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报刊工具理念的历史进程

报刊自产生以来,就始终是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在社会结构中被赋予何种职能或工具性角色,取决于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始终处于不断变革过程中,因而中国报刊工具性角色的确认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先后出现了"社会舆论工具"、"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阶级专政工具"、"大众传播工具"等工具理念,并且随之形成了相应的新闻传播模式.本文对这些工具理念展开了全面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反思,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形成更加科学的传媒哲学观,从而促进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21世纪迈上新的历史台阶.     

论毛泽东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毛泽东认为新闻具有阶级性、真实性,新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新闻写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和正确的舆论导向。他重视新闻的宣传功能,强调新闻队伍素质的“红”与“专”,主张“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反对党八股,倡导新文风。毛泽东新闻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闻观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新闻工作的指南。毛泽东新闻思想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建设和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

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必然要求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政党是领导阶级去进行斗争的工具。世界近现代史上出现过资产阶级政党领导资产阶级和其他群众(包括劳动者、工人)去反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去反对封建阶级和以后同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受到深刻教育,懂得要反对资产阶级必须要有自己政党的     

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兼与《为文艺正名》作者商榷

今年第四期《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文艺正名》的评论员文章,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给予了尖锐地批判。文章认为,“当前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一个共同性问题,这就是文艺创作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其原因,“就是创作者忽视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而仅仅把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简单的工具”。文章在分析批评中,还把“工具”说认定是“四人帮”一整套唯心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论基础”。因此,文章认为,要避免公式化、概念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就必须彻底批判“工具”说。     

以“和谐”为名的不和谐杂音

《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29日第四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建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大厦》一文。该文以宣传“建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名,却散布了一些不和谐的杂音。杂音之一: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和谐社会”,“宣扬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必然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外反动势力”。该文在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说:“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和谐社会”。这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我感到这个观点是很不准确的。胡锦涛同志在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渊源时指出:“按照马克思…     

对“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的异议

编辑同志: 你院1979年第三期学报办得很活跃,富有生气。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受到很大启示。看了孙书第同志的《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文,受益不小。但总觉得还有些问题,值得商榷。我认为,文艺固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又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如果不是这样,文艺的作用是否失之狭隘;其次审美作用,非“阶级斗争”一言所能蔽之的,这大概是常识。把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是形而上学的,是“四人帮”惯用的伎俩。 诚然,古今中外,一切艺术作品无不带有作者主观意识成份在内。在阶级社会里,这些作品自然是或明或暗,或强或弱,都具有阶级的属性。但若因此把它们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显然是荒唐     

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新闻思想

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新闻思想主要包括:报纸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报纸的作用是迅速广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舆论一律又不一律,报刊宣传的策略和艺术,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政治家办报。毛泽东新闻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无产阶级的报刊实践结合起来,使新闻事业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但毛泽东新闻思想中也有严重的缺陷,如片面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片面对待新闻自由问题,轻视报刊的监督功能。     

社交媒体时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传播

社交媒体时代,新的媒介生态和传播工具助推着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社交媒体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传播的目标和策略上展现了独特的依存和"共谋"关系。社交媒体的使用挑战了旧媒体的传播逻辑和传播形式,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信息传播、选民动员、社会舆论引导、政党领袖形象塑造、政绩和合法性宣传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传播策略上依托社交媒体平台,紧紧围绕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注重民粹主义的风格和修辞,并基于道德和身份框架设置议程,以实现民粹主义目标。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以民众的名义试图构建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的同时,也给欧洲的民主制度、民众心理、政治秩序和政党格局带来了一些现实的隐忧。在新的媒介传播平台推波助澜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未来的发展动向值得持续关注和警惕。     

论媒介商业化与从业者的人格转型

新闻媒介本来是普通的社会舆论工具,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媒介及从业者形成“工具人格”,阻碍了我国传播业的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后传媒成为一种产业,新闻媒介获得市场自由人的地位,从业者也转型为独立人格。新的历史条件下,主导传媒业的新闻专业主义和商业主义又造成媒介既独立又不独立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最终要落实到新闻媒介的产品上。     

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历史的必然

政党制度是各国的阶级斗争状况、现实条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意志,并为其根本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和“两党制”,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发展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两党制”和“多党制”,就是两个或多个资产阶级政党交替组     

论邓小平对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贡献

作为早年曾直接从事过新闻工作 ,后来又长期从更高层次上指导新闻工作的我党的卓越领导人 ,邓小平长期以来不但很好地坚持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 ,而且结合实际 ,从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内容 :( 1 )提出了新闻事业党性原则在思想上的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2 )明确了新闻事业党性原则在政治上的要求——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坚决同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行为作斗争 ;( 3)强调了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组织保证——大力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市场经济条件下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方针与传统

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国的新闻工作者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新闻方针与传统是他们认清自我、面对困难与挑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新闻方针与传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几代革命者新闻活动与经验的总结 ,它既体现了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 ,同时又特别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方针与传统 ,具体说来就是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原则、坚持舆论监督、坚持新闻改革     

融合发展、综合创新:2016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述评

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在2016年有了新的发展,通过文献梳理、对比分析,将2016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归纳为9个方面。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等系列会议上的讲话,指明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和定位,深刻回答了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新闻舆论观是指导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重塑和改变着中国新闻业,“媒体+直播”的模式成为众多媒体突出新闻现场感的报道模式,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始变革新闻生产方式,VR技术进入媒体领域并不断深入,社交化媒体成为重要的舆情场域,在社交化和数字化变革发展中的新闻业呈现危机与机遇并存的局面;媒体融合从业界的媒体创新实践上升到国家战略,媒体融合成为传媒集团创新实践的重要手段,学界也对媒介融合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解析,反思了目前媒介融合的难点和发展瓶颈,认为亟需从业态的媒介融合转向社会形态的媒介融合;在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过程中,传统媒体需要通过媒体平台间优势资源的互补、重组与整合,通过组织融合和机构创新实现战略化转型;数据新闻成为新闻业重要的创新实践,在改变新闻生产方式的同时衍生了出其他社会现象,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和同质化阅读普遍,数据新闻缺乏深度和人文思考的问题突出,应以政府为核心实施“大数据战略”,增加数据新闻的新闻温度;新媒体产品创新的理念和产品重构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媒体发展进入了社交基因全面渗透时期,新媒体从业者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片面追求市场效应和商业利益,应促进社会化媒体的舆论健康发展;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多种意见的集散地和多元价值观的呈现场所,应从政策法规方面完善网络安全管理,明确各行为主体要担负的互联网治理责任,优化互联网治理模式,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让网络生态逐渐好转;在“互联网+”环境下,当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做的却是“+互联网”,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应在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中反思新的理论面向和学科范式,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入认知传播视角思考传播学研究的本土转换,反思新闻学的规范性研究;新闻传播院校应推行适应新闻业变化的新闻传播教育,要明确人才培养定位,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升新闻传播人才综合实力。     

当代中国政治思维的历史性嬗变

政治思维是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和内在逻辑,执政者政治思维的进步标志着执政能力与治国思想的发展和成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果断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实现工作重心向现代化建设的转移,使政治思维发生了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性转折;体制和政策的理想主义色彩淡化,政治思维具有明显的务实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快了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过渡,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与世界经济接轨,自觉融入全球化进程,政治思维由封闭走向开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我党政治思维实现了由单级思维向辩证思维的历史性飞跃。     

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

东汉自和帝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代表社会、象征国家的皇权被两派势力异化,士大夫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被严重剥夺,统治岌岌可危.作为专制政权组织基础的士大夫对此忧心忡忡.为匡时救世,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拯救活动,大致可分为舆论层面政治批判和实践层面对弊政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纠治和打击活动.士大夫的社会拯救活动对改善黑暗政治和维系东汉的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缺乏对君主专制制度本质的认识,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很少触及深层政治结构.但其批判时弊精神使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保持一定的舆论开放和相对独立的批评、监督力量,降低了专制制度的封闭性和随意性.     

论在多党合作制度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法律依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 而是在领导新民主义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个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专政, 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建设等理论, 都是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基本理论依据。宪法规定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规定四项基本原则是一切党派和法律所必须遵循的前提, 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合法的领导地位。     

孤星社·铸魂学社·中国少年劳动党--关于中国少年劳动党历史的梳理

中国少年劳动党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个进步党派,经过一个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从孤星社时期的文化斗争,到铸魂学社时期的抗日救亡活动,再到正式组党时期的民主政治活动,构成了一个清晰的演变脉络.中国少年劳动党从文化活动走向政治斗争、从结社到组党的历程,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重要表征,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当时政治斗争的情形.     

新时期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研究述评

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和分析视角,当前学术界主要从舆论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特征、社会转型的需要、党管媒体原则、舆论所蕴含的力量、当前社会舆论态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方面考察提升舆论引导水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针对新时期舆论引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一要遵循新闻宣传和传播学的规律和方法;二要以人为今地考虑受众心理特点和社会民生需求;三要推动网络等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良性百动;四要建寺国家舆论战略,健全舆论引导格局和机制：五要正确处理舆论引导和舆论炼督的关系。当前提升舆论引导水平方面的研究,亟需在原有的新闻传播学途径基础上,引进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政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方皿的视角,尤其是要结合当前中国的政治情势和国情特色,强化从执政党能力建设视野来研究该命题的学术取向和问题,加大对执政党和政府这一关键性舆论引导主体的能力结构、实践模式、运作方式等方面的研究。     

政党与宪政关系的二元分析

从立宪史的角度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立宪实践的世界潮流。从逻辑的角度看,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行动逻辑的转换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择斗争哲学作为自己的行动逻辑,不仅是由于受到了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崇尚斗争哲学的理论影响,也是在实践中克服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消极影响和改善革命行动效率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未能将斗争哲学转换为和谐哲学,与未能成功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和对矛盾斗争性的地位与作用的误读有关。邓小平强调安定团结与反对"大民主"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行动逻辑上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过渡的关键性环节。倡导和谐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公共职能问题与执政党群众基础问题进行科学认识的必然结果。和谐哲学体现了一个成熟的执政党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