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恒产者的恒心:农民工住房状况与就业稳定性研究

采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地级市数据合并,探索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机制.首先,基准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在打工所在城市有住房的农民工,其就业稳定性更高.其次,通过对可能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观察发现:住房产权通过房奴效应和锁定效应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房价上涨会提升有房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最后,根据住房类型、就业身份和代际差异进行的异质性探讨发现:自有住房产权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最高,租住政府公租房和单位住房者的就业稳定性高于租住私人住房者,而居住临时住所者的就业稳定性最低;住房产权对雇主型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大于雇员型农民工,对中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大于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从经济增长与社会融合角度的研究

大量农民工住房存在过度拥挤、环境恶劣和居住分割等问题,不利于其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获取信息和获得机会,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加剧了社会分割和贫富分化。在回顾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北京市微观数据,发现"城中村"中移民的劳动力产出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普通住房社区中的移民,恶劣的居住环境阻碍了农民工劳动力产出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本文基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互动关系的理论,解释农民工聚居区的住房供给能力与居住环境质量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合的机理。改善农民工住房条件和农民工聚居区居住环境的公共政策将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融合。     

居住空间、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目前学界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关注较多,但对于居住空间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空间角度入手,探讨居住空间和社会距离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住房产权有利于增加农民工对"本地人"即城市居民这一身份的认同。居住的区位越靠近市区,越有利于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与农民工聚居形式相比,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混合社区更有利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社会距离会降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同时社会距离在居住空间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文章据此提出,我们要保障农民工拥有自己的住房,减少居住区位带来的机会差异以及尽量实行分散居住,同时要不断缩小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从而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政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城市化需求,"职业非农化—居所城市化—生活市民化"是其融入城市的基本步骤。而住房是目前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难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低下,居住格局呈聚居状,这为城市底层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土壤。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困境的背后是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鼓励社会参与,构建住房资源动态配置体系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住房困境的根本出路。     

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比较研究

作为城市移民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是关系城市发展的重要群体。本文使用"上海市新白领"调查数据和"长三角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据,从社会交往、身份认同、住房、教育等方面对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进行了比较研究。实证结果发现:高学历对新白领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学历越高留城意愿越强烈。社会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新白领的留城意愿有显著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与本地人交往的程度越深,留城意愿越强烈;对新白领而言,本地化身份认同感越强,留城意愿越大。住房(购房状况、购房意愿、购房可能性)对新生代农民工、新白领的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拥有住房、打算在本地购房、购房可能性越高的新白领、新生代农民工,其留城意愿越强烈。     

农民工市民化的促进措施研究

受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的市民化是不完全的,农民工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不同步,进得来城市但融不进城市。表现为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市不同权,收入低,市民化能力弱,绝大多数只能居住在城中村、棚户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构建"半市民化"进程中伴生的不良现象的预防机制,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加快社会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工市民权,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中国城市规模与居民婚姻收益

基于2000年、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及2015年中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构建中国婚姻市场匹配数据库,测度各城市居民婚姻收益,在此基础上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中国城市规模对居民婚姻收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居民婚姻收益越低,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城市规模扩大会导致地区住房成本的提升和婚姻匹配质量的下降,从而对居民婚姻收益产生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规模对婚姻收益的负向影响仅存在于早婚、适婚居民以及低学历居民中,且对农业户口居民婚姻收益的负向影响比非农业户口居民更显著。本文旨在拓展城市化与中国婚姻市场的相关研究,为城市住房保障、基础教育扶持、家庭合理分工、青年婚恋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参照。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通过对成渝两地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居住和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方面满意度不高,在城市社会交往中略显保守。农民工目前普遍不愿放弃农村土地换取城市户口。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显著因素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虽然所调查成都和重庆两地农民工在基本特征上有差异,但其城市融入意愿、障碍及原因并无显著差异。因此,成渝两地统筹城乡实验经验可以互相借鉴。在尊重农民工意愿的前提下,采取市场化导向措施,以公租房、正规就业和农地交易为突破口,进行综合配套改革使农民工能够有资本在城市生存并进而真正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也是我国城市化建设不断深入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现有同质化的农民工住房保障模式难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住房需求,存在政策落空的潜在风险。未来的政策设计要着眼于长远,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的多元化需求,以城市融入为价值目标,构建差异化、多元、分层的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这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协同、合作,创新公共政策,加强规划引导,合理设计居住空间和就业地域,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常规化、制度化运转。     

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再认识与城镇化转型——基于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

目前我国城镇化研究多关注城镇化水平量的层面,而忽视了结构层面。从新增城镇化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对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再认识,有助于清楚地把握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实质,发现存在的真实问题。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发现扣除城镇自然增长人口和农村转移人口之后,由城镇地域扩大所带来的城镇人口增长对城镇化水平提升的贡献占据很大比重,而进城农民工所占比例较低,且持续下降。未来推进城镇化水平的持续快速提升,应通过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购买住房,提高其举家迁移的比例,使农民工留守家属进城代替通过"撤村并居"扩大城市面积,成为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贡献力量。对此,应推动城镇化由集中型向分散型转变,引导农民工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降低居住市民化成本,实现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小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有效结合。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以黑龙江吴村建筑农民工群体为例

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将一系列服饰、语言、表情等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象征标记.虽然改革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但镌刻在人们身体和认知空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惯性延续.因此,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农民工入城就业及其法律保障

农民工入城就业既是城市化的必然伴生结果，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的主要途径。目前困扰我国农民工入城就业问题的主要障碍是没有在制度层面获得公平分享城市资源的权利。因此，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从事体面劳动的权利以化解来自城市的社会屏蔽，是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共同面临的重大任务。功能主义所揭示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暗示了农民工入城劳动的可行能力以及自由选择权的问题。而城市劳动规则系统、劳动身份平等、劳动权利启蒙、职业工作能力提升和多元劳资纠纷解决，是当前农民工体面劳动和就业保障的核心制度设计。     

空间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城市不融入”探究

现阶段,农民工作为城市化的建设者和贡献者,遭遇到无法融入城市的不公平境遇。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空间理论为解释农民工“城市不融入”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基于空间理论分析,造成农民工“城市不融入”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空间设计下的户籍制度具有双重逻辑：既带来“城”和“乡”空间对立,又形成“农民”和“市民”身份排斥;地域空间中,住房的缺失与“城中村”形成,“寄生空间”与“城市空间”对立;认同空间中,“市民”的空间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怀疑无法达成心理共识。要解决农民工“城市不融入”,应在制度空间、地域空间以及认同空间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特征及其治理:上海例证

特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有其内在根源与特定路径,职业分类、生活方式与代际分化促使其形成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融入意愿,其流动路径的形成源自于其城乡生活经验的内在身体化,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于"流动性"所带来的地域文化差异体验与"新家乡"情感意识的自我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治理策略在于分类考察不同职业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研究其社会融入的意愿动机、生活经历、群体组织以及社会交往等,在此基础上探寻如何重塑城市社会信任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从而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福利政策、文化生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条件与协调作用重新予以思考。     

社会变迁与东北城市社区矛盾冲突问题的产生

由于东北社会剧烈变迁引发的社区矛盾冲突问题可划分为七种类型，即：政府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问题；房主与房管部门及物业间的矛盾冲突问题；社区服务和社区经济方面的矛盾冲突问题；失业下岗人员社区就业和家庭矛盾冲突问题；社区内组织间及社区与居民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问题；外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进社区引发的矛盾冲突问题。社会变迁是引发这些社区矛盾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应以社区冲突为突破口加强东北城市社区建设。     

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对兰州市民族关系的影响——以兰州市七里河区为例

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采取民族学实地调查法与参与观察法,总结归纳城市化进程中的兰州市民族关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采取量化统计的方法,分析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情况,并进行了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研究结果显示,兰州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村青壮年人口;人口的流人以本区、邻近省份为主;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活动主要以务工经商为主,多从事第二、第三产业。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人城市,不仅对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同时也使城市民族关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建议政府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与管理,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城市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维护城市社会稳定。     

社会排斥理论视角下进城农民工住房需求问题的研究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居住空间是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对进城农民工表达了强烈的社会排斥。文章建议扩大廉租房制度的覆盖面,将包括进城农民工在内外来低收入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以满足他们基本住房需求。不过扩大廉租房制度的覆盖面必将会使资金供给不足问题更为突出,笔者认为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除了加大财政投入外,还要广开融资渠道。     

保全模式:给农民工多一点关爱——解读张全收的亲情化管理模式

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在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过程中,自身的主观感受与情感却被人们所忽视,而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同样是农民工创业榜样的张全收在组织、转移大规模的农民工到城市就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保全模式＂实现了给农民工多一点关爱,为农民工城市就业搭建了情感保障的绿色长廊。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     

传统到现代: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转型及困境

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正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其婚恋观和婚恋行为现代化特征增强,主要表现为追求婚恋自由、婚恋自主,婚恋理性化和时尚化程度提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面临着一些婚恋困境,困境的消除需要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政府、社会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