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健康、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一个区域差异分析视角

本文运用CGSS2015年的数据,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收入不平等、健康和社会公平感等角度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绝对收入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相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健康自评程度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社会公平感知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上的差异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     

政府质量与国民幸福:文献回顾与评论

政府质量是导致不同国家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根据相关文献将政府质量划分为技术质量和民主质量。技术质量是指政府的行政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水平,民主质量是指民意表达程度和政治稳定程度。政府技术质量对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幸福起着关键作用,而政府民主质量对发达国家居民的幸福发挥主要作用。政府质量通过影响社会非正式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支出结构等方式影响居民幸福。     

再分配与幸福感阶层差异的变迁(2005-2013)

本文利用两期CGSS的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2005年和2013年不同社会阶层的幸福感差异，并尝试从国家再分配能力变化的视角探讨其原因。首先，通过年度比较发现，所有职业阶层的主观幸福感皆有提升，但由于测量问题，需谨慎对待这一结论。其次，同一年度内不同职业阶层间的幸福感差异可以被收入变量和教育变量所解释。再次，中下阶层，尤其是农民和无业下岗阶层的幸福感上升幅度远大于中上阶层（管理者和专业人员阶层）。然后，用分层线性模型（HLM）分析发现，这一阶层差异变迁和国家近十年在财政汲取和再分配水平上的提升有关。在2005年较低的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下，其增长更有利于提升较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但在2013年较高的水平下，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的增长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无差异化影响。这些结果说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再分配力量对人们生活机遇和福祉的影响日益凸显。     

中国社会保障公共支出省际比较研究

在借鉴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研究的经典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依据中国31个省份的年度截面数据对影响各省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的因素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模型检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各省级政府的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政府力量是造成各省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差异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单位体制因素,再次是经济发展水平因素。     

经济增长中的最优税收与公共支出结构(英文)

本文将Barro模型关于内生公共支出的基本特征引入chamley模型,考察了经济增长中的最优税收与公共支出结构问题。利用两阶段逆向归纳法,分别探讨了社会第一优和次优的税收与公共支出结构的一般条件,并通过一个具体例子给出了最优公共支出与税收的显示路径。最后通过数值计算,对中国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进行了估计。     

不确定性防范与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基于反事实框架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评估了不确定性防范对城市务工人员的影响,并获得了一些重要发现：(1)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差异,参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但参与医疗保险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2)四种不确定性防范手段对城市务工人员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的总贡献率接近10%,其中参与失业保险的贡献率最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变化符合享乐适应理论,即随着不确定性防范措施的逐步实施推广,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可能会返回到未采取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前的水平。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基于地级市数据的估计

基于我国1996—2010年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利用FE模型估计宏观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宏观税负水平每增加1%,经济增长将会放缓0.59%。进一步研究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结果表明:现阶段宏观税负水平的增加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但其对资本形成、劳动力投入、经济开放和城市化却有着积极的刺激作用,也有利于经济增长。     

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实证检验——基于8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通过提出一个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的公共债务模型,并采用80个国家2001-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在多因素交互作用下,公共债务率如何作用于生产性政府支出,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不是一种简单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和异质性的交互关系.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受到税负大小的影响,而且也受债务率的影响,这些因素会交叠在一起产生作用.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建议政府在充分发挥公共债务积极作用的同时,严控债务增量和结构,警惕债务上升所引发的财政和金融风险.     

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创新创业绩效关系的研究

选取120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探讨了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创新创业绩效的关系.其中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通过主观幸福感、创业心智及心理弹性三个因素衡量;创新创业绩效又分成客观及主观指标进行衡量.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创业心智及心理弹性均与创新创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创业心智会对创新创业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预测;心理弹性对主观幸福感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和显著的正向预测.结论表明:主观幸福感、创业心智及心理弹性均对创新创业绩效有着积极影响;创业心智越高,创新创业绩效越高;心理弹性越强,主观幸福感越高.     

挤出还是促进——地方财政分权、市场化与低保救助水平差异

利用2013年全国市级有关数据,采用回归方法构建两个递进实证计量模型,考察地方财政分权、市场化对城乡低保救助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地方财政自给度和市场化水平均对低保救助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村低保救助相对城市对地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的敏感度更高,科教文卫支出对低保救助支出存在非常显著的良性互动关系.建议进一步完善事权与财政支出责任相匹配的机制,提高地方财政自给度,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权责边界,提升地方市场化水平.     

源于身份的隔阂:人口多样性、社会信任与犯罪

本文以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人口多样性指数，并将其与288个城市的数据相匹配，检验了人口多样性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多样性是导致城市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之一，且这一发现是稳健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即人口多样性通过削弱社会信任水平导致犯罪率的上升。进一步，从地区制度环境和民生支出水平两个角度展开的实证检验发现，产权保护越完善、民众对法庭越有信心，政府在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上的财政支出越高，人口多样性对犯罪率的影响越弱，说明良好的制度和较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具有显著的犯罪治理效应。本文的发现为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各级政府的犯罪治理政策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科学把握犯罪治理的着力点。     

中国民众主观社会地位的地域差异:基于对CFPS2012成人问卷数据的“虚拟情境锚定法”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2012年成人问卷数据，通过“虚拟情境锚定法”研究中国民众的主观社会地位差异，探讨当前中国社会的分层现状。研究显示，当前中国社会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存在地区差异。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个体的后致性因素（如教育、职业等）对社会地位认同具有更加显著的影响，而在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评价标准。本研究体现了“虚拟情境锚定法”善于处理主观抽象概念的特征，这种方法在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将会有很广泛的应用空间。     

政府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就业效应探析

从内生框架下跨期最优化条件来看,政府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消费者风险规避系数的大小,如果消费者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大于1,则政府消费性支出结构对均衡劳动供给量的影响为负,政府生产性支出变动对均衡劳动供给量的影响为正;如果风险规避系数小于1,则政府消费性支出变动对均衡劳动供给量的影响为正,政府生产性支出变动对均衡劳动供给量的影响为负;如果风险规避系数等于1,则政府支出的影响呈中性.选取中国政府支出、居民消费以及居民就业量等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城镇居民就业对政府消费性支出较为敏感,而农村居民就业则受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影响较大.     

时间之窗与时间之创——留守经历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时间效应

本文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基于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累积留守时长、结束留守时长、留守阶段、留守时监护类型等维度分析了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有长期负面影响,并具有“双重时间效应”：累积留守时间越长,对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造成的负面冲击越大, 且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并不会因结束留守时长的增加而回升; 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呈现“初中留守＜小学留守＜学前留守”的逆向递增特点,即学前阶段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键窗口”;无论是哪个阶段,单亲监护和祖辈监护都会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呈现“单亲监护>祖辈监护>双亲监护”的特点。     

目标制定策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述评

目标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假设.已有研究证实,目标的意义性、目标内容、制定目标的语义表达方式、实现目标可用资源与元认知策略以及目标制定者的道德品质等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相关.亲密性目标、精神类目标、再造力目标有助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升,而能量型目标则易产生消极情绪;积极、正向的语义表达方式有助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可利用资源越多,越有利于目标的实现,进而越能有效提升主观幸福感水平;元认识策略的合理性及阶段目标完成后及时的正向强化,可保持目标活动的新鲜性、意义感、趣味性,从而促进目标的实现.目标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领域、时程、方法和理论假设等方面还需要强化.     

农村社会保障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

农村社会保障不仅消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使农村消费需求得到扩张,还提高了农民收入,缩小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而这两方面作用最终均提高了中国居民总体的消费需求。以中国1992—2011年的人均农村转移性收入数据代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支出,以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总额代表居民消费需求,通过对两者增长序列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不仅协同性显著,而且还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社会保障有利于拉动全社会的消费需求。     

基于缓冲储备模型的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测算研究

本文选取缓冲储备模型研究我国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分别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很强,主要受收入、住房支出和医疗支出等不确定性影响;教育支出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越来越高,医疗支出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逐渐降低,住房支出对储蓄的影响波动变化,可能与住房改革有关;西部地区与全国的预防性动机最相似,解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变量相同;东部中部地区解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变量是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意识及进行金融资本市场改革是解决我国当前高储蓄率的必要条件。     

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的效率视点

社会保障体制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改善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启动居民的消费需求。社会保障水平应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过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会抑制劳动力需求和劳动供给,损害经济效率;更重要的是,过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使社会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形成社会保障支出增长和信息不对称的恶性循环,最终阻碍经济发展。应当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原则,选择最优的社会保障水平。     

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文化消费研究

新城镇居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文化需求与文化消费问题。文化是新城镇居民融入城市的桥梁。调查显示,新城镇居民人均月文化消费支出约为117元,约占其月平均收入的4?1％,不论是文化消费额还是文化消费支出与月收入之比都偏低。同时,新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居住地文化设施、新城镇居民身份认同、身体健康状况也对其文化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市民身份认同既是影响文化消费的因素也是以文化消费促进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的中介变量。因此,从有利于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的角度出发,一方面要从文化本身出发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另一方面要跳出文化审视文化消费,尤其是要培育新城镇居民的身份认同。     

我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比较分析

当前,我国过度依赖出口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国际贸易环境逐渐恶化的冲击;要使我国经济继续长期保持稳定增长,必须依靠拉动国内消费市场,特别是要拉动农村居民和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而由于我国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异,农村居民在实际收入、教育、医疗、养老等水平上都显著落后于城镇居民,这些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异,为农村居民创造平等的经济和社会保障环境,是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最根本措施.此外,我国目前对于中低收入居民的税负水平相对较高,国家应通过调整个税起征点等措施降低对于中低收入居民的税负,增强其消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