起兴的涵义被许多诗论家认同,如唐代署名贾岛的《二南密旨》说:“感物曰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宋代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中引李仲蒙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象声词琐谈

语言是思想感情的直接写照,如刘勰讲的“言以文远”;《左传》中“情欲信而辞欲巧”;《管子·戒篇》的“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讲的是真实的思想内容是需要优美的形式来表达的。在音乐理论中,有所谓“音乐的语言”,那么在语言中也应该说有“语言的音乐”。音乐和语言虽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靠声音来表现的,声音和谐者就美,不和谐者就不美。 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情采》里说道:“故言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情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可见,声音的丰富     

《檀弓》“有子与子游立”章新解——兼论先秦儒家礼论中的情文矛盾问题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进程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礼的内容与形式即礼之"情"与"文"间的矛盾。《礼记》中《檀弓》这一章记录了有子因不明丧踊之义,疑其无情而欲去之,子游反驳其说,提出礼有"微情"、"以故兴物"两大特质。旧说多释"微"为"减杀、抑制","故"为"礼仪节文",皆不确。"微"当释为"隐","微情"即"情隐于礼",强调情与礼义皆蕴于礼之仪文度数。"故"即"故事",体现了礼有源自传统的稳定性。《檀弓》此章凸显了儒家言礼者在情文侧重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子游反对当时出现的单纯重情、片面强调礼义的倾向,在重视仪文的基础上,主张义与数紧密结合,这一思路在荀子《礼论》中亦有体现。     

情理贯通 融理于情——语文教学语言技艺谈之二

我们可以这样说,所有的优秀作品和精美文章,都是既有情,又有理的,都是包含着情和理两方面的因素的。“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定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理是经,文辞是纬。经正纬成,理定辞畅。这是写作的根本要求。“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     

一条久不为人注意的义项——谈《孙子》“计”字的不寻常用例

《孙子》有这样两个句段: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重点号引者加)——《孙子·计》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孙子·虚实》     

赋与诗歌的形象思维

在目前所讨论形象思维的文章中,阐述比兴与形象思维关系者甚多,而对赋的艺术特点却缺少应有的重视;有的文章甚至有意无意地把赋排斥于形象思维之外,应该说这是片面的.赋、比、兴是从《诗经》开始就大量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最初与风、雅、颂合称"诗六义".在《周礼·春官》及《诗大序》中排列的次序是:风、赋、比、兴、雅、颂.这个顺序是否有特别的意义,已很难详察,但古人并无重比兴而轻赋的意思,大约是不成问题的.什么是赋?郑玄《周礼·春官》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孔颖达疏《诗大序》,则云:"诗文直陈其事,不譬者,皆赋辞也."宋代李仲蒙论赋比兴注意诗的抒情特征,故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说有异同,大旨相近.凡"直书其事"(朱熹语),不借物发端,求诸比喻者皆是赋.它表现形象,是直接的刻划、描绘与叙述.     

试论古诗之流——赋

<正> 《周礼·太师》云:“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亦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里所谓的“赋”,究为何意?历来学者的认识很不一致。或以为指作诗方法,即铺采摛文,直言其事;或以为是用诗方式,即使于四方,歌诗显志;或以为乃赋体之原始,即六义附庸,蔚为大国,亦即班固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前两说,虽略不相类,但古今学者,多有附和,几无异词;而后一说,虽亦有赞同者,然持异议者却不乏其人。例如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诠赋》校注中说:“赋、比、兴三义并列,若荀屈之赋,自六义之赋流衍而成,则不得赋中杂出比、兴。今观荀屈之赋,比、兴实繁,即士(?)所作,有狐裘龙茸语,三句之中,兴居其一,谓赋之原始,即取六义之赋推演而成,或未必然。”李伯敬和褚斌杰同志也都继承其说,并从几个不同方面作了发挥论证,否定第三种意见①。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侔式推论新解

侔,是《墨经》中关于说和辩的一种方式。《墨经·小取》:“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孙诒让认为侔是“谓词义齐等,比而同之。”伍非百说:“何谓比辞俱行,谓取形式同一之辞,或增之,或减之,以观其结论之是否同一也。”又说;“侔当今直接推理之附性法,用两辞相比而行,以求其另一辞之是非。”     

论“兴”在魏晋审美实践中的语义转换

在中国审美批评史上,人们对"兴"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所以如此,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往往都把"兴"看作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其实"兴"在魏晋及魏晋之前的涵义是不同的,在魏晋之前取的是"托起"之义,在魏晋之后则多取"情兴"之义.所谓"托起",也即"托事于物",以外物托起人事;所谓"情兴",即兴致、兴会,它主要表现为一种忽有感发、突与心会、兴高采烈、不可遏制的淋漓情致."兴"在魏晋审美实践中的语义转换,与魏晋玄学对心性至善以及道德直觉功能的宣扬无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中的重情思潮

心学主张良知"彻上彻下",反对割裂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在心学学者看来,情与性处于为物不二的状态,故情具有浓厚的心性学价值,真情即至性。王学所言的本心是万理毕具、虚以应万物的至善本体,恶是心体迷失本来面目也就是不真的后果,真与善在心学中几乎可以划上等号。而情恰具有真挚无伪、直入人心的特征,因此,便具有了重要的心性学价值,情深便可体道,也唯有情深方可体道。因此,受心学影响,晚明文学中的情是高度道德化的,真情即理本身。晚明文学中的情与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情在审美形态上有所区别:它肯定情感的强烈,并将其视为"真"的必然后果。晚明的情对"理"还具有推动作用,晚明文人关注形而下的人情日用,主张因情制礼,将人情、人欲之大同视为理的基础与准则,拒绝礼的僵化与异化,从而赋予理以周流变动、与时俱进之义。     

祝尧的古赋艺术论

祝尧<古赋辩体>将风、赋、比、兴、雅、颂等六艺手法引入辞赋批评中,认为古赋艺术手法的特点是比赋合用,情、理、辞三者兼顾.祝尧的古赋艺术论与其古赋本体论、古赋流变论一起构成了他的古赋理论体系.祝尧以情为本、情在理先、理由辞出的文论思想,是对六朝情采论、宋朝情理论、辞理论的总结,开明代以来文论之风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诗缘情——曾国藩诗歌初探

曾国藩一生于学问领域用功最多者是诗文,其诗文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里精确阐明:"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他的情是地道的"爱恶悲愉",他的情强调了人的本性.消除了儒家气息.忧国忧民之情、思乡之情、兄弟之情、朋友之情渗透于曾氏的诗歌中.     

论谢灵运诗情、景、理之圆融

在谢灵运诗中,"景"是"理"的感性显现,"理"是"景"的内在灵魂;"情"借"理"来抒发,"理"附"景"而默存;情景之间借"理"来沟通.情、景、理是三位一体、高度统一的,是一种圆融的状态.其中,悟理是核心,写景是凭借,抒情是目的.     

评《锦瑟》诗的笺解

梁代的著名批评家钟嵘在他的诗论专著《诗品序》里,是这样·探讨诗歌的艺术性的: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浅议《鱼我所欲也》中几个释义

一、原文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1]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赋比兴源流浅探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告诉我们,一定的创作方法是人们从一定的世界观出发对创作经验的总结。我国传统的“赋比兴”创作方法,是前人总结了《诗经》的创作经验,并经过历代许多作家的探索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赋比兴”的历史演变,深入地加以考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诗歌创作艺术的规律及其特征。最早提出“赋比兴”的是《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中也说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     

章学诚“史德”说新解

史学界对章学诚<史德>的解读有不同看法.笔者研读之后提出三点新的认识:一是章学诚指出"识"有三种:断义之识、击断之识、文士之识.二是"史德即心术"实为史家之思想品德.三是章学诚所云"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之"天",不是指客观历史事实,"人"亦不是指史家.只能按章氏之说理解,即"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因而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不是指正确处理史家主观与客观历史的关系,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真相,而尽量不加之以主观;而是说史家尽可能使自己的气合于理、情本于性,同时不增加气、情"违理以自用"、"汩性以自恣"的程度.     

从"高上心思"到历史判断——对阿罗频多"历史—心理学"的一点理解

阿罗频多看待人类社会的精神进程，是用了“历史—心理学”的眼光，此即精神哲学的应有之义。吾人判断历史，乃以古往今来的社会事件为对象，其客观依据是“事理”,其主观依据是“情理”,徐梵澄先生则说之为“思心”(mind)与“情心”(heart)。二者合之，静态地说是“结构”,动态地说是“功能”,动静一如可曰“辩证的直觉与具体解悟”(牟宗三)。在阿氏的语境中，知觉性之高境涵摄知觉性之中、低境，故情、理双彰只可在“高上心思”也即“情心”中寻。阿氏认为，人(类),这一憧憬最高者，追求神圣者，他(她)不能只为“身体”而心思(动词),也不能只为“心思”(名词)而心思，应为“高上心思”乃至“超心思”而心思。这乃是人类创造历史的本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