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诗坛的西部坐标——论新边塞诗文学史方位

20世纪80年代初崛起的新边塞诗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现象，是观察当代诗歌发展历程重要的西部坐标。本文试图将新边塞诗放回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之中，以其他诗派和文学现象为参照系考察新边塞诗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文学史角色。     

论“新边塞诗”的在地性

新边塞诗的创作者多为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迁居新疆的外乡人,以垦荒劳动为核心的在地体验塑造了他们的地方认同,这也就是新边塞诗在地性的发生。20世纪80年代初,进军主流诗坛的压力迫使诗人发掘边地的“中心感”,于在地性和全国性之间求取平衡。同时,他们对新疆的在地认同中潜藏着对故乡的怀想,在诗歌中表现为故乡—异乡的复调。新边塞诗在地性所内含的双重矛盾,映现了新中国一代进疆知识分子主体性建构的精神履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军区隶属关系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身生产部队,作为现役部队,它同新疆军区之间是隶属关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逐渐脱离了与新疆军区的隶属关系,“文革”中又恢复了同新疆军区的隶属关系,直至新疆兵团的撤销。20世纪8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新恢复后没有恢复与新疆军区的隶属关系。     

全球一体化催生的一株诗坛奇葩——中韩生态环境诗兴起脉络初探

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生态文学,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影响到了中韩两国的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后,中韩两国诗坛上先后兴起生态环境诗。虽然中韩在社会基础、诗歌自身发展等因素上存在着各自差异,但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下,生态环境诗则形象地表达了两国诗人对工业文明的共同思考。     

庞德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发起人埃兹拉·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德为中国新诗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诗歌创作又对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左翼诗人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     

从“九叶”成员到“脱颖而出” ——1979—1993年穆旦诗歌接受史

作为新诗史上的经典诗人,穆旦在新时期被“重新发现”的现象与时代语境的变迁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初,在政治因素、传统诗歌观念、读者接受理念等多重因素的囿限之下,穆旦诗歌的个体性与现代性价值遭到抑制和遮蔽,穆旦诗歌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艰难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文学语境的变换与文学研究观念的转型,穆旦现代主义诗歌的价值和地位逐渐得到学界的接受与认可,其本人也从“九叶派”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诗人。     

新中国60年伊克巴尔诗歌研究的回顾与分析

伊克巴尔是著名的南亚穆斯林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对伊克巴尔诗歌的译介始自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前后则有了新的发展,主要研究内容涉及伊克巴尔文化身份的界定、其诗歌中的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及美学和诗学观等。伊克巴尔诗歌创作的主题与风格决定了中国读者对他的接受和喜爱,而中国的时代及社会文化背景亦主导了新中国60年对伊克巴尔诗歌研究的步履。总体的研究状况是,既有研究不乏洞见,但仍存在研究群体有限、视野不够开阔等不足。     

两晋至唐宋时期庐山诗歌研究综述

据统计,以"人文圣山"庐山为背景进行创作的历代诗人多达3 500人,诗歌总数有16 000余首。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庐山文化研究的兴起,庐山诗歌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根据已取得的研究成果,解读庐山的文化底蕴和山水审美价值,有助于庐山诗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文章四友”和盛唐边塞诗——兼谈边塞诗的文学渊源

<正> 关于边塞诗繁荣的原因,论者多从社会背景,诸如边境战争频繁、边塞与内地交通便利、诗人向往边塞立功等等方面去解释,而很少从边塞诗自身发展中进行探讨。有的文章竟得出这样的结论:唐以前的文学史,“边塞之作只象夜空里时隐时现的几点孤星”,“盛唐边塞诗人在接受传统方面基础极其薄弱”。这种论断很值得研究。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边塞诗源远流长。《诗经》中《东山》、《采薇》,即已涉及边塞生活。汉乐府中的《出塞》、《入塞》,便是年代很早、影响很大的—种边塞诗。     

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对都市病态的解读

20世纪30年代初,现代派都市诗歌有了一定的发展,这其中不乏对都市的赞美和批判。但在诗人对都市病态的批判中,不仅散发着诗人自身的气质,也包含着诗歌产生的社会背景。     

从"白话诗"到"新诗"

本文讨论五四诗歌革新运动中从"白话诗"到"新诗"的演变过程。认为在"白话诗"时期,是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中寻求突破,致力于"工具"的改革和形式的解放;到了"新诗"时期才改变自己的写作背景和思想艺术资源,在内容、诗体、修辞上全面接受西方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人民公社制度与兵团农垦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人民公社制度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国家同时代在我国农村和边疆地区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进行的制度创新,二者具有可比较的基础和内容。通过二者的比较旨在吸取人民公社制度解体的经验教训,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借鉴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论“九叶”诗人在1940年代的会合

"九叶"诗人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诗人群体,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群体在1940年代的第一次会合,主要得力于西南联大的诗歌圈和《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个刊物的整合作用。会合后的"九叶"诗人,成为推进新诗现代化的一支生力军。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历代新疆兵屯发展及其对兵团的时代借鉴

新疆自古就是我国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为了防御北方民族的侵扰,稳定河西,屯垦新疆成为历代统一王朝经略边疆的重要目标。凡有军兴,必有屯政,兵屯成为解除国家威胁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和保障。因此,历代兵屯在西北边疆经略中发挥了戍边、保证军事后勤供应和稳定社会的作用,具有先行主导的重要战略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进疆大军的生产建设,初步奠定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为国家西北边疆安全、新疆行政管理制度建设和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时代作用。     

《蓝星周刊》发行与内容初探

1950年代是现代主义导入与狂飙的年代,也是现代诗运动与论战狂热的年代。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等,都有引领风潮或推波助澜的功绩。《蓝星周刊》是蓝星诗社第一份机关报,是其最初发声的园地。研究1950年代的诗社、诗刊或文化,遗漏这个重要诗社的发表场域,恐将失之偏颇。《蓝星周刊》不仅在1950年代台湾贫瘠的新诗土地上提供发表园地,提倡抒情与纯正诗艺,也清楚显示蓝星诗人维护新诗的积极态度,更挺身检讨自己创作的缺失,以此勉励诗人们要有反躬自省的精神,以走出当时虚无晦涩与政治干扰的创作气氛。本文以全观的角度,从《蓝星周刊》的发行与编辑、作者与作品、翻译与评论来探究体会当时诗刊出版环境之不易,与诗人理想之坚持,更多的是不同多元声音的发现与传播。     

“新边塞诗”的历史经验

＂边塞新诗＂、＂新边塞诗＂和＂西部诗歌＂相互混淆,泛化且淡化了重点和特征,使得读者和作者都难以认知把握＂新边塞诗＂;宏观视角、＂大我胸襟＂的主流性或意识形态性,也使得＂新边塞诗＂的景观和情思呈现出明显的单一性,制约着后来诗人的跟进和发挥;＂新边塞诗＂的书写内涵和书写方式,又与后起的诗歌潮流相悖,最终也就后继无人。这是＂新边塞诗＂淡出诗坛的根源,也是应该记取的历史经验。     

农业团场之持续与剩余及社会成本

兵团农垦团场的性质和功能框架决定了农垦团场组织目标的非单一性,表现为农垦团场承担着许多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社会成本。农业弱质产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经济剩余水平不能承载较高的组织成本,这种规律性体现在以农业为主的农垦团场的运营中就是高产低效甚至亏损。理解这一规律有助于认识当前制约农垦团场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并以此来指导农垦团场的改革推进其可持续发展。