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来曾识渊明”——辛弃疾学陶浅说

宋代文人自苏轼以来,和陶、拟陶,蔚成风气。苏轼不仅有多达百首的和陶诗,而且以词隐括、化用陶诗,这直接影响了南宋词坛。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闲居江西上饶和铅山期间,也酷爱晋末诗人陶渊明。他曾经“读渊明诗,不能去手”(《鹧鸪天》序);还常常“细和陶诗”,聊以解怀。辛弃疾拉杂引用陶涛的词,有五十首左右,这远远胜过他驱遣其他任何一个诗人,如庄、屈、李、杜的典故。辛弃疾是一位“金戈铁马”的英雄,他的词以“悲壮激烈”(《宋史·本传》)著称。辛弃疾学陶、引陶有什么特色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庄、禅名实论比较研究

名实论在庄、禅二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两者皆从道的立场出发讨论名实关系，认为“道不可名”。但庄子以“名不定”和“道体浑然，万物齐一”立论，禅宗则以“文字性空”和“自性具足，无所染着”标说。两家又都承认“名”的工具性，禅宗则更进一步从“不执空”和“随其机宜，巧施方便”的角度肯定“名”的作用。庄、禅均采用了“反逻辑”“持取对边”“随说随扫”“沉默做相”等方法“假名言道”，在各自的历史语境中又都带有话语革新的意义。庄、禅之名实思想各有渊源又互相渗透，由此共同促成了两者的共性与差异。     

闻一多的风采——闻一多与胡适、梁实秋、吴晗、朱自清、鲁迅之比较

闻一多以一个纯粹的诗人、艺术家、学者,而终于觉醒,“从沙龙书斋走上街头,从狭小的个人兴趣走到关心人类的生活,立在时代的尖端嘶声呐喊”,成为“我们时代的一支火炬”。闻一多转变的“学术标志”是“由庄子的礼赞转而为屈原的颂扬”,其思想标志则是在组织     

从稼轩词看辛弃疾生命价值的取向

中国文学史上,象辛弃疾这样集名卿儒将与文人骚客于一身,“风节建树,卓绝一时”的文学巨擘,不能说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是寥若晨星。作为“陶写之具”的稼轩词不仅形象而又真切地表现了“一代之豪”辛弃疾的生活志趣和人生追求,同时也真诚地坦露了诗人在人生梦魇下苦苦挣扎的生存体验和与命运抗争以求得心灵解脱的艰难历程,抒写了他在生命旅途中的大喜大悲,大彻大悟。“写尽胸中、块磊未全平”(辛弃疾《江神子·和人韵》,以下凡引证辛弃疾的作品不再注出作者的姓名),稼轩词正     

辛弃疾爱国思想辩——与王永健老师商榷

在一九七八年第二期《江苏师院学报》(社科版)上,很高兴地读到了王永健老师《试论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局限性》(以下简称《试论》)一文。王老师在这篇文章中,颇多独到见解,使人深受启发。细读之余,亦感文中有可商榷之处,作为一个学生,很愿意提出来,求教于王老师及其他老师。王老师在《试论》中给辛弃疾作了“南宋爱国诗人的翘楚”等评价后,接着告诉我们,辛弃疾之所以有此评价是后人对他“片面地着眼于为数有限的爱国诗篇”而“立论”的,辛弃疾的爱国主义思想“有着深深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烙印。它非但不能和今天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相提并论,也不可同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等量齐观。”辛弃疾及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论宋代的理学、禅学与诗学

在宋代特定历史条件下 ,以理学为核心的宋学一方面以儒学为本 ,另一方面又广泛汲纳道、释、玄学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哲学 ,以构建“新儒学”体系。比之儒家思想促成道德教化与道家思想促成自然情趣的文学规范 ,禅学显然更具有艺术性实质 ,而比较各种文体 ,诗又显然是最具禅意的文学 ,宋代诗学由此形成以禅论诗的观念。宋代理学对禅学的含容利用与以禅论诗的宋诗观念的形成 ,其间有着互为影响的作用。首先 ,诗、禅关系促使儒、释文化渊源相交织 ;其次 ,诗人构思、儒者求道、僧徒参禅三者在最高境界上的相似 ,促使文人在不同的领域中形成方法的通用 ;再者 ,在宋代诗学建构中 ,除诗人言理习禅与理学家以诗禅言理之外 ,诗学理论的空前繁荣则构成更为重要的因素 ,而宋代诗论往往正是理学与禅学、理学与诗学、禅学与诗学交相融汇的结果     

建国以来的辛弃疾研究

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辛弃疾,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光辉的作家之一。在他身后,除为我们留下了六百二十余首词外,还有诗一百二十余首,文十余篇。辛弃疾以他高度的文学成就,浇灌了后代无数诗人。正因为如此,自南末起,就有人开始研究辛弃疾,以后各代均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取得了一定成绩。建国后,人们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从事辛弃疾研究,成绩日著。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85年年底,国内共出版有关辛弃疾的图书,近二十种。其中以传记和校注本数量最多。属于传记方面的,有夏承焘、游止水同志的《辛弃疾》、唐圭璋同志的《辛弃疾》、邓广铭同志的《卒弃疾(稼轩)传》及新近出     

试论李翱心性论思想体系

李翱的哲学 ,继承先秦儒学成果 ,吸佛纳道 ,它以“诚”为主体 ,形成了自己的诚本体论、诚统性情的人性论、诚明的复性方法 ,以及至诚的修养境界 ,构建了从本体论、人性论、修养功夫到理想人格的一套完整的心性论思想体系。在境界、内容、思维方式和倾向上直接开启了宋明理学 ,是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过渡的关键的理论环节     

作诗犹爱邵尧夫——论辛弃疾的诗歌创作

辛弃疾南归后在思想上受到理学思潮的影响,加之其退居时期自解自慰心态的需要,故而更多地服膺于邵雍观物识理、“吟咏情性”的思想和诗学观念,并取法于邵雍的“康节体”诗,走了一条与其词的创作并不相同的道路。然尽管如此,辛弃疾在诗歌创作中写其退居心态,直抒胸中志趣性情,亦能关注社会人生,风格则或平易朴拙,或奇崛傲峭,多有可观,因而仍是正确、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辛弃疾思想性格和心灵世界的重要窗口之一,虽然他的诗歌创作也一如邵雍,不免时有一味说理,较乏形象,过于直白的缺点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思想史视野中的白居易——读《白居易评传》随想

白居易是与李白、杜甫并世而称的大诗人,当时及后世皆以“诗人”目之。而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则以思想史的视野来观照,以发掘有着丰富生活经历、坚强操守、跌宕于宦海波澜、饱含热情的“诗人”白居易的丰富思想及其给后世文人所提供的范式意义,凸现通常为人所忽视的白氏的思想活力及价值取向;认为白居易是以诗人面目出现的、为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本文在评述的同时,探讨思想及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及方法问题,倡导重视以某一领域“专家形式”出现的思想家及其思想之研究,关注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影响。     

孟子宣传思想简论

孟子面对“圣人之道衰”、“邪说暴行又作”的局面,立誓要“捍先圣之道”。他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提出了行“王道”、弃“霸道”的主张,认为“霸道”只能“以力服人”,不能使人心服;而“王道”则“以德服人”,能使人“中心悦而诚服”,并主张将“性善”之说传播天下,“扩而充之”。他身体力行,周游列国,“善推其所为”,大力鼓吹自己的学说,以达“正人心,息邪说”的目的。孟子在宣传活动中,讲究“善言”,因材施教,“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坚持“准绳”,“至诚”感人,还力主“亲炙”法,使人直接熏陶于强大的社会舆论之中。     

论二宫尊德的修身之道及其现实意义

二宫尊德是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和农政学家，他的思想核心是报德，即报答天地、人类、社会的养育之恩、培植之情，以发展经济、富民强国，构建和谐社会。而报德首先要从自我修养做起。因此，他兼采神、儒、佛学，尤其是儒学的精髓，形成了自己的修身之道，即“至诚、勤劳、分度、推让”之道，并通过实践律己律人，从而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二宫尊德虽已故去，但其修身之道可为现代人学会做人，贡献社会的镜鉴。     

论民国新诗与庄子本体“一”之关系——以郭沫若、朱湘、闻一多、废名为中心

民国时期的新诗与庄子哲学思想体系的本体“一”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尤其体现在郭沫若、朱湘、闻一多、废名的新诗中。不过,尽管都是借庄子的本体“一”阐发淑世理想,它们却凸显了这些诗人不同的认知理路：郭沫若在吠陀经典与盘古神话的影响下,将庄子的“丧我”语义置换为“大我”;朱湘对古老神话叙事进行消解,勾勒出庄子“真宰”的本体与分化双重特征;受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观和中国民间传说的合力牵引,闻一多对庄子本体“一”的书写寄寓了智识分子陷入“一”和“二”的精神困境;废名则在冥想人生、文明与战争之关系中,努力揉合佛、道的种子学说,进而实现自利、利他的“归一”。总之,诉诸“以庄入诗”的诸多方式,民国诗人们贡献了新诗领域里一块独特的文化版图。     

由《易》而出的"中"道价值观

中国传统哲学的“中”道价值观源于《周易》的贵中说。《周易》以卦爻位是否居中推衍人事,在中则吉,离中则凶。儒道两家传承了《周易》的贵“中”思想,并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形式丰富和发展之。儒家积极崇尚“中庸”,形成了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价值观;道家积极倡导“自然”、“无为”,形成了返本复初、回归“自然”的守“中”价值观。儒道互补使中华民族独特的“中”道价值观更加完善,对中华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金代佛教与李纯甫学派的兴起及接受——兼谈对金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几点认识

金代士人佞佛风气助生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思想派别——思想史家称之为“王苏余派”,即李纯甫学派。因佛教在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体系中的异端性质,作为金代影响深刻的思想家、文学家,李纯甫在接受史上不可避免受到批判和遮蔽。代表清代官学的《四库全书总目》极力批判其异端思想的“无忌惮”,主张雅正思想的元好问《中州集》则“讳而浑其词”。历史上受佛教因素牵连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在思想史、文学史中的接受中不免遭遇被削弱甚至最终由此消亡的命运,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佛教还深刻影响古代文献的生成形态。《中州集》小传对人物叙写的刻意处理,使人物原本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有所丧失,“现实诗人”变成了作者笔下的“理想诗人”,所谓“以诗存史”也并非客观的“存史”而是主观的“写史”。     

论郭沫若早期思想、诗歌和泛神论的关系

在研究郭沫若早期思想和诗歌时,“泛神论”的影响是必然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但是,泛神论在诗人早期思想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它怎样具体影响诗人的诗歌创作?影响有多大?看法却颇不一致。有的同志曾经夸大它在诗人思想中的地位和创作上的影响,说泛神论是当时诗人世界观的“核心”,是诗人“培植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温床”,甚至     

论庄子的自然观与其"三言"表达方式的统一

庄子的万物齐一、因任自然的自然观,决定了《庄子》一书行文表达上采用了“三言”的形式。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作品产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寓言”,“借外论之”,借寓言以论“道”;“重言”,借重“往古佐证”以申明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学说;“卮言”则为“无言之言”,是庄子表达“道”的“言”之最高境界。庄子的自然观与“三言”的表达方式的高度统一,正是庄子“以天合天”思想的具体体现。     

试述早期全真道与仙学内丹思想之差异

本文以内丹学发展和变革为背景 ,首先比较分析了早期全真道与仙学内丹思想方面的两点差异 :一、在哲学观上 ,早期全真道注重从心性角度诠释本体概念“道” ,认为“道”是本具物质功能的精神实体 ;仙学则侧重从物质层面来解释“道” ,认为“道”是本具精神功能的物质实体。二、在方法论上 ,早期全真道主张首先要“明心见性” ,仙学则主张首先要神气相守 ,“以神驭气、以气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